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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云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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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作为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孕育地,成为整个地区历史研究的资源宝库。学者们对各种具有极高文献价值的出土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使南越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渐渐有了清晰的脉络。人们普遍认为,南越国共存在93年,历经5代君主,作为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集权国家,它的建立保证了秦末乱世之时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传至岭南地区,使当地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南越国的民族政策沿袭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的政策,赵佗称帝之初便推行“和辑百越”方针,促进了区域文化与民族融合。南越王墓出土的兵器,主要分为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其中青铜兵器又占了绝大多数,由此学者认为当时南越国的兵卒主要配备青铜武器,而将官则使用铁制武器,表明当时南越的冶铁业并不发达。然而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农具中,主要有铁制的锄、镢、锸、镰、斧、锛、手铲、锉、锥、刮刀、锤、凿等,这些铁制农具提升了岭南的农业生产水平,表明了南越国对农业的重视。另外,南越国中除了从中原迁移过来的数十万汉人使用古汉语外,土著居民大部分使用古越语,如今中国广东、广西两地的粤语保留了很多古越语的成分。由于南越国首位国君赵佗和大部分官员均来自中原,因此南越国的官方文字为汉字,这一点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青铜器等物品上都有显示,与本地的南越、西瓯、骆越等土著居民只停留在刻符记事上相比,南越国的文化明显要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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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的发掘解开了诸多千古难题,也让学者们产生了诸多疑惑。其一,南越国开国国君赵佗墓葬位置的相关传说;其二,赵蓝印之谜;其三,象岗墓主人名讳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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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国短短93年的历史当中,开国国君赵佗在位67年。如今在象岗发掘的是第二代国君之墓,他在位时间为10余年。第三代国君赵婴齐之墓已经在三国时期被吴国孙权派兵搜寻挖掘。至于第四代国君赵兴和第五代国君赵建德,一共在位时间也不过3年,因此他们并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墓葬。如今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国君之墓已经如此庞大,随葬品众多精美,那么开国之君赵佗之墓一定规格更高,随葬品更加丰富,艺术和文物考古价值更加巨大。但是遗憾的是,关于赵佗墓的位置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人们根据各种史料的相关记载,推测了可能存在赵佗墓的几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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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经注》中所引文献记载,南越国国君赵佗生前创造了宏大的基业,死后拥有非常隐秘的墓葬,他的墓以山为坟,墓穴地宫庞大,堆积着各种罕见的珍奇宝贝,虽然他僭号称帝,极为奢侈,但对于死后之事非常慎重,没有人知道墓葬的具体位置。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赵佗墓葬的具体所在,但是说明了赵佗之墓确实是以山为陵而建的。无独有偶,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在县内西南方向有一座禺山,赵佗之墓就葬在此处,由此人们推断赵佗之墓便在禺山。但是禺山位于今广州市的何处,没有人能够说清。有人考证了广州市内地名,发现了一处玄机,市内有一块几百米长的高地,叫做高坡,而古诗曾经有过“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的句子。另外清代时此处还曾建过一座禺山书院,因此这里应当是禺山无疑。考古人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汉时期的工场遗址,根据土层采样判断这一高地并不是先天形成的禺山,而是历代杂物堆积而成的。另外史料也有记录,早在五代时期,南汉国君曾经凿平番禺二山建造宫殿,因此即使存在禺山,也不可能有任何线索能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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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番禺当地县志记载,赵佗死之前曾经建造墓地多处,死后他的送丧葬车从番禺城四门出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墓地所在。在葛蒲涧附近,曾经有人说“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骠裹,近似石麒麟”,由此可见,赵佗之墓可能就在附近。如今葛蒲涧南侧有荒坟几千座,有人推测这些可能就是赵佗的疑冢。而葛蒲涧位于广州市白云山,这样一来赵佗之墓的位置便增加了一处可能。后来考古队曾经针对这一说法在白云山地区展开调查,但是除了发现几处明清墓葬外,并未找到西汉时期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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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传说最多的地点当属越秀山了。此山是广州白云山余脉,东西长约1500米,是市区主要山峰。根据越秀山志记载,越秀山下临万井,中锋正脉对应越王宫殿。因为这座山的主峰高度仅有75米左右,周围又分布着蟠龙岗、鲤鱼岗等更加矮小的山坡,地理环境优越,前临珠江,可将番禺城一览无余,风景秀丽,一直是广州的名胜。根据史料记载,当年汉文帝的使者陆贾前来说服赵佗,赵佗便携其前往此处游览,并在山上大摆宴席,山上还留下了越王台。另外在象岗发现的南越王墓所在之地,便是越秀山的分支。由于南越国墓葬一直具有合族而葬的特点,因此从象岗墓葬独占一岗的情况来看,赵佗之墓很可能也是独占一处,而且非常可能就在越秀山主峰之下。还有人参考了汉代陵墓特点,汉惠帝的安陵位于汉高祖长陵右侧,参照的范本是《礼记》,而南越国在各种制度上均沿袭汉制,因此可以判定,象岗墓葬应该在赵佗墓葬的右侧,那么赵佗之墓应该在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之下。然而此地现在是中山纪念碑所在地,其下是否存在墓冢,谁也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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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蓝印,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论。此印上刻“赵蓝”二字,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便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因此右夫人的姓名便是赵蓝无疑。然而,为何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使用的名鉴居然是区区象牙呢?这又明显与历史传统不符。原来,由于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而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俸禄为2000石至400石的官员贵族的印鉴材质为黑色犀牛角,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作为印鉴材料。如果说右夫人真的名叫赵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肯定是以普通宫女身份存在的。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吴、鲁、蔡均为姬姓,但当时的鲁昭公就照样娶吴女为妻,并改称其吴孟子。另外汉代王莽曾娶过宜春侯的曾孙女王氏。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史记》记载,南越国统治者实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励汉越通婚,因此右夫人赵蓝乃是取其夫姓,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有以上种种说法,但反对观点也有很多,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对于象岗南越王墓主人名讳,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虽然墓葬所有文物都已逐一清理研究,而且其中的“文帝行玺”确实证实了该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之墓,但是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印章却让历史学家大伤脑筋。因为一直以来,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清楚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这个“赵”却从未有过哪怕蛛丝马迹的记载。通常来说,大家宁可承认墓主人名叫赵,与史书记载的赵胡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和“赵胡”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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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沸腾的艺术海洋——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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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着东方艺术宝库之美誉。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享有如此盛誉,并非言过其实,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震,因为这里是沸腾的艺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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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敦煌话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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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南枕祁连雪峰,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连嶙峋逶迤的北塞山与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是一个由南祁连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冲积而成的绿洲,面积约3.12万平方千米。这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不过由于四围群山环抱,中有党河水滋润着肥田沃土,旱涝保收,四季瓜果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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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历史悠久,从该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刀、石斧和陶器可以判断,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有三苗人在此繁衍生息,过着狩猎和原始农业的生活。夏、商、周时,敦煌隶属古瓜州,三苗后裔羌戎族在此游牧定居,至今敦煌地区还保留着他们留下的许多岩画。自战国至秦代,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在敦煌一带居住。后来大月氏强盛起来,不仅兼并了羌戎,而且赶走了乌孙人、塞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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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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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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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十六国至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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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甘肃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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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194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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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汉唐之际,又沿天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汉宋之际,丝绸之路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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