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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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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俗在缔结婚姻活动的文化场，集聚着白族传统民间文化，让人在美乐、美居、华服、美食的享受中，生物性需求与社会性规制都得到满足。在美轮美奂、有声无声的人言物语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社会道德的教化，使社交礼仪得到规范，等级划分得到明确，社会秩序得到稳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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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礼仪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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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的民族民间文化在婚俗中得到集中展示，主要由礼乐、服饰、建筑等组成。礼乐享受在满足精神需求、承载民族情感宣泄的同时，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等级秩序与陶冶情操，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教育手段。民居建筑在追求宜居、与自然万物相合的过程中体现伦理要求；白族服饰中的审美偏好是对民族优秀品质的追求和赞赏，也建塑着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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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乐中的怡情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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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乐包含了诗歌、音乐和志，自古以来主张乐必须要受制于“礼”，既要体现音乐的规律，也要宣扬仁德、仁政、和谐，表现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保持着一种理性的人道的控制性质，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24]这种有节制而合于天地之性的美乐思想影响着白族的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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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礼乐文明的生活，成为白族的喜好，所谓“三斋抵不过一曲”就是这种精神追求的最好写照。大理的许多村镇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乐和礼顺的社会风尚。在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喜爱戏曲和兴建表演场所的习俗在大理一带蔚然成风，洞经乐会也十分普及。在白族婚礼上，从迎亲到宴客都要奏乐，乐曲有《迎宾曲》、《迎新娘调》、《催妆调》、《一杯酒》、《龙上天》各种曲调，按时吹奏。在众多村寨的婚俗中，《吹吹腔》、《大本曲》和众人参与的歌舞，白族人民借助肢体语言与声音的魅力，搭建起民众祈求大自然、与神沟通交流的桥梁，并实现对文化的调适和再造。在大理州洱源县凤羽、炼铁等白族聚居村里，当地的白族人家每逢婚嫁等民俗活动，都要举行板凳戏演唱会，以营造热闹气氛，祈保平安，表达情思。所谓板凳戏是演唱者坐在板凳上，围着“果酒席”，在锣鼓、唢呐、二胡和笛子等乐器的伴奏下，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相互配合的一种地方传统戏。各角色的唱词除了传统的以外，大部分由演唱者根据现场情景临时发挥，让主办的东家和来捧场的观众在思想上发生共鸣，起到娱乐和教育的作用，深受白族人民的喜爱。本主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白族传统婚庆文化的传播与继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白族传统的宗教精神与艺术情趣相契合，能歌善舞的民族情趣与根深蒂固的宗教精神形成的心理基因，构成了独特的人文品格，成为白族世代传承、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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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婚礼中，诗歌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客人对新人的祝福词。二是酒席中通过民间谚语、猜谜语等打趣的方式进行“闹席”，作为社交聚会的游戏方法和娱乐手段，可以烘托气氛，既交流了思想心得，又能锻炼才智、提高修养。三是喜联，“它既能表达‘阳春白雪’的高雅情趣，也能陈述‘下里巴人’”的情感需要。它高度的概括性以及简练的表达形式充分地展示了汉字的魅力。它集汉语、音韵学、美学、书法艺术、建筑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知识于一身，欣赏对联既可以增加人文知识，了解风俗人情，又能享受审美乐趣和陶冶情操。而且喜联多是传达当时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的，其教化作用不言而喻。[25]（见附录图2.1）因此，白族传统婚礼无形中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等级秩序与陶冶情操、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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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饰中的伦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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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卢梭说过，工艺是最古老的教育方式。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原始、直观的特征，同时服饰是一种无声文化，“一个社会的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26]。在公共场合，已婚者和未婚者被差异化的服饰所区别。服饰表现为一种道德律令，明确昭示着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这种服饰权利上的变化标志着未成年向成年过渡的实现，并在伦理的意义上获得恋爱与婚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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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服饰在男、女两性区别的基础上，按不同年龄段与婚姻状况构成相对统一的服饰模式，其款式变化不大。白族按不同年龄段，黑、青、红、白诸色各有侧重。服饰款式的相对趋同性延伸为款型制式的连续性，深刻地浸透着对本民族尊严、信念、习俗文化的自我认同，维护着本民族伦理观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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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是民族识别最形象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崇尚、审美心理和风俗习惯等的表现，与民族称谓、民俗心理、生命礼俗等社会文化现象相连。[27]大理白族妇女头饰有一定的地域差别。以生活在洱海周围的白族为例，未婚姑娘衣着较艳丽，头戴色彩鲜艳的绣花头巾或花手帕，形如满月，发辫盘于头帕外，缠以大红绒线，一侧垂下雪白的缨穗。