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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5 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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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1]受莫斯启发的交换理论，将礼物馈赠视作一种创造、维持并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这些社会关系可以是合作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敌对性的（Mauss 1967）。因此，在社会整合的辩证过程中，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Sahlins 19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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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循这一理论传统，下面的探讨将从下岬村民的关系概念开始。关系是地方世界的动态结构，它可以通过无止境的礼物交换过程来加以最好的说明。接下来，通过分析礼单所记录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考察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最后，我将讨论姻亲联系和社区关系在下岬村民的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的发现对宗族范式在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适用性构成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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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夫在其对交换理论的总评中，区分了结构主义视角和动机分析视角。前者主要与人类学家相关，后者则主要在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流行（参见Befu 1977：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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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本土的关系概念与地方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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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都为下岬村民们感觉其关系网络的方式所吸引。每当我讨论礼物馈赠主题或者别的社会交换形式时，村民们就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 “社会”这个说法。一位受访者把他家关系网络的扩展解释为“在社会上混得好”的征兆。私人关系被叫作“社会关系”，而那些在社会交换的情境（诸如婚礼或社区仪式）中活跃的人们则被称为“社会上的人”。[1]应该指出，对于村民们来说社会这一范畴并无清晰的界限。在关于北京或者村外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讨论当中，社会一词可能是指整个国家。当村民们在讨论社区事务时，这个术语又被用于指称他们的村子。然而在多数情况中，社会可能是意指围绕某一个体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网络。这是身处地方性世界之中的村民们理解关系的通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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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某一关系网络中不同私人关系之特点的地方范畴有三个：（1）“实在亲戚”，（2）“靠得住的”和（3）“一般亲友”。根据当地的定义，我把这些术语分别译成关系网的“核心区域”（personal core）、“可靠区域”（reliable zone）和“有效区域”（effective zone）。“实在亲戚”由一个人的家庭成员组成——亲近的族亲与姻亲——比如兄弟姐妹、亲姑舅表亲以及妻子的兄弟姐妹。这一群体也是一个人的亲属网络的中心，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既通过血缘同时也通过相互的责任与权利而联系在一起。“靠得住的”由一个人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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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组成。核心区域与可靠区域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最好的朋友可能被认为较亲戚还要亲近，从而可能进入一个人私人关系的核心。与前两个范畴不同，“一般亲友”包括了更多的人，而且在吸收新成员方面也更为开放。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一些屯亲，都包括在一般亲友之内。一般亲友在理论上可以扩展到整个村庄社区的范围，因为乡邻关系（coresidence）以及成员意识也提供了相互扶助和其他交往的必要渠道。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把整个村庄纳入到他们的私人网络之中，因此村民们通常把乡村社区视为私人关系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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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访谈和礼单分析，我在图1中呈示出关系网络的结构布局。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关系区域的划分在实践中只存在于社会互动——特别是礼物交换——的动态过程之中。图1实际上再现了一个象征空间，它依据私人关系可靠性程度的不同而被划分成几个区域。一个个体村民的地方世界，由核心区域、可靠区域、有效区域以及村庄共同体组成。越过这些区域，这个人将进入外部世界。原先的关系在那里几乎毫无用处，他（或她）不得不求助于短期的、工具性送礼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变成了一种办事的手段；而在村庄边界内则不能这样做。这一基于可靠性的象征空间不仅包括了亲属关系，而且包括其他的个人纽带。因此，它不同于萨林斯著名的原始交换模型。萨林斯（Sahlins 1972：199）将亲属距离作为决定三种互惠类型的主要社会变量，这三种互惠类型是：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亲属的亲近度（proximity）并不总是必须导致慷慨的行为；而且，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会对客人们、生人乃至潜在的敌人表露出非同寻常的热情。莱博若批评萨林斯道：“他把亲属距离、社交能力和慷慨这三个变量看作是完全重叠的部分，仿佛它们必须彼此聚合在一起；而这三个变量本来应该被看作是部分地重叠。”