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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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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和鸟类都有储藏的嗜好，犬类、各种啮齿类动物、某些螃蟹以及智人也不例外。这些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收藏冲动，喜好储存与生存无关的物品。研究表明，人类的此类冲动，或许具有遗传性，常常从幼年时便展露出收藏本能。莫里斯·雷姆斯曾是法国首屈一指的拍卖师、艺术理论家，他写道：“幼儿会紧紧抓住小玩意儿，洋娃娃和士兵玩偶。那些东西是他的玩具，是世上唯一为他提供安全感的有形物质。”雷姆斯继续写道，随着儿童鉴别力的增长，随着“学会辨别物体的品质，儿童的竞争精神也会与时俱进。这种天赋与日俱增，使他们得以首次与成年人相提并论”。人类的收藏本能，也会滋生反抗叛逆、兄弟交恶，产生终生难忘的恐怖回忆（在奥森·威尔斯导演的电影《公民凯恩》中，少年凯恩丢失“玫瑰花蕾”雪橇即属此类情况。该影片的原型人物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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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本能及其强迫症的根源是什么？至今未有全面分析和解释。收藏本能说来奇怪，又没那么不同寻常。作为文物收藏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收藏冲动，追溯到与训练孩子的如厕习惯有关的未解矛盾上。弗洛伊德的同事兼竞争对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强调了收藏冲动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在本书中，我们对亚瑟·赛克勒医生的收藏生涯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对反映其收藏本能的根源进行分析。亚瑟·赛克勒本人、两个兄弟莫蒂默与雷蒙德，都是精神病学家。此外，在搜寻中国艺术珍品时，亚瑟·赛克勒还与保罗·辛格搭帮结伙。辛格生于匈牙利，成长于维也纳，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同样属于自学成才的东方艺术鉴赏家。赛克勒与辛格的收藏，构成了赛克勒博物馆的核心藏品。该馆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弗利尔博物馆珠联璧合，引人注目；它们向两位有探索人类潜意识执业资格的人物，表达着自己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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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赛克勒医生的生涯，为收藏本能确立了一种重要的附属变异形式。在研究、展示自己珍藏过程中，藏品所有者——自豪的赛克勒不仅能获得个人满足感，藏品本身的存在，还可作为获得低成本藏品保管设施的筹码。那些藏品有助于赛克勒扩展人脉，从而在与主要博物馆打交道时，得以协商获得具有追溯效力的减税待遇。最后，收藏家赛克勒灵活地向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捐资、捐赠，让家族的名字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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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勒医生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功成名就。除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名垂千古，赛克勒还设立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拉维夫大学的赛克勒医学院、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赛克勒科学中心等。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有赛克勒亚洲艺术馆，还有赛克勒3兄弟共同资助修建，用于庇护“埃及丹铎神庙”的“赛克勒侧厅”，它体量巨大，四周有水池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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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赛克勒远非一位仅仅追逐名利的自我推销者。作为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的收藏热情确实超过了他的眼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顾问，1966年，他在写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翰教授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赛克勒的抱怨。方闻认为，赛克勒难以与人相处，在收藏方面野心太大，又没有足够时间开展研究。赛克勒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因此他更喜欢成批征集藏品。“我像生物学家那样收藏。”赛克勒曾经解释道，“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就必须建立足够庞大的数据库。如果只研究毕加索和亨利·摩尔那些人，就无法了解20世纪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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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勒不愧是赛克勒，他承认自己在学识方面不如其他收藏家，甚至于慷慨资助保罗·辛格的藏品征集活动。1957年，在一次拍卖会上，赛克勒与辛格初次见面。辛格是赛克勒的同行，也是精神病学家。但是在收藏方面，辛格谨小慎微，不会大刀阔斧批量买入。辛格属于自学成才的鉴赏家，他着重征集别人看不上眼的怪异小玩意儿。得手之后，辛格把它们藏于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拥挤的两居室公寓内。赛克勒资助辛格收藏的条件，是后者的珍藏，最终要落户以赛克勒名字命名的某家机构。1997年辛格逝世后，他价值6000万美元的6000多件藏品，如期移交给了赛克勒美术馆，使该馆当时的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新增的藏品中包含了大量考古文物。经过仔细鉴定，以及对那批藏品价值和稀有度的认定，证明了辛格的判断力。辛格为什么收藏？他本人曾向李·罗森鲍姆解释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激动。”罗森鲍姆是《艺术收藏指南大全》的作者。事实上，作为精神病学家的辛格向罗森鲍姆吐露了心声。辛格认为，收藏是“一种非常色情的行为，与做爱类似……任何称职的古董商都知道，收藏家在观赏藏品时，不该受到任何打扰。那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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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争取到辛格遗赠的藏品，赛克勒还收获了另外一项成就，从自己的捐赠活动中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尽管不那么显而易见。高居翰曾讽刺挖苦地指出：几十年来，“赛克勒善于用藏品和金钱捉弄人，尽人皆知。他先是吊起各大机构的胃口，之后再把捐赠施舍他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的库房里出现过一块‘赛克勒飞地’，由赛克勒任用的研究员管理，未经那位女研究员同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本馆研究员不能越雷池一步。在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历史上，那种情况前所未闻。到了最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鸡飞蛋打两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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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似乎有两点相关解释：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不缺少适宜展出的藏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首批资助的艺术博物馆，自1923年开馆以来，弗利尔美术馆一直难以为继，原因是该馆捐赠者的条件过于苛刻：它不能出借藏品，也不能借馆外藏品来馆展出。实际上，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郝维辛小姐那栋老宅一样，弗利尔美术馆自身，已被时间冻结了。“如果没有赛克勒先生决定性的再次捐赠，”精明的记者苏伦·梅丽仙评论道，“华盛顿国家广场与赛克勒博物馆相邻的弗利尔美术馆（为遵守建筑高度限制，该馆建于地下），或已成为一家死水一滩的学术机构。”那种情况并未出现。2002年12月，在华盛顿举办了纪念赛克勒博物馆成立25周年的盛会，由赛克勒的遗孀、出生于英国的吉莉安·赛克勒女爵主持。对于赛克勒博物馆与弗利尔美术馆不同寻常的机构“联姻”，时任馆长朱利安·拉比做过如下评论：“它们是两栋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建筑。