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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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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博物馆快速发展，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只有200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博物馆建设浪潮（如我们后面所描述），可以部分与之相媲美。20世纪初至50年代，美国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每座城市都相当有自尊。各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催生了1500多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属于美术馆，也包括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早在1923年，法国艺术经销商雷内·吉姆佩尔访问美国，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旅行经停托莱多时，就在日记中写道：那种艺术博物馆热，“在美国随处可见，使人不禁联想到中世纪时大张旗鼓建造教堂的情景”。33年后，另一位法国人访问美国，那便是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有人问法国部长，是否同意丽贝卡·韦斯特所说，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火车站。“不，”法国文化部长答道，“美国的大教堂，是它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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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那个“伟大觉醒”时代的主教堂，至今依然如此。该馆创建于1870年，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观光目的地。目前，该馆年观众数量超过600万。1905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访问美国时，已预见到了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发展。那是他1883年以来首次回国长期旅行。到了190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搬离了曼哈顿西区14街的古怪大厦，堂而皇之地迁移到上城区的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它是位于公园边缘的一座真正的艺术宫殿。”詹姆斯在《美国游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即便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也是沐浴在“之前从未享受过的氛围之中”。那里的空中飘浮着金钱，“无比之多”，足以买下“所有最精致的东西”。詹姆斯还不忘称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言之，它会成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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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初期，亚洲艺术顶多在边边角角的展厅出现。该馆虽然很乐意展示本杰明·奥尔特曼、皮尔庞特·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但是直到1915年才成立了远东艺术部。同年，金融家摩根去世，虽然他曾担任该馆董事会会长一职长达10年，但未把他的瓷器收藏遗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些正在展厅展出的摩根宝藏，也随之从展厅中撤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方向性转变。转变部分缘于竞争对手波士顿美术馆的刺激。那时，波士顿美术馆已成为美国亚洲艺术收藏方面的老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不懈努力多年，试图扩大自己的亚洲艺术馆藏。该馆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位公认的权威来领衔新部门。此时恰有一位模范人物波什·雷茨，他是一位杰出的荷兰学者，兄弟是荷兰女王威廉敏娜的管家（这样的关系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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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什·雷茨在慕尼黑和巴黎赫赫有名。他既是学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雷茨从早年起，便对东亚艺术产生了痴迷。他研究了欧洲主要博物馆的有关收藏，用了一年时间深入钻研中国和日本艺术。1914年，卢浮宫向这位亚洲艺术荷兰铁粉示好，请他保管该馆的格朗迪迪埃远东艺术收藏。据说那属于西方收藏的最佳远东艺术品（目前属于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但是，随着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法国当局发现聘用此人并不明智。”波什·雷茨转而跨越大西洋，前去研究美国的主要东方艺术收藏（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持中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抓住机会，邀请波什·雷茨担任该馆远东艺术部的首任创建主任。该部以中国、日本艺术为核心，同时也展示它们的近亲朝鲜和喜马拉雅地区艺术。波什·雷茨当即接受了邀请。如《泰晤士报》报道，1915年9月，雷茨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恰逢摩根收藏的瓷器进入最后的拍卖。那批瓷器是当时该馆吸引人的明星展品。拍卖也使波什·雷茨所在部门“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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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波什·雷茨便令人钦佩，他善于规范管理，眼力精准，做事有条理，光明磊落，很快赢得了“荷兰老清洁工”的绰号。有时候，他让那些被冷落的同事感到恼怒。然而他努力了解博物馆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起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曾委托装饰艺术部代管。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1915年，该馆存有大量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包含“1879年以来收集的东西”。那一年，博物馆几位董事和其他捐赠人联手，购买了塞缪尔·艾弗里（该馆董事、雕刻师、鉴赏家和艺术经销商）选择的一组中国陶瓷，数量达13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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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什·雷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继承的最有意思的藏品，是福开森在中国时为该馆征集的藏品。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身兼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学者、上海报纸出版人和清王朝顾问等职。他还一度担任了中国铁道总公司参赞的干事，与其清朝官员朋友端方一起，把公职与艺术品收藏混为一体。19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明地（事实如此）任命福开森为该馆终身研究员，请其担任该馆的藏品征集代理，并向他提供了25000美元藏品征集费。一年以后，福开森凭借才干，获得了更多的征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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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福开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福开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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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福开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福开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福开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福开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福开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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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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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30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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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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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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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荷兰老清洁工”波什·雷茨返回祖国居住，于1938年去世（被一辆汽车撞倒），享年78岁。