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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三章 血色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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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美文化关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在增强远东潜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学为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年。用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912级）的话说，1783年至1860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那时，美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塞勒姆市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纽约”。马萨诸塞州的那座海港城市，不仅吸引来了大学生，也带来了商业财富，使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竞赛中得以领先一步。哈佛大学认为，该校职责是教育培养文化监管人。如马克·吐温所评论“波士顿人问：他懂得多少？纽约人问：他值多少？费城人问：他父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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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日本对哈佛大学和波士顿产生吸引力，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其他原因。在美国内战后精神混乱期，以及后达尔文时期的几十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先知先觉者，从爱默生算起，已为寻找超凡真理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对佛教的兴趣在减弱。与此同时，佛教对波士顿统治集团却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沃自杀身亡，使他异常震惊。1886年，他与画家约翰·拉法格结伴，开始了焦躁不安的环球旅行。最初，他们把日本作为目的地，以追寻极乐世界（在奥马哈停留时，拉法格把他们的旅程告诉了一位难缠的年轻记者，年轻人回答说：“现在可是过季节啦！”）。实际上，我们将看到，美国有一大批人在试图利用东方智慧，应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粗俗不堪。亚当斯（哈佛大学1858级）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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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与远东联系的第三个原因，似乎隐含在波士顿利己主义为中心的方言之中。19世纪50年代以来，波士顿城，以及以血统为傲的哈佛大学精英与两个新词联系了起来。波士顿人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世界中心，接受其世袭的“婆罗门阶层”领导，那是最近似美国贵族的阶层。“中心”和“婆罗门”，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哈佛大学1829级）创造的新词，而不是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儿子。在早餐桌上，老奥利弗属于机智诙谐的“桌霸”，写过诗歌《铁老汉》。他认为波士顿“是美洲大陆的思想中心，因此也是世界的思想中心”。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观念源于神旨，他谨慎地为其增加了新的推论：神希望，婆罗门不仅支持、维护自己信仰的神庙，对文化机构也应如此。而且，当哈佛大学莘莘学子转而研究中国时，他们所做的笔记，都是清朝官吏赋予高附加值的中国艺术和文学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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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图书馆建于1807年，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馆。1827年又增建了一个艺术展厅，专门举办年度美国和欧洲系列绘画、雕塑展。该馆创办者提醒捐助伙伴说，“把我们召集起来，目的不是为美国提供大量捐款”，那些存款可用于“我们承担那些机构的费用，它们将（为波士顿）带来广泛长久的利益”。1870年至1900年期间，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图书馆，得到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大量赞助。之后是成立于1870年的波士顿美术馆，1881年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有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学校、医院，以及波士顿人的最终安息地：景观完美无缺的奥本山陵园（建于1831年。对波士顿婆罗门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在波士顿图书馆有股份，在麦克莱因精神病医院有亲戚，在奥本山陵园有墓地）。19世纪期间，波士顿还成为一个杰出摇篮：诞生了优秀杂志《大西洋月刊》与《北美评论》，利特尔·布朗·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以及地道波士顿人的宗教——非正统却开明，与哈佛大学神学院有关的基督教一位论派。据说，基督教一位论派宣称，“神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如该教门徒海伦·豪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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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东方成为当时的一个现象，在新英格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文学史学家范·怀克·布鲁克斯（哈佛大学1908级）写道：“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属于前所未有，充满寓意。在波士顿人当中，东方艺术是一种时尚，他们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满自己的伟大收藏”。在那方面打头阵的朝圣者，是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他在那个时代，成了美国“同一世界”最有口才的先知先觉。“同一世界”的观念，来源于“东西方将合二为一”的想法。19世纪80年代，费诺罗萨写道，他坚持认为，西方文明的活力，源于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东方的力量，则存在于其对目标的了如指掌。“没有目标的方法是盲目”，同时“没有方法的目标是残疾”。在美国镀金时代，那是一种异常新奇的说法。此时，费诺罗萨已成为一名佛教和尚。人们可以想象，听到他在日本写作的俳句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会是怎样的一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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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西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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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巢一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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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深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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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与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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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欧恩斯特·费诺罗萨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分舰队启程驶往日本的东京湾。