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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170546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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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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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乔治·凯茨给自己的朋友、导师、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克斯写信，他说：“这个计划最初是一个实验，即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掌握中文。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它已迅速进展，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我觉得很有必要到北京学习中文书面语。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明天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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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接到你的信……”萨克斯教过著名的艺术鉴赏课，堪称一代博物馆研究员和馆长的导师，他高兴地写道，“我很惊讶你信中所提之事在谨慎进行，很高兴你经常给我写信，以便我了解你的进展情况。在我看来，你要用几年时间打好基础，之后才能在上面建造一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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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茨前往中国的道路蜿蜒曲折，几乎无人能及。他是学者、鉴赏家、收藏家和演讲家，曾短暂当过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研究员。发现凯茨的伯乐，有可能是诺埃尔·科沃德。凯茨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895年，他到纽约贺拉斯·曼恩学校读预科，却抽时间乘坐一艘帆船前往澳大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茨应征入伍，经历了一场“愉快的战争”，在盟军设在法国肖蒙和德国的总部担任翻译。（凯茨的父亲是波兰企业家，母亲是德籍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德语和法语。凯茨随父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度过了童年，得以流利掌握几种欧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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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的痴迷，超过了他所从事过的任何其他职业。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忠心耿耿，也超过了其他美国人。晚年时，凯茨成为首屈一指的明式家具爱好者，撰写过一本有关明式家具的书——那些流行于16至17世纪的椅子、桌子、餐具柜和床具圆润简朴、实实在在。人们认为，中国明式家具与现代起居室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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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年轻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专业是建筑学。到了大学三年级时，他转学到哈佛大学，在那里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22级）。随后，他开始了自称是“三明治”式的学术日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文学教师的同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萨克斯慧眼识珠，发现了凯茨的聪明才智，在其家庭状况每况愈下时给予支持，推荐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首先是谢尔登游学奖学金，让凯茨去英国学习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之后向他介绍了古董商、收藏家，以及诸如索米耶家族的法国城堡主和17世纪子爵堡的女城堡主。还邀请他陪同参加美国大亨“J.P”（摩根）的法国自驾游，前往博韦、亚眠、勒图凯，最后穿越英吉利海峡。“今天早上，我在萨克斯教授下榻的酒店与他共进早餐……昨天，我与萨克斯去了趟古董店，那里的东西质量绝佳。晚上，我们去‘大使酒店’观看了‘同性恋表演’。”正如凯茨对一位朋友、克利夫兰博物馆研究员亨利·塞勒斯·弗朗西斯所说，他被隆重推出并受到了“良好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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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内，乔治·凯茨从一名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一个新秀组织的成员。与许多朋友不同（其中有布朗大学的资助者罗德岛家族后裔约翰·尼古拉斯·布朗），凯茨的崛起更加引人注目。凯茨的父亲对子女严格管教，认为应量入为出，未给凯茨及其妹妹碧翠斯留下任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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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台阶上，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偶遇了乔治·凯茨，将他从拮据生活中拯救出来。洛厄尔校长向阿道夫·朱克推荐了凯茨。朱克是匈牙利人，地位显赫，掌管着派拉蒙电影公司。那次偶遇，决定了凯茨此后五年的生活。1927年9月，我们的年轻学者凯茨来到了洛杉矶。最初，他的“时薪只有52美分，作为制片人沃尔特·旺格的助理”。即便如此，如凯茨所说，那个工作让他得以东跑西颠：在牛津大学伊希斯河上泛舟，在圣塔莫尼卡的庭院游泳池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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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旺格曾在达特茅斯读书，属于掌管好莱坞制片公司犹太人大亨中的上层。人们认为他在电影《沙漠情酋》中，把鲁道夫·瓦伦蒂诺塑造成了一位明星。旺格喜欢制作带有外国韵味的电影，凯茨在任期间，旺格捧红了宝拉·内格里、奥尔加·巴克拉诺瓦和莫里斯·希瓦利艾。