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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观念文化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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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乃看法、思想，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2]白族在恋爱婚姻观念方面的变迁是恋爱婚姻作为客观事物变迁，经过人们思考的结果和反映。本书从白族传统婚俗观念的继承、弱化、新价值观确立三个层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传统婚俗观念的变迁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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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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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价值观具有一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特点。作为深层次的文化，并不会随时代变迁迅速变化，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传承，逐渐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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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价值观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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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以家为出发点来维系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时至今日，白族家庭生活的自然亲情仍然受推崇。调查中访谈者大多数都将家庭和睦作为评价幸福的标准，传统的家庭和谐观念是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虽然大理州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现代家庭模式的嬗变，但千百年来白族对家的依恋与亲和要求、对人的归宿感的追求依然浓烈，心理需要的满足对幸福感产生极为显著的作用。传统的幸福观，依托传统白族婚俗仪式的进行，仍然是白族人的主流价值观。从传统的安床、订喜被等仪式的保留，到本主庙求子或婚礼仪式中祝福新婚夫妻多子多孙的吟唱多项内容，可以看出传统的长寿多子的幸福观和对生命的渴望；从白族新婚夫妇早起清扫庭院、挑水做饭的习惯依旧，说明勤劳致富的价值引导没有改变；祈福驱邪的传统仪式照常进行，表明白族传统的“平安是福”的观念仍然延伸。茶依然是聘礼的重要物件，依然是人际交往的媒介，追求人际和谐、婚姻和谐传统观念仍然是主流。新娘梳头仪式、认亲、婚宴打包等充分体现白族和谐发展智慧的习俗仍然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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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多数婚礼仍然在乡村院落举办，靠亲朋互助完成，浓浓的人情味还是白族乡村婚礼的特点。白族婚嫁过程始终接受家族和亲戚的帮助（出工、出钱），也要在适当时候帮助别人，这种乡村社会互助的典型形态依旧。白族婚俗重社会关系建构的传统依旧。大理白族举办婚事是一次人缘、社会关系的总结。办事时要借桌椅、请师傅，主人家人缘好大家都会鼎力相助。经常进行人情来往走动是保持社会脸面、维持社会生存的基本。这种“熟人社会”里通过血缘、姻缘、地缘、业缘等构建稳固的关系网，不断通过婚事的操办、宴请得到巩固，在礼物交换中形成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循环圈。张锡禄讲：“白族婚礼请客往往是有请必到。如果不爱去做客，以后全村人都知道，他家有红白喜事就没人去了。民家俗话说‘只要人情在，顶着锅去卖’，宁可穷得卖锅，也要有人情。老百姓常说‘天天请客不穷，日日做贼不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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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办婚事的超前消费依然明显。白族平时省吃俭用，但婚嫁基本都要大操大办。无论是彩礼、嫁妆、宴席规模，还是迎亲工具、新房布置，都要紧跟时尚。如照彩色婚纱照，20世纪90年代一套婚纱照500—1000元，2000年以后一套婚纱照要2000—8000元。与同时期大理州城乡人民收入相比，90年代中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00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91元（见附录表4.2），基本是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操办婚事的超前消费也依然明显。如20世纪50年代在白族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仅50—500元时，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约为200—2000元，相当于结婚当事人4年现金收入的总和。20世纪60年代移风易俗不请客，后期人民生活水平低，结婚也勤俭办理，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基本在300—5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00—5000元。7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基本为10—1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600—5000元。8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300—30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000—10000元。9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500—40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500—20000元。2000年后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500—10000元时，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7200—85860元（见附录表3.10、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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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对人们接受新观念会产生一定的过滤作用，这种作用因受众的社会阅历、文化程度而呈现差异性。对婚姻习俗的遵从程度，也是婚姻相关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尽管法律将领结婚证视为合法婚姻，而民间仍持双重标准；虽然在结婚当事人新婚服饰和对象的选择上，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发言权，但即便提亲也要临时找个媒人，说明传统心理仍然在影响当代白族的谈婚论嫁，选择佳期要看八字等习惯仍然保留，订婚、要彩礼、办嫁妆、讲究婚期红火排场、大摆宴席、收贺回礼等习俗仍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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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择偶标准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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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喜好，往往最能直接反映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择偶作为婚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前提，直接反映婚姻价值取向。择偶标准是择偶的条件和依据，是个体婚姻动机的具体体现，通过考察民族评价标准：认为什么样的人值得追求和相处、可以相处，它既能反映传统观念——对家族血缘延续、生产能力的重视，也能体现婚姻当事人的审美观、价值观，表露文化传统的影响程度，刻画出所属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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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人品条件、健康状况和文化学识。如附录表3.3所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统的“门当户对”择偶标准中，重视人品（父母和本人）、关注身体健康状况比较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前，白族青年无婚姻权，一切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人品条件，不能有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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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总体上多数人选择政治上有追求、生产上有体力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仍是以满足婚姻家庭两种生产的需要为主。民间认为找对象是“施肥不如选种”，身体健康是底线，强调男人健康是干农活、繁衍后代的基础条件，女子身体好才能支撑生养后代的责任，在农耕社会以种的繁衍为目的的婚姻价值观十分明显。传统有上进心、有文化的择偶标准，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化为政治面貌和职业选择，而对个人的相貌关注度不高。如在凤羽，女方选男，要求忠厚老实、勤耕苦作，认为“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有的要选能读书的，以后可以当干部。