一个堪称宁静殿堂；而赛克勒博物馆，则需要更具活力，更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我想要的是反差，反对千篇一律的风格。”纪念活动筹集了100万美元。用梅丽仙的话说，那对双胞胎博物馆，有待成为“西方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而亚洲艺术已融入（一种）活生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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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均指向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赛克勒医生如何获得征集藏品所需的财富？他为何转而收藏难以捉摸的中国艺术？有何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公平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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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新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和个人健康保险，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美国的卫生保健支出急剧增长。赛克勒与弟弟莫蒂默和雷蒙德一样，都对那种状况推波助澜，并从中大受其益。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卫生保健总额方面，美国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药已被视为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有效药物。作为医药工业投资者，赛克勒兄弟三人，成了医药行业总体上涨和二次增长中的弄潮儿。对赛克勒来说，他的战斗精神，也助推了自家弟兄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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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勒三兄弟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们的父亲艾萨克从当今乌克兰移居美国，开办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苏菲出生于波兰。赛克勒在一家医药广告代理公司打工，自筹学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学医。后来，赛克勒成了那家公司的所有者。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步兄长后尘，踏上了医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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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过多年医药生意实践，赛克勒练就了讨价还价和推销的能力。他出版期刊，资助学术研究。1952年，赛克勒三兄弟同时任职于克里德莫尔州立精神病医院，他们共同收购控制了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那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厂，位于格林威治村。后来，该制药厂变成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泻药（番泻叶）、滴耳剂（耵聍软化剂）、防腐剂（必妥碘）等。赛克勒去世后，该公司还生产奥施康定，一种备受争议的麻醉止痛药。作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开创性人物，赛克勒医生获得了广泛肯定。他与兄弟和其他人合作，共同发表了140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身体机能如何影响精神疾病。1987年，《纽约时报》资深艺术评论员格蕾丝·格卢克，在该报刊登了赛克勒的讣告，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此外，她还写道：“赛克勒首先使用超声波进行医学诊断，在他开展的其他开拓性活动中，包括确定组织胺属于一种激素，呼吁人们关注受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对当今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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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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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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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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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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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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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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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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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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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长办公室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密协定予以斥责，却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该馆的领导们如释重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应对赛克勒。赛克勒用毒舌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指责，对昂贵的赛克勒展厅被曝光和利用耿耿于怀。此外，他还有其他愤愤不平之事。迈克尔·格罗斯写过一本专著《无赖博物馆》（2009年出版），讲述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关的异闻趣事。格罗斯在书中对赛克勒的满腹牢骚娓娓道来。据他记述，赛克勒把一箩筐牢骚抛向霍文馆长，认为时任博物馆法律顾问的阿什顿·霍金斯，曾阻挠他进入博物馆董事会。而且，“博物馆在‘神圣’的丹铎神庙举办派对，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称在那里为时装设计师华伦天奴举办私人晚宴‘令人厌恶’。赛克勒还认为，一本时尚杂志刊登蒙特伯勒馆长的照片，也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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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亚瑟·赛克勒宣布，他将把自己收藏的精品和400万美元，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交换，同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造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如前所述，美国国民最终从中获益。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首选参观目的地（免收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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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赛克勒医生的是什么？有关收藏，法国“警句家”拉布吕耶尔有如此说法：“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收藏通常是如此强烈，除了琐碎的收藏目的，它丝毫不逊于爱情和人生抱负。”或者，如英国鉴赏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补充：“问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收藏，如同问他们为什么坠入爱河。收藏的原因都是不理智的，动机都是乱如麻的。”最终，无论令灵魂出窍的收藏行为的源头多么难以捉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遍布它们的结晶。至于在道德上，哪些人、哪些机构更有道义占有那些收藏，将是我们在后记中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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