此后，由于要完成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中世纪法国艺术的消失及文艺复兴的到来》获得学位，凯茨度过了被他称为“应用考古学”的五年快乐时光。他成了一名舞台顾问，对宝拉最后一部电影中的欧洲场景，如法国建筑门框使用什么五金器具等，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回答诸如“法国蜡像博物馆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如何布置展品说明”“巴黎顶级珠宝店外面用何种招牌”“法国园丁有何特别服饰”等问题。凯茨钻进制片公司的图书室研究，或到外面街道、私家花园和乡下转悠，寻找合适的电影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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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如何表现欧洲习俗方面，凯茨成了最后把关者。他会来到某场景拍摄现场，“让自己投入角色”，对拍摄中出现的差错拥有否决权。比如，“弗洛伦斯·维多的举止更像天主教徒，而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以免使公众产生困惑”。凯茨相当迷恋好莱坞贵族，特别是作为“编外”“令人陶醉的黑美人”娜塔莎·加利齐纳（她嫁给了旧罗门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沙皇的侄子），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波兰影星宝拉·内格里（她最近嫁给了一位格鲁吉亚王子塞奇·姆寄瓦尼）。凯茨说：“宝拉宛若宫廷里的女王，她明眸善睐，很容易使人想入非非。我被引见给她的第一天早上，就见识了安排最缜密的仪式。她在三四位女仆和一位秘书的簇拥下，显得如此高贵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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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公司的贵族们，也同样被凯茨的魅力征服。凯茨与牛津大学的关系，使他在好莱坞获得了声望。而牛津大学则垂涎好莱坞的钱包、气候和加州魅力。最后，在好莱坞从无声电影向“说话”电影转型时期，凯茨当上了派拉蒙电影公司对外部的主任。新的工作岗位使凯茨得以往返穿梭于法国儒安维尔、加州好莱坞和纽约长岛。那里的舞台拥有最新音响系统。凯茨前往那些地方，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外国市场“搜罗各种荒诞不经之事”。但是，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给所有那一切画上了句号。1931年，派拉蒙电影公司关闭了在长岛的制片厂。凯茨丢掉了工作，只留下一些积蓄。他搬到了罗德岛的桑德斯顿，在那里一座老鼻烟厂附近，买下了一栋黄色护墙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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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罗德岛，凯茨阅读了亚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波尔·巴克的最畅销小说。他开始专心致志自学中文，“使自己成为一名汉学家”。第二年，在征求了兰登·华尔纳的建议后，他来到了维多利亚港，从那里登上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亚洲皇后”号轮船。抵达北京后，凯茨立即入读华文学院。他避免与外国人为伍，被那帮老外起了个绰号“牡蛎”。凯茨终于安顿下来，租用了某位前宫廷太监的一座院子，聘用了两名儒雅古怪的用人。从他的住所到紫禁城和北海，步行只需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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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你拥有自己的朱红大门，上面屋脊陡峭，附带着遮檐。宽大方正的院子里种有洋槐树。夏天，可以在院子里的大片地方种花。”一切都简简单单，凯茨进一步描述道，“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抹平过的地砖已让人心满意足）、没有取暖设施（除了几个铁炉子）、没有我曾经安装过的管道……但是，我居住的房子极其舒适。与我认识的西方朋友的居所相比，我的住处，属于更加地道的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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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很快开始收藏。“引以为豪的宫殿被拆除或破坏。每个小商人都在倒腾美术，脑海中幻想着崭新的希望。他们能说会道，急于寻找像我这样的老外买家。然而，对于我想买的日常物品，如果人们知道你不富裕，中文讲得也不错，你绝对不必担心自己受骗，或恶心地发现自己受骗买到了假货。此外，我从不指望脱离实际情况拼命杀价，或连根拔起。我那些毫不张扬的上等家具，桌上那些简洁金属器皿或瓷盘，都是我受到它们的吸引，在不慌不忙中买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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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不但批评移居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其品位也颇有微词。“那些单调、昂贵的瓷器”，以及“他们以最奇怪的方式使用那些俗气的清朝官服，真是一种罪过”。然而，他极其认真的努力经常使“牡蛎”变成老外社区中的笑料。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居住，是凯茨的朋友和同事。他从《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那里续租了一处房产。他对那里进行了重新装修，增添了游泳池和草坪。1941年，阿克顿出版了长篇小说《牡丹与马驹》。在书中，他对凯茨进行了讽刺挖苦，将其假想为来自英格兰南部克里登的英国人菲利普·弗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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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弗劳尔）与中国人的友谊一败涂地。或许他太过勤勉地想要与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搞好关系……他刻苦钻研中国古典著作。有时候，午夜已过，他仍在额头围一条湿毛巾，继续发奋苦读。他一直希望，中国人民难以捉摸的精神，会在他自己选择的流放地发出新的光亮，使他的生活方向得到新的指引。他希望自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与他们相逢，并被接受成为其中一员。他最喜欢被一个中国家庭收养。