他的父亲老费诺罗萨是一位西班牙音乐家，出生于马拉加，在那里的教堂唱诗班做指挥，并教授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在乘坐一艘返回美国的军舰时，老费诺罗萨加入了舰上军乐团。他喜欢塞勒姆，在那里逗留，并迎娶了学生玛丽·希尔斯比，她是一位东印度船主的女儿。老费诺罗萨成了一名圣公会教徒，在马萨诸塞州的音乐界叱咤风云。因此，年轻的费诺罗萨有钱、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874级）。在学校里，他深交波士顿婆罗门精英，对美国艺术哲学界泰斗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痴迷。美国研究亚洲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爱德华·莫尔斯。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动物学家，先是在塞勒姆市的皮博迪科学院工作，后来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将自己收藏的陶瓷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莫尔斯的捐赠交换条件，是让他担任该馆的终身员工，负责保管那些陶瓷。当日本人请莫尔斯推荐哲学老师时，他向担任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的诺顿求助，诺顿向他推荐了费诺罗萨。正是通过那种关系网，年轻的恩斯特·费诺罗萨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他对东方世界着了迷，皈依了佛教，返回美国后，他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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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诺罗萨对哈佛大学的同龄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以斯拉·庞德）等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诺罗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是一位口才极佳的东方倡导者。在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前，可以说，他已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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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堪称费诺罗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部的研究员。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堪称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冈仓虽然不是她的艺术顾问，却是她的精神导师。或许他担心担任顾问会产生利益冲突。1903年，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场绚丽演出，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在她的新博物馆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中国屋”。第一间“中国屋”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悬挂物、中国刺绣以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新博物馆开馆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相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自己博物馆的音乐堂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的一块石头浇水；另一位时而为她无偿担任代理的朋友邓曼·罗斯，把冈仓的午餐饭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冈仓的继任研究员富田幸次郎，从冈仓墓地收集了梅花。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个“中国屋”取名为“佛屋”。在该馆凉廊中，中国艺术主题显而易见。该馆还收藏了中国东魏时期的一块还愿石碑，由伯纳德·贝伦森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格鲁贝夫手中征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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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那些活动成为她迅速对东方产生兴趣的源泉。她邀请莫尔斯到自己家，对客人们重开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秘密匆忙前往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路上有许多随从、行李车、搬运工、鞑靼用人以及私人厨师、牧马人、译员，他们还是选择走了一条常规的旅游线路：上海、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后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雍和宫是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庙。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的观察：建筑、喇嘛们所穿的黄袍、诵经以及艺术，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佛像等。夫妇两人访问了传教使团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极感兴趣，他们还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会面。旅行期间穿插着购物、购买照片、在纪念册中夹带银杏叶、在日记中写下注释等活动。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尘土飞扬、污秽遍地，见识了各种景象和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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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旅行很适合伊莎贝拉古怪的性情。待在美国国内时，她总是难以躲避波士顿市侩的流言蜚语。人们曾津津乐道一个故事，说伊莎贝拉去参加一个四轮马车聚会，因时间紧迫，她竟租用一个火车头来接她。另一个故事说她参加舞会时，听到有人呼喊，请伊莎贝拉挪一挪火车。伊莎贝拉是一个劲头十足的棒球迷，有一次，在交响乐厅听音乐会时，她在额头两眉之间画着一面冠军旗，上面写着：“我挺红袜队（波士顿棒球队）。”在她家的浴缸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多想、少说、不动笔。”约翰·沃克（哈佛大学1930级）是国家美术馆的前馆长。尽管他对伊莎贝拉的个性不算了解，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或许是对伊莎贝拉最贴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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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她用皮带牵着一头狮子在动物园里游荡，在职业拳击赛场前排就坐，在流行音乐会上以啤酒代替雪利酒，身穿低胸露肩品牌紧身服四处招摇。