有的老人说：“找个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人，生活安定，地位清高。”有的想嫁驾驶员，图来往搭车方便；有的要嫁解放军，做光荣军属；有的想嫁工人，认为工人没有农民苦；有的想嫁地方干部，公余可耕地，公私兼顾。女方选男，也是各有所取。[4]由此不难看出，大理白族传统的择偶标准，占首位的是“身体健康”；其次是人品，包括对方父母和对方本身。男方要求“贤妻良母”，女方则要找“党团员”、“军人英雄”；再次是家庭背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然后考虑的依次是对象的性格、相貌、年龄等因素。这表明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当事人思想素质的影响较大，在择偶标准上白族具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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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主要还是以手工劳动挣饭吃，身体条件作为考察的基础性条件未改变，明显的变迁是重视综合考察个人各方面的条件。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学历者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政治意识明显淡化。找对象首选的仍是身体健康——满足生存需要，其次是人品——满足安全需要，然后是性格——满足沟通需要，之后依次是年龄和相貌——满足审美需求的因素。而90年代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多，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逐渐弱于性格、人品。多数人选择有上进心、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无论男女，很多人认为“只要人好就行”，重视对方家庭背景和条件分量也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人追求金钱，见异思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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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总体上选择标准更趋全面，更注重情感和实际。这表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比重逐渐下降，白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基本生存不成问题，所以更高更多的需求在择偶标准中显现。同时也是当事人对结婚意义的认识有一定变化，结婚不仅是生存、繁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更是情感交流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总体向个体幸福需求转变。毕竟任何一桩婚姻的达成都有某种交换的存在，包括情感、生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交换。总体以传统择偶标准为基础，并逐渐向多方面需求延伸。这种认识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白族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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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价值观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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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弱化，主要通过婚姻当事人对本主的信奉程度、对神性的认同度得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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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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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信仰总是受一定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影响。白族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成员对待世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认识视角，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验教训的积淀，源自内心自发的需要，是社会中民众的真实要求。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社会信仰从原有的相对单一向多样方向转变，信仰的分层化现象比较明显。同一地区、同一群体的人们也因发展的不同而过着不同层次的精神生活。[5]伴随这种社会差异性的出现，在所调查的不同年龄组之间价值观有差异，在同一阶层的同一代人中间也有差异，说明价值观不仅是变动的，而且出现了多样化趋势。据调查，改革开放后的结婚当事人都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对本主的跪拜过程中，不再像先辈那样虔诚，对宗教仪式的敬畏感有所降低。一般仅局限在特定婚嫁场合跪拜，节庆祭拜的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尤其是男性虽然认同本主，但很少跪拜，主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怕被人认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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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地区信教的群体性、年龄差异性比较明显。一般来看，中老年人中男性多参加道教的洞经会、女性多参加莲池会，还有一些不完全归属宗教的，如家族信仰、图腾崇拜、白族的本主崇拜等。这些信仰已经深深融化在民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时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价值选择。随着社会对民间社会信仰的宽容与弘扬，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所扩大，有助于增进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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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日常生活中，本主崇拜的传统依然保留，形成了白族善恶美丑的心理定式和良好的道德规范。白族常借本主之名教育后人积极向上。这些不成文的教义在本主崇拜的传承中，又融进了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成为“村规民约”，为人们所遵守。[6]白族的本主庙大多建在村中，凡是民家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起房建屋、升官发财、出门远游、灾祸疾病等，都要到本主庙中磕头献祭，祈求本主神保佑，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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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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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八字”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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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传统婚俗中，“合八字”是缔结婚约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双方缔结婚约意愿的达成。考察对“合八字”行为的遵从度，可以分析出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影响程度，以此进一步了解婚姻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婚姻自主意识，是相信或借助“天命”来保佑和实现婚姻幸福，[7]还是认为自己能掌握婚姻的心理。在回答“找对象请人看过八字吗”时，20世纪80年代以前“合八字”的人占一半以上，而没有“合八字”的占20％—45.45％。改革开放后发生明显变迁，“合八字”的人下降为36％—48％，而没有“合八字”的人上升为一半以上（详情见表3.6，个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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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八字不合，是否会对结婚当事人最终选择对象产生影响呢”？在1980年以前结婚者回答“未考虑过”为0，笔者分析，当时父母包办占相当比重，如果八字不合就不会有婚约。“影响不大，但会考虑”与“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大体相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答“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逐渐减小，从50年代的30％下降为2000年以来的4.65％，下降幅度较大。改革开放后，“未考虑过”的人群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立足于自身感情、价值认同选择对象而非相信“天意”被动的人群明显增加。同时，由“合八字”习俗对当事人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合八字”的影响呈逐渐递减趋势，但“影响不大，但会考虑”的比重仍占调查人群的51％，说明白族中仍有相当比重的人对“合八字”持肯定的态度，这表明“合八字”的传统婚俗对白族择偶心理仍有一定影响，相信“缘分”和“天意”之间联系的人还有相当比重（详情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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