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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礼仪文化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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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容。婚礼的主题就是创造隆重、热闹、喜庆、吉祥的气氛，为此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时有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民族的经济状况、需求层次、价值取向等的变化。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和探究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本书试图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探寻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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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质场景的现代表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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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作为普遍存在的人类特定喜庆活动，无论是新人的居所、婚宴物品的采买，还是嫁妆、礼品的准备，都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并对这些物件有约定俗成的习惯要求，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现象。随着大理白族生活水平的提高，仿效城里人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成为共同的追求。与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虽然各家经济条件不同，物品的多寡档次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大理白族婚礼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趋势这一共同特征。改革开放后，大理白族婚嫁中逐渐掺插了现代社会的时尚文化元素，出现多元融合、兼容并蓄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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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宴中节俭丰盛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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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作为人生大事，婚宴是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白族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吃“八大碗”的习俗依旧。改革开放后白族婚宴的菜肴更为丰盛，传统的“八大碗”在品质上又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拼盘由小变大，花色品种数量都增多，并增加了一些新式菜肴。同时在传统白酒的基础上增加了饮料、啤酒。尽管白族群众日子好过了，但打包习俗仍然沿袭，而且大多数白族还是习惯在家办婚宴，只有少部分人家到乡镇饭店包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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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十分重视婚宴，讲究排场，因为它是表示婚礼隆重程度的一个方面。[19]改革开放前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白族都希望把婚礼办得风光一些。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人生就此一次，一定要竭尽全力，哪怕负债也在所不惜。据调查，1950—1957年白族结婚的请客数为6—15桌，1958年“大跃进”开始，群众都不开小灶，全省共办了98572个公共食堂，[20]当时每逢大理白族办喜事，社里的干部就在食堂主持结婚典礼，对结婚当事人的特殊照顾就是，可以把食堂里的饭菜带回家吃。到60年代因经济困难，国家号召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于是婚礼也在去繁就简范围，结婚都以糖果待客，且尽量减少请客的亲友数量。70年代恢复后平均为20—25桌，80年代请客数平均为30—50桌，90年代以后结婚人群的请客数平均都在50—100桌。大理白族自办酒席请客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这就使婚礼的开支也一路上扬（附录表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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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规模扩大体现主人家人缘好、人缘广，而婚宴丰盛的菜肴则是经济实力强的显现。这既反映了白族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反映出白族对传统婚礼的重视依旧。当然，其中也不乏攀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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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房民族风格与现代需求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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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自古以来就对住房条件非常重视。曾有民谣形容白族是“大瓦房，空腔腔”，意思是说白族不管怎么省吃俭用，也要想办法建造结实漂亮的住宅，而且这种“华造”意识，决定了白族民居绚丽独特的建筑风格。[21]一个新家庭的组建总离不开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所。所以无论贫富，白族父母都会尽心尽力为新人提供资助。从《五华楼》、《在祖先的庇荫下》的描述中都可看出，尽管白族传统民居建筑注重外饰，但为数不多。由于百姓生活拮据，无论是新房布置还是室内空间的利用，都无法与光鲜的室外装饰相提并论。笔者在调查中，从今天尚健在的70多岁的老人的口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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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一般都是在原有的住房内设新房，当然要提前一年半载对老房粉刷、翻修，房子还是土墙瓦顶。一般新房就选择在堂屋旁，在原有的房子中用木板隔出一间，具体如何隔，要看各家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住房条件。之所以选择用木板，是因为既美观又结实。20世纪50年代白族结婚，男方家要在新房备一张新床、草帘子、席子、红毡子、被子两套（新郎新娘各一套）、烧水用的水壶、火盆、老式柜子等，有的还在墙上围上一米左右的红棉纸。一般新床都是雕花的，自家有现成木料的就请工匠做，没有的就到集市上去买。20世纪60年代结婚因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制约，新房与50年代没有太大变化，当时人们喜欢用报纸或白纸裱屋顶和墙壁，起到一定的遮盖、装饰的作用。到70年代结婚除了粉刷、翻修外，就把正对着院子的这面墙改成水泥的。同时白族新房也有革命化元素，新人都会摆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两个人的被子合在一块就成家了（参见附录案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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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大理白族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当时流行的家具、沙发、弹簧床，白族新房也一应俱全。90年代村民开始模仿城市建盖外墙贴瓷砖的小洋房，白族民居建筑逐渐被一些五花八门的方盒子建筑取代。新房里婚床的摆放也有了变化，习惯上是将婚床摆放在屋子的一角，床头和床身一边靠墙。这种摆放格局一方面反映了夫妻生活的隐秘、安全的文化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夫妻地位内外不同的方位象征。这种摆放格局逐渐变为仅床头方向靠墙、放在屋子中间，两边摆放床头柜。这种变化一方面方便起居，也是夫妻双方平等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突出了婚床在婚房中的核心地位，表明夫妻生活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也反映了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和现代价值观的隐秘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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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旅游事业的发展，1994年大理州委、州政府对保护民族特色建筑的旅游资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村镇民居在充分满足现代功能的同时，要突出白族建筑风格，形成苍洱风光、历史文化、白族特色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格，为此开始对白族民居建筑风格进行整治。在向社会宣传推广优选出的大理白族民居建筑方案的同时，强化了对临街房屋建筑设计的审查和规划。在这种趋势下，90年代中期以后，大理白族民居逐渐朝融传统风格、地方特色、现代功能、优美环境的现代白族民居建筑方向发展[22]，照壁、门楼也越来越讲究。同时大屏幕电视、VCD、DVD也先后进入白族新房，席梦思床、家具也更加新潮。