她有无数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则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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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哈佛大学1846级）是伊莎贝拉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是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其父是新英格兰地区基督教一位论派的主教，堂兄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校长（堂兄弟两人都是商业王子塞缪尔·埃利奥特的孙子。据同时代人传说，他是在波士顿寿终正寝的最有钱的人）。小查尔斯·诺顿属于美国最有教养、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他是“但丁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学会的早期会长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和詹姆斯·卢塞尔·洛厄尔（哈佛大学1838级），学会成员包括老奥利维尔·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朗费罗曾把但丁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起初，为对其进行研究和修订，上述成员在朗费罗位于剑桥城的土坯房“克雷吉屋”会面。后来，他们逐渐转移到诺顿位于故乡“阴山”地区的豪华住宅。那里是一片绿树成荫的公园，诺顿在“阴山”的书房金碧辉煌，里面满是绘画、金属器、书籍和手稿。正是在那里，亨利·詹姆斯被介绍给了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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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经常被人称为“杰克夫人”。她经常来听诺顿鼓吹高尚情操之道的讲座。据说有一次，当老师讲得忘乎所以时，她发出了一声冷笑：“天啊，不，那太夸张了。”诺顿促使伊莎贝拉成为一名收藏家，有时还担任她的代理（当“阴山”住处费用高昂时，他还会向她出售一些善本书和手稿）。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费诺罗萨和伊莎贝拉，诺顿的助手还包括了他非常喜欢的三位弟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哈佛大学1886级）、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查尔斯·勒塞（哈佛大学1886级），以及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后者成为诺顿另一位学生伯纳德·贝伦森（虽然并不那么受老师喜欢）的内弟。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其他人似乎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不过鲜为人知。除了诺顿的三位弟子，常到波士顿芬威公园品茶的重要本科生还包括亨利·詹姆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还有未来波士顿美术馆的三位捐赠人：内德·沃伦（哈佛大学1883级），他向该馆捐赠了一件古希腊雕像藏品；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哈佛大学1871级、1874级医学博士生）；以及邓曼·罗斯（哈佛大学1875级、1880级哲学博士）。最后两位，也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收藏的主要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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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巨富仍在投资房地产和铁路债券，用以补贴年轻一代的艺术兴趣。婆罗门们将自己经营生意的技能用于波士顿文化机构的运作，包括波士顿美术馆，他们主导了该馆的董事会。尼尔·哈里斯是文化史学家，如他所评论：“在波士顿美术馆董事会中，埃利奥特、帕金斯和比奇洛三个家族各就各位，23位当选董事几乎全都来自新英格兰老式家庭，个个腰缠万贯。其中一人拥有波士顿图书馆，11人是‘星期六俱乐部’成员，5人是（或可能是）哈佛大学督学委员会成员，一半人是萨默塞特或博托尔夫俱乐部会员，许多人在血缘上沾亲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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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属于那类人的典型。他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重量级巨富的受益人，家里三代人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是加德纳家族的内科医生，也是约翰·拉法格、亨利·卡伯特·洛奇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弗很喜欢比奇洛那位堂兄，她和丈夫都是热心的亚洲艺术收藏者。在楠塔基特岛西端之外，有一个托克纳克小岛，比奇洛在那里拥有一处避暑休养地。亚当斯认为，那里有着“壮丽的中世纪景色”。比奇洛禁止女人入内，鼓励男人们结伴裸泳，使洛奇议员总想前往托克纳克岛，从而躲避华盛顿的酷暑。比奇洛高声喊着：“冲浪吧，老兄！晒晒太阳吧，老兄！都赤裸起来吧！我的天啊！我是多么想一丝不挂！”比奇洛的图书室里有3000册图书，向客人们提供有关佛教、玄妙书籍，传说还有三种语言写成的成人读物。与那些赤条条或穿睡衣闲逛的老男人相比，比奇洛更喜欢日本和服，但是晚餐则要求着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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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洛聆听过爱德华·莫尔斯的讲座。他邀请莫尔斯来托克纳克岛。1882年，还请他一同前往日本。比奇洛“医生”在日本度过了7年，成了一名佛教徒。1883年，伊莎贝拉夫妇前往远东旅行时，比奇洛曾予以接待，尽了地主之谊。在他们称兄道弟期间，比奇洛曾声称要为杰克夫人寻找“忧郁驱除器、死尸复活剂和综合快乐器”。为向伊莎贝拉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切萨皮克猎犬起名为约翰·加德纳夫人，简称“美女”，因为“在一口气呼喊猎犬全名后，他再无力气吹响哨子”。尽管如此，比奇洛也会对伊莎贝拉发火，使贝伦森感到同情，尽管他本人总称伊莎贝拉是“查尔斯家族的蛇精”。在写给洛奇议员的信中，比奇洛曾直言不讳地大发雷霆，称伊莎贝拉“虚荣自负、爱管闲事和任性冲动”，甚至连“忠诚和背信弃义之间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她会与任何人交朋友，又会随意牺牲掉任何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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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6日，《波士顿晚报》的头版出现了两条醒目标题，一条是“巴比·鲁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完成三次本垒打”。但是，该报却用更大号的字体，报道了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逝世的消息。当时，约翰·埃勒顿·洛奇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研究员，他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比奇洛最好的朋友。小洛奇为比奇洛穿戴寿衣：灰色日本长和服，上身还披着日本佛教真言宗派的僧侣斗篷，之后将比奇洛火葬。根据比奇洛遗嘱，他的骨灰分葬两处：一处是（由其祖父创建的）奥本山陵园；另一处是日本的法明三井寺。日本僧侣把他埋在了琵琶湖附近，与其朋友费诺罗萨的墓地相距不远。比奇洛把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遗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总数超过了26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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