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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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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革命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的孙中山，结束外国流亡返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新任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签署了《清帝逊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当时，隆裕太后当着6岁的溥仪的面，泪如雨下地宣读了消灭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退位布告。根据协议条款，宣统皇帝及其亲属、太监以及清宫珍宝，可继续留在紫禁城内，并得到每年400万银元的津贴，用以支付家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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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京的外交界面临着一个调整期。罗斯福的继任者、美国新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指定伊利诺伊州的律师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接替柔克义，担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09年，卡尔霍恩与妻子露西·门罗来到中国。他承认，卸下行李时，他“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对它既不偏爱，也不反对”。但是，1913年离开中国时，卡尔霍恩公使的“心弦被深深打动”。直到那时，在北京常驻，仍被认为是一件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工作。然而，美国游客已开始在中国出现，美国公使馆接待了一系列重要参访者。1908年11月，据俄国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记载，北京已成为“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每个外国公使馆都努力比其他同伴做得更出彩：俄国公使馆举办了芭蕾舞会，俄国公使的可爱女儿成了众星环绕的耀眼彗星；法国公使馆组织了音乐会，法国公使的美貌妻子，在拉威尔乐曲伴奏下，跳起了波列罗舞；法国银行搞起了化装舞会，大家身着奇装异服，被香槟酒弄得醉意醺醺，花园里挂着中国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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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夫人露西的姐姐哈里特·门罗，是芝加哥著名文学杂志《诗歌》的创始人和编辑。在美国先锋派文学中，那份杂志具有重要影响力。1910年，哈里特前往北京看望妹妹，轻而易举地落入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俗套：去北戴河避暑、骑马、参加秋季国宴等。宴会时，未婚女人和单身汉坐在餐桌下端，公使及其妻子，则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坐在上端。哈里特写了许多家信，她注意到两个微小变化，预示着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即将来临：“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对上层汉族妇女来说，裹脚正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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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至1910年，铁路巨头查尔斯·朗·弗利尔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像他这样的富翁们，都选择北京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领地。六国饭店建于1905年，初衷是接待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来华的欧洲旅客。1919年，美国作家艾伦·拉·莫特对那座饭店进行了描述，称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酒店”，各国在那里“碰头、交往、共同研究，打算互相‘搞’，也一起‘搞’中国”。六国饭店位于北京的使馆区，交通便利，提供最好的法国葡萄酒和法式大餐。看到北京开始变得西洋化，荷兰人亨利·博雷尔写下了自己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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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我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周围的人，与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法国比亚里茨、德国威斯巴登见到的人完全一个熊样……精明的商人和百无聊赖者。天哪！那些人在北京究竟干些啥？“你喜欢北京吗？”我听到……一个女人又高又尖的嗓音：“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去南口附近的明陵了。哎呀呀，那里太美了，美极了。”北京展现给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皇帝、天子的圣城，已被环球旅行者和游手好闲之流的势利所玷污。那些人强迫自己乘坐火车，轰隆隆冒着浓烟，穿越北京的城墙。而那些城墙，早已无力保护北京的那份纯真。走到饭店外面，往左，往右，都是人声鼎沸，更加嘈杂。我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似乎现代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他们正扬扬得意，在古老的北方鞑靼圣城之上，耸立起一座崭新、粗俗的国际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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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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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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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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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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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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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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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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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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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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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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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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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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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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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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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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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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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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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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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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