已婚女性的服饰趋于朴素，色彩趋于稳重、典雅，这是对已婚妇女行为、情感节制的要求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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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女性头饰从结婚开始改变。婚礼正席以前是长辫，结婚出嫁这天梳头除发辫插着红花以外其余与平时一样。正席第二天，梳新娘头，把原来的发辫梳成燕舞八格提篮棒式髻、头两额分出两扇髻扇。戴上绣花凉勒帽，帽上佩戴有银制凤头。鹤庆甸南白族新娘装则在原有白族服饰的基础上在袖口、帽子、围腰、鞋子上缀绣精美图案，在婚后两三年间于庙会、喜宴上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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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岁左右，就将头髻捆扎成垂于脑后的一捆长方形髻，再将黑色生丝巾裹起来。中年妇女“头帕靠额头边沿露出扎染布桃花和针刺绣花，头帕五层花布各层在头前额露出边沿叠压在一起，其余三边留出短抽纱边。头帕上裹上裹巾，裹巾的白色流苏聚在脑后，头帕在脑后自然折叠扎拢。有人戴白色长流苏，有人无长流苏，只留出裹巾一端的白色短流苏”。老年妇女头饰则肃穆、庄重。老妈妈黑头帕（有紫色须）、黑褂褂、黑围腰，另外还有深蓝底白色小花的扎染头巾，头帕在脑后扎成一团花似的，较高耸。[28]（见附录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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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白族妇女心灵手巧的具体表现。在不同年龄段为自己制作不同的服饰，这个制作过程就是对妇女社会年龄的暗示，也是妇女接受、认同并自觉融入社会规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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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白族妇女服饰具有强烈的礼仪表征作用：在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白族妇女均有其相适应的服饰规范来指导其装扮。通过每天的穿着打扮，以色彩、款式，通过视觉无声地传达民族的传统行为规范，以此潜移默化地规制妇女的言行，维护家庭、社会的道德秩序。与女性服饰这种不同年龄段穿着打扮的差异性要求不同，白族男性服饰则仅有白、蓝、黑三种色彩，款式上并无婚姻状况的明显区别，似乎印证了恩格斯关于一夫一妻制仅是对妇女约束的观点。女性服饰的差异性也在于方便男性准确判断，而不去沾染有夫之妇，不去触犯民族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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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居中的人伦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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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把建筑称为“凝固的音乐”，建筑积淀着民族的性格与审美心理。白族民居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给人素雅稳重、科学合理、协调美观的享受，表达了白族建筑风格的适应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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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众在建筑民居时开始广泛采用彩绘，经历元、明、清三代的创新、发展，白族民居彩绘内容更加丰富，工艺渐趋完善，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臻于成熟。民居彩绘在以其独特的色彩和图案装饰房屋的同时，含有祛邪避灾、祈祥求福等意义。如多子多福，反映白族生殖崇拜文化，常用鱼纹、蛙纹这种女阴崇拜的象征，鸟纹、龙纹这种男根崇拜的象征，以及龙凤图案，暗示着伴水而居民族神性的心理投射和审美信息。从白族照壁上也能见到庄重严肃的人伦秩序教化题材，如同家规家训，劝诱功能已经超出了作为书法艺术自身所具备的审美愉悦功能，是白族传统精神指向和情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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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认为住屋也是人神共居的空间。首先是住屋的出入口均有门神。家门无论宽窄，门口都要有敬香处（参见附录图2.3）。迎亲回来拜门仪式的寓意也在于此。白族传统民居体现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家庭伦理文化。正房也叫堂屋，大多位于西方，是接人待物的中心，也是婚事达成的重要场所。堂屋左右两间作为卧室，右侧是长辈居住，左侧常做长子新房，意味着父母权力的转让。院落布局曲径通幽，私密性强，围合具有安全防卫性强的实用功效，也是护卫封建等级秩序的象征。由婚姻制度所确立的家庭结构与住房的空间结构之间，存在彼此对应的同构关系，即建筑的空间布局反映了白族的社会特征、家庭结构和严格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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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承需要创造一个能够把自然人塑造成社会人所必需的物化环境，以规范行为和表征人生价值，实现其行为指向与控制。白族婚姻缔结的各种仪式主要都是在白族民居中进行，家居的人文设计就是最好的陶冶场所。白族民居建筑把对美的兴趣和追求与人伦秩序完美结合。在云南其他民族主要讲求服饰之美时，白族就十分注重人居环境的舒适、美观。白族民居既有四合院的形制，又有江浙木工精细的风韵，与徽式建筑的色调相仿，也有自身的特点——用大理石、园林装点，并用彩绘、碑刻、对联、雕刻等精心装点，重点突出门头和照壁，一座房屋就是一件精心创造的艺术品。[29]（参见附录图2.3）色彩选择白底青蓝和朱紫色来作装饰，将白族“清清白白最高贵”的观念投射到建筑艺术中。这种恬静、优美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民族大众的文化认同，成为地方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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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经人蒸馏过的自然”[30]，大理白族婚俗中所承载的艺术形态由于贴近民众、体现了民众的心理渴求、生活需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要求，使得这些艺术形态得以更多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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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长制社会秩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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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白族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尊崇母系、敬重女性的传统观念，白族妇女独当一面的家庭角色和独立的劳动者形象可以作为佐证。笔者认为在中国封建王朝影响白族地区之前和较偏远山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在洱海周围的坝区，受内地思想影响比较明显，白族传统社会父性家长制是主体，尊母赞母的文化心理仅是补充和微调，无法与父性家长制相抗衡，发挥制约作用。白族传统婚俗活动也说明了白族传统社会父性家长制的性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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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主女从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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