村民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结婚的费用加起来还不够现在买张床呢！2000年后结婚拍婚纱照装点新居、婚礼录像刻成光盘做纪念成为大理白族的新婚仪。新人的大幅婚纱照悬挂在新房中央，可以看出两性关系和睦变成婚姻的主题，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相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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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白族父母也就是为新的小家庭提供最基础的条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隐私的私人空间。[23]改革开放后，白族家庭住房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室内陈设的现代家电家具增多，新房摆设在传统规制中有变化，既反映白族生活的殷实富足程度，也满足了人们呈现民族特色与时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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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嫁妆彩礼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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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彩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亲属的钱财或物品，[24]是白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其种类包括食物（猪和鸡、大米、粉丝、茶叶、红糖、酒等）、服饰、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几大类。彩礼反映出作为地处滇西的农耕民族，白族的生产经营方式、日常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民家来说，稻米是衡量贫富的标准。用稻米和其他商品直接地以物换物，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连房租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和支付的”。[25]因此，聘礼中大米的分量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大理白族彩礼的种类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彩礼实物结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大米在白族人心中的分量变轻了，货币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且数量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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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种类增多、需求层次上升，主要是传统要件与现代家电结合。白族受祖先崇拜思想影响，沿袭严格的男子继承家产的规矩，姑娘出嫁所陪嫁妆，是娘家人对嫁出去姑娘的一次性物质馈赠。20世纪50年代白族传统的嫁妆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行李一套、衣服两套、以玉和银为主的首饰（耳环、镯头等），箱柜一两个，以及大米和现金、鞋袜等。这些物件与男子可继承的房产、地产相比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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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制度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白族妇女逐渐走向社会，获得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在婚姻问题上有了自己的自主话语权。因“破四旧”、“树四新”、新事新办的政治要求，20世纪6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陪嫁的大米数量减少为1—2升，这与当时粮食紧张、物质匮乏有关，同时开始出现手表、收音机。7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等逐渐增加，而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奢侈品、稀罕物，拥有这些嫁妆的毕竟是少数，一般人家也只是压箱钱有所增多，大多数人的嫁妆还是传统的生活必需品。8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转一响一咔嚓”（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照相机）成为时髦的嫁妆，压箱钱也增至2000多元。80年代后期冰箱、彩电等家电同新式的衣柜、沙发等其他家具大量出现在嫁妆中，而老式的箱柜、大米的数量明显递减。90年代又增加了摩托车和黄金首饰，2000年后增加了电脑（见附录表3.14）。至此嫁妆已经远远超越了基本生活用品的层次，开销也由原来的几百元升级到上万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大理白族的嫁妆都有明显超前消费的趋势，但改革开放后升级变化明显，既是白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富裕的一个缩影，也是青年人小富即奢的消费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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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迎娶中传统热闹与现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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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娶是婚礼中最热闹、最烦琐的一项活动，是男女双方在选定的吉日内，以兴师动众的热闹方式把新娘接到男方家成亲的过程[26]。大理白族传统迎亲是打锣开道、抬高脚牌、骑马、坐花轿的，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取消。20世纪50年代白族迎亲，如果两亲家距离较近就步行，迎亲的人也就控制在十多个。[27]这样迎亲得事先准备好绳子并染成红色，把黑色粗木杠扎上两道红绳，用来抬箱抬柜。在新中国成立前，帮人抬嫁妆的都是一些乞丐，帮人迎亲敲锣打鼓的都是下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迎亲都是请朋友来抬嫁妆，敲锣打鼓的都是民间艺人，收入高。如果路途较远就骑马或坐马车，马和马车也要用花草装扮一番。60—70年代大理白族迎亲的工具主要还是马车。到80年代迎亲的工具有马车、拖拉机，90年代有了摩托车、出租车后，迎亲的工具就开始升级为使用摩托车、出租轿车。随着白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拥有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轿车普遍成了迎亲的工具，迎娶新娘已不再为费力抬嫁妆发愁了。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气派（见附录案例9）。虽然交通便捷，加快了迎亲的进程，但迎亲过程中的仪式基本保留，仍然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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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白族婚礼上这些物质要件与传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同其他民族婚礼的变化有共性的一面。既反映了白族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也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婚姻当事人在尊重传统白族婚仪的基础上，不断地掺进城市婚仪的流行元素，显示自己融入现代化的程度，呈现出现代与传统融合的特点。以上“物世界”的变化，都反映出人“心世界”之融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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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神礼仪的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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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嫁仪式在隆重而热闹的气氛中，通过烦琐的仪式充分体现了白族的人伦规范与性情的节制，为民族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基础。随着新中国成立，新制度对伦理道德的新规制，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冲击，使白族谈婚论嫁的一些仪式改变，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也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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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婚嫁仪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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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将群体的文化价值根植于现实生活，通过创设规制，逐渐形成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程序、行为、场景设置，表达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而仪式中一些形式、要件的改变，折射出社会性别关系改变的不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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