（Lebra 197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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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礼物馈赠关系与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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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箭头表示在每一送礼场合中所牵涉的私人关系的跨度。关系依据可靠程度分组，从最可靠的（核心区域）到可靠性最低的（村庄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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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些送礼场合及其情境，除了祖先祭祀以外均已在第3章中详细地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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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的游行，其间下岬村民们要向游行参与者赠送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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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种要求新婚夫妇在旧历新年期间拜访近亲的地方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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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种要求新婚夫妇生了头一个孩子以后拜访近亲的地方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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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呈现出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关系区域实际上的边界是在礼物交换的动态关系中维持的。在既定关系网络中，离中心越近，牵涉的送礼关系就越多。核心区域这一个人关系网络的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部分，涉及除工具性送礼活动以外的所有礼物馈赠活动；工具性礼物主要是被用在社区界限之外。在可靠区域与有效区域之间存在一个弹性地带，在那里人们得以调整他们的相互关系。关系网络的规模，主要依据个人扩展他（或她）的可靠区域和有效区域的努力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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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某些情境中存在清晰的界限，它通过图1中不带箭头的直线反映出来。针对祖先祭祀（第9条）的礼物馈赠严格限定在父系近亲，或者如村民们所说的五服以内；而作为一种年度游行的秧歌舞则包括所有村民，从而代表了整个村庄社区。第3章讨论的爱情信物主要与婚姻有关，因而象征了婚姻家庭的边界。换言之，这些礼物馈赠关系分别界定了夫妇结合体（conjugality）、父系继嗣（patriliny）和社区，从而代表了一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姻亲关系、父系亲属关系和乡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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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和表达性与工具性送礼活动之间的分界相平行，可以在村庄社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出来。正如图1中所示，除了最后三类礼物交换以外的其他所有礼物交换，都属于表达性的礼物类型；而所有的工具性送礼关系都越过了村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三种礼物特别是贿礼（第22条）之上。显然，行贿的礼物馈赠只是众多送礼关系当中的一种而已。因此，那些仅仅（或者主要是）基于贿礼分析的早期研究，难以全面把握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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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许多礼物关系是无限度的（在图1中以箭头表示），尤其是婚礼和葬礼情境中的礼物馈赠关系。间接付酬与行贿礼提供了把村民们和村庄外部的人连接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机会。在很多村外的礼物馈赠情况中，市场交易和礼物交换混合在一起，这时货币礼物既作为报偿又表示感激，例如雇请民间乐队，或者找中医看病。通过这些交换以及其他市场交易，村庄和外部世界相连接。另一方面，个人关系网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在村界之内。因此，对多数村民的生活而言，关系是个人的地方性世界或者他们所说的“社会”。这种概括关系网络的本土方式，可以从人们对于“死门子”的态度中得到更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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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关系网对于下岬居民在村内确立他们自身来说至关重要，那么那些没有培养这种网络的人无疑被置于不利的地位。当地把这些人叫作“死门子”——与“走后门”这一著名术语一样，这里的“门”意指私人联系或关系。这些人一般被认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不会做人”。后一指斥听起来更严重些，但含义是一样的，即：这个人未能在社会中确立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从而暴露出对于为人处世的无知。因此，“死门子”象征了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象征了他们在社会交换与网络建构领域中的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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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本土用语。在河北省的北部，那些极度内向、不能维持私人网络的人被叫作“死皮”，而在山东省的农村地区则叫“死性”。应该指出的是，“死”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被用作修饰词。考虑到中国人对冥府凶险的普遍信仰以及与此相关地对死者的畏惧（如，参见J.Watson 1988b），这些用语的否定性内涵就显而易见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网络建构方面积极而能干的人则被广泛地描述为“活”，其字面意思指灵活、活泼、朝气蓬勃。例如，说某某人“路子很活”，意思是指有很广泛的私人关系，因而是非常能干的、灵活的、重要的。在这里，汉字“死”和“活”构成了在死板与灵活、无能与能干以及最后在（社会性的）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趣的二元对立。关系网络的社会重要性，在这些描述性用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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