他幻想着自己祭拜孔子，在清明节外出为祖先扫墓，却忘记了他的挚爱和最亲近的人，绝大多数都埋葬在遥远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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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对凯茨不屑一顾。老资格外国汉学家福开森，曾对兰登·华尔纳评论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同事，包括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德克·博德和劳伦斯·史克曼。华尔纳称凯茨是一件最佳拍卖标的，是“一位拥有非凡天赋的人”，并且“阅历广泛”。他补充说：“我想，他进入中国艺术领域的情况与我一样。当时我刚刚知道，一个世纪前，伯纳德·贝伦森对中国艺术产生兴趣时，选择的也是同一主题。那时我希望，一位有贝伦森背景的人能够来到中国，学习中文，拥有了解中国艺术知识的能力。凯茨博士则很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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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茨的大量通信中，总少不了与哈佛名人正式访问中国有关的趣闻逸事。其中一个故事与约翰·马昆德（哈佛大学1915级）有关。他是作家、评论家和波士顿婆罗门编年史作者。马昆德把那次访问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明黄》。1934年，他参加了前往山西省五台山的探险队。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山之一，其5座高台峰顶上各有一座佛寺。华尔纳曾警告史克曼，说普艾伦“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身边带着一大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景观建筑师弗莱彻·斯蒂尔，“一位极其聪明、有鉴赏力的人”。还有3位女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的遗孀爱德华·罗宾逊夫人；来自缅因州巴港镇富婆，“一位聪慧、因其对艺术、音乐等狂热而闻名遐迩”的墨菲夫人；以及波士顿老姑娘玛丽·维尔莱特，“她是所有美国印第安艺术的赞助人，也推动了美国西南部陶器、染色和编织业的发展”。普艾伦将此次探险视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征集之旅——寻找波什·雷茨所购那尊伟大北魏鎏金铜佛丢失的“背光”，那会轻而易举地让他的富裕金主再次奉献出真金白银。普艾伦也借此机会，轮流劝说那些上了年纪的遗孀，恳请她们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邀请凯茨担任随队翻译，他的中文已是炉火纯青。探险队有一队随从和扛行李的脚夫，如同“路上一列长达800米的火车”。普艾伦则像一位“马戏导演”，也把那支队伍变成了“马戏团”。据凯茨记载，马戏团在“旅行后期变得极度喜怒无常”。虽然他们的旅行“极其奢华”，“早上有大杯橙汁”，以及有玛丽·维尔莱特用“绿色哈佛大学书包”带来的葡萄干。离开铁路终端山西首府太原后，“马戏团”在贫瘠乡下行进了三周。普艾伦进行的藏品遗赠协商，也是“许多遗嘱、许多限制”，为其此行增添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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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次旅行探险变成了一次滑稽的荒唐事。36年后，凯茨接受了马昆德自传作者米利森特·贝尔的采访。凯茨回忆说，“马戏团”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放荡者和保守者，或者说鲁莽的思想者与畅饮者，和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反对者。所有的外国人“社会”凯茨都不喜欢。他厌恶他们之间的争吵，发现他们既愚昧无知，又自大傲慢。但是凯茨喜欢马昆德，他仍记得一些美好时刻，特别是某一天，两人脱离了队伍，独自爬上了一座山峰。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寺庙的僧人，摇摇晃晃端着沉重的银板，为他们送来了野餐。最后，两派内讧小集团返回了北京。他们租了一座王府，试图用一场盛宴握手言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凯茨告诉贝尔，宴会“以打碎玻璃杯和掀翻桌子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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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戏团”还去参观了北京附近的一座寺庙。领队仍然是普艾伦，凯茨担任助手。凯茨这样描写罗宾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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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帝王式气派你从未见过！爱德华·罗宾逊夫人外出如同上朝：椅子、脚夫、灯笼、跑腿人一应俱全，甚至还把一张弹簧床抬到山上，供其到达山顶后在上面打个盹儿。之后，人们又让“曼彻斯特女公爵”（在北京，人们如此称呼罗宾逊夫人）坐上恭王府的椅子（一把相当不稳固的古董椅子），再次把她抬下山。那炫富场面可真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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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茨与溥儒在北京恭王府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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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更喜欢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溥心畬（原名溥儒）一起去北京的花园、寺庙远足。溥儒是恭亲王的孙子、溥仪的堂兄。凯茨认为，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溥儒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溥儒擅长宋代山水画，与伟大画家、有时也是造假高手的张大千并驾齐驱。溥儒有许多外国朋友：侨居中国的美学家、有抱负的书法家哈罗德·阿克顿，史克曼，当然还包括凯茨。恭王府是一处日渐破落的王府，曾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住宅，后来被恭亲王占据，直到他1898年去世。恭亲王死后，恭王府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被描述为中国北方最伟大的城市园林。20世纪30年代，恭亲王的后裔溥儒返回恭王府居住，在那里研习文人绘画、书法（目前，恭王府及其花园已成为一座博物馆）。凯茨在自己所著书中，对溥儒的品位大加赞赏，称其是“高贵之人，生而非凡之人”的例证。阿克顿是溥儒的学生，他对溥儒挥毫泼墨，运笔自如的作画场景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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