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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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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革命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的孙中山,结束外国流亡返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新任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签署了《清帝逊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当时,隆裕太后当着6岁的溥仪的面,泪如雨下地宣读了消灭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退位布告。根据协议条款,宣统皇帝及其亲属、太监以及清宫珍宝,可继续留在紫禁城内,并得到每年400万银元的津贴,用以支付家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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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京的外交界面临着一个调整期。罗斯福的继任者、美国新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指定伊利诺伊州的律师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接替柔克义,担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09年,卡尔霍恩与妻子露西·门罗来到中国。他承认,卸下行李时,他“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对它既不偏爱,也不反对”。但是,1913年离开中国时,卡尔霍恩公使的“心弦被深深打动”。直到那时,在北京常驻,仍被认为是一件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工作。然而,美国游客已开始在中国出现,美国公使馆接待了一系列重要参访者。1908年11月,据俄国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记载,北京已成为“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每个外国公使馆都努力比其他同伴做得更出彩:俄国公使馆举办了芭蕾舞会,俄国公使的可爱女儿成了众星环绕的耀眼彗星;法国公使馆组织了音乐会,法国公使的美貌妻子,在拉威尔乐曲伴奏下,跳起了波列罗舞;法国银行搞起了化装舞会,大家身着奇装异服,被香槟酒弄得醉意醺醺,花园里挂着中国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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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夫人露西的姐姐哈里特·门罗,是芝加哥著名文学杂志《诗歌》的创始人和编辑。在美国先锋派文学中,那份杂志具有重要影响力。1910年,哈里特前往北京看望妹妹,轻而易举地落入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俗套:去北戴河避暑、骑马、参加秋季国宴等。宴会时,未婚女人和单身汉坐在餐桌下端,公使及其妻子,则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坐在上端。哈里特写了许多家信,她注意到两个微小变化,预示着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即将来临:“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对上层汉族妇女来说,裹脚正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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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至1910年,铁路巨头查尔斯·朗·弗利尔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像他这样的富翁们,都选择北京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领地。六国饭店建于1905年,初衷是接待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来华的欧洲旅客。1919年,美国作家艾伦·拉·莫特对那座饭店进行了描述,称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酒店”,各国在那里“碰头、交往、共同研究,打算互相‘搞’,也一起‘搞’中国”。六国饭店位于北京的使馆区,交通便利,提供最好的法国葡萄酒和法式大餐。看到北京开始变得西洋化,荷兰人亨利·博雷尔写下了自己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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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我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周围的人,与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法国比亚里茨、德国威斯巴登见到的人完全一个熊样……精明的商人和百无聊赖者。天哪!那些人在北京究竟干些啥?“你喜欢北京吗?”我听到……一个女人又高又尖的嗓音:“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去南口附近的明陵了。哎呀呀,那里太美了,美极了。”北京展现给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皇帝、天子的圣城,已被环球旅行者和游手好闲之流的势利所玷污。那些人强迫自己乘坐火车,轰隆隆冒着浓烟,穿越北京的城墙。而那些城墙,早已无力保护北京的那份纯真。走到饭店外面,往左,往右,都是人声鼎沸,更加嘈杂。我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似乎现代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他们正扬扬得意,在古老的北方鞑靼圣城之上,耸立起一座崭新、粗俗的国际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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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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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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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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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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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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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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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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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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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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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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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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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姐姐哈里特硕果累累。为了不被其光芒盖过,早已担任《芝加哥记录先驱报》艺术评论家的妹妹露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的街道》(1922年11月26日),另一篇讲述了溥仪与婉容皇后的婚礼(1922年11月22日)。露西对那场婚礼进行了描述:那是官员们正式穿戴清朝刺绣官服的最后机会之一。他们的乌梅色外套里面带有白狐皮里衬,脖子上挂的项链有玉、琥珀或珊瑚,官帽后面插着孔雀羽毛装饰。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露西是在场的唯一外国女性。正如她对读者所言:“能够见她(现任的皇后)一面,都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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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外国人社区分为四类:外交官:为首的是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他的举止很像一位乐善好施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他身高超过2米,却被当地贫嘴者起了个绰号“小不点儿”。海关:为首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接班人弗朗西斯·阿格伦爵士,中国官员认为,他为了模仿前任赫德爵士的傲慢自大,反倒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机灵劲儿。传教士(“传教男孩”):包括燕京大学的老师、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一类是平民:包括选择北京,而不是更加商业化的上海的商人。当然,还有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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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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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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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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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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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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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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