精打细算真的很重要，波什·雷茨的继任者普艾伦就缺乏这一点。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便受雇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终身受聘。196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定了强制退休政策，规定专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普艾伦为此提出愤怒抗议，还提起了诉讼，甚至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上诉，请其予以干预。普艾伦的诉讼和上诉毫无结果，却适时为博物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画出了一条终结线。对此，普艾伦似乎将自己视为歌剧中的英雄，遭遇了一群无赖和笨蛋的围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前没有，以后也再未雇用过像普艾伦一样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研究员（他的上司们，则使用了更为温和的委婉语，称其为“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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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市度过了童年。那时，他便表现出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父亲和祖父从木材买卖中发了大财。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青少年时，普艾伦去参加高中舞会，他身穿黑长袍，戴着面罩、尖顶帽和一头又长又卷的金色假发。”中国文物古董商爱德华·威尔斯，是普艾伦的另一位长期朋友。他对普艾伦在哈佛大学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有过如下描述，“年轻的普艾伦身材瘦削，一头金发相当浓密，走起路来既无精打采，又有些大摇大摆”，一副让人感到“困惑和唐突”的做派。普艾伦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他的朋友，以及那些他相信不会作恶的人”；另一类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可能让他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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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部分归功于哈佛大学保罗·萨克斯的热情推荐。普艾伦曾听过他的博物馆讲座。普艾伦的个人履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哈佛大学曾师从邓曼·罗斯和兰登·华尔纳，后者在第二次率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前往中国时，曾招募普艾伦入伙。此时，也就是1928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当上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研究员，该部同样正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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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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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连续授予我3笔奖学金，后面还有更多奖学金等候我。千万别以为我没有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第一年，我确信我只会在中国工作一年。我首先学习中文，拒绝与任何讲外语的中国人接触，只在周末与外国人见面。有一位学者与我同住，但他并不教我，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娱乐的地方。我很随意，可以听他讲话，也可以不听。我的老师们每天白天都来，每周还会来3个晚上：一位老师与我一起吃午饭，另一位一起吃晚饭……午饭后，我们用1小时，去看那些背着东西转悠的小古董贩子。那挺好玩，既了解古董，又学了语言。每周，一位很棒的老学者上门两次，给我阅读古代经典。他人极好，来我这里还有附加条件，即不与任何其他外国人见面。他不喜欢外国人，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他的父亲被外国人砍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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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暗示，普艾伦也在进行自我辩护。当时，有人不断抱怨，普艾伦作为学者，缺乏深度和认真。由于搞清楚藏品具体年代和属性并非易事，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说一些“有趣、无害的话，可能会与事实有些差距”。比如，他曾对一顶唐代王冠写道：“这顶王冠，应至少属于皇室某位伯祖母。如果不是，那她也该有一顶。”约翰·埃勒顿·拉吉，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和弗利尔美术馆创始馆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作为知情人，对普艾伦对藏品的古怪判断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其中4幅属于极品……除我以外见过它们的人只有普艾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真得祝福他愚蠢的小心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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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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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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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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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总是例行公事，请比斯特菲尔德审核自己的文章和图解，看其准确与否。上述一切，解释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学院档案馆，可以查阅到比斯特菲尔德亲王对普艾伦请求的应答：他依据事实进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页接着一页。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中，比斯特菲尔德对顶头上司的漫不经心发起了挑战，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实际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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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普艾伦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长以戏剧效果布置展览。比如，1945年，他组织举办了明星展览《紫禁城服饰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国宫廷服饰。该展展品丰富，占据了12个展厅。展览的高潮部分，是复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尔文·汤姆金斯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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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那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着200年间留下的污渍变得暗淡。普艾伦还把展厅涂成了金铜之间的渐变色，其中随处夹杂一些浓重的绿色条纹，皇子的妻妾，则以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假扮。普艾伦从一家医疗设备机构租用了一具人体骨架，将其涂成金色，让它身着皇子服饰斜靠在沙发上。那具人体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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