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70874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82]
1705470875
（一）铭者名也
1705470876
1705470877
郑玄注《周礼》云：“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诏谓告其神以辞也。”[1]早期的铭文书写有生死之别，生时铭于天子车上的旌旗，死后则镌刻于祭祀中的王鼎，后者也就是今天的“金文”。“铭之言名也”，铭是一种显名的方式。《礼记·祭统》云：
1705470878
1705470879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2]
1705470880
1705470881
这里说的是祭祀中铭文之用途。在本质上，无论是王旌之铭还是鼎彝之铭，都用于对自我的称名。不同的是，铭于王旌乃直接扬名自己，而铭于鼎彝是通过颂扬“先祖”以使自我这种颂扬的行为显诸后世。
1705470882
1705470883
对于后人来说，金文是记录商周历史最确凿的文字材料之一，而在当时，作为一种意欲在公共场域中宣明于世的文字，铭文首先要“明足以见之”，观看是这种书写与文字最切近的目标。这样一种得以流传几千年的文字，尽管不同观者的眼睛里接受的符号是同样的，但其意义却跟随观者的身份而变化着。这里有必要将观者的身份区分为“事实观者”“目标观者”与“潜在观者”三种。“事实观者”指在仪式及活动的当场确实看到铭文的人；“目标观者”指铭刻者预计看见铭文的人；“潜在观者”指铭刻者无意让其观看，但是仍有机会看到铭文的人。对于青铜器上的铭文而言，三种观者互不相同：“事实观者”是在祭祀场所看到铭文的天子、诸侯与群臣；“目标观者”是祭祀指向的冥冥中的先祖神灵；而几千年后这些文字重新得见天日时，那些观察和研究它们的金石学家，以及在博物馆中漫步游览的参访者，都属于它的“潜在观者”。无论这些潜在观者如何对金文的符号有兴趣，在它们被铭刻之初，其制作者并没有引起这些兴趣的意图。根据《礼记·祭统》中刻铭文于鼎彝的记载，铭文的目的一是“以祀其先祖者也”，祭祀是与祖先的对话，铭文的书写是与祖先通话的媒介；二是“明诸后世”，将铭文中记录的先祖的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等等诏告天下，流芳百世。《释名》曰：“铭者，述其功美可称名也。”[3]作为一种“述”的媒介，铭文起到了记录功德的作用，以称显自我与家族之名。
1705470884
1705470885
在祭祀中以先祖作为目标观者，并非全为祖先之功，在政权稳固和军事运筹中做出杰出贡献的臣子，也会以铭于青铜器这种崇高的方式受到表彰。《周礼·夏官上·司勋》曰：
1705470886
1705470887
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4]
1705470888
1705470889
这一段规定了对于臣子六卿应论功为铭，在祭祀时将这种殊誉诏告先王。《礼记·祭统》中记载有卫庄公为感谢孔悝辅助其登上王位而铭其事迹于彝鼎的事。《礼记》又评论说：“古之君子，论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5]
1705470890
1705470891
这是对一个臣子最高的赞誉和褒奖，它的实现不是通过施与钱财布帛等有价值的物，也不是通过授予勋爵、功名等政治权位，而是通过铭刻——将功臣名字铭在庙庭里以告祖先。在这样一种对祖先观念的信仰中，用于祭祀的、与祖先灵魂相通的刻有铭文的祭器，其价值远远超过“实用”的财物。
1705470892
1705470893
《周礼·冬官·考工记》论“栗氏量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为了能够起到流芳百世而不朽的暗示，铭文一般都选择能够耐受时间考验而长存的器物。除了青铜器，石碑是最常使用的器物。石碑实际上就是石屏风，在其上铭刻功德，南北朝以前就已流行。《水经注》中有关于山西大同方山永固陵前的永固堂石室的记载：
1705470894
1705470895
四周隅雉，列榭阶栏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椽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跌，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6]
1705470896
1705470897
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的陵墓，陵中树立之屏乃以青石为主体，以文石为边缘，可以保存比较久的时间，因而这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希望借在这些不朽之物上刻下名字以使自己被后人永久地纪念，故《吕氏春秋》说“功绩铭乎金石”。东汉蔡邕亦有“遗碑屏于皇新庙”之语，这一张青石屏风，实际上也就是石碑了。墓葬陵寝前设碑屏在东汉时期已经流行，亦有不少碑文拓本传世。而后世多言碑而少言屏，此处不再赘述。
1705470898
1705470899
金石上所铭刻忠孝之事、贞顺之名，未必能够如制作者所期许的那样“永启厥后”。“目标观者”和“潜在观者”在铭文的接受上，发生了意义的转圜。宋代李成的《读碑窠石图》就记录了历史上的一次这样的“阅读”。冬日里的荒野间，矗立着一座废弃的石碑。一个骑骡的老人偶然经过，默默停驻在一座古碑前凝视着碑文，在近处的陂陀上，满布着木叶尽脱、枝槎鳞爪的寒树，整幅画面裹挟着肃重的历史气息。这座荒废的古代石碑也许就是曾经的青石屏风，几百年的风霜已经将上面的文字涂抹得模糊不清，这位年迈的老人已很难看到这上面究竟镌刻了那位显臣的功德——这幅画面中的石碑上，并没有镌刻任何铭文的痕迹。不过，即便有铭文，即便这位老人是一位金石学家，识得这些文字，此刻的他，也并未真正去“读”这些文字的内容。一切曾经的辉煌显赫，都将随历史的风烟荡尽，即使这些铭于不坏器物的名字，也无可辨识，阅读不再指向文字的意义，而是与文字以及承载文字的物质一起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符号，一种“古”的标记，一种关于时间的思绪。（图18）
1705470900
1705470901
1705470902
1705470903
1705470904
图18 李成 读碑窠石图轴 126.3cm×104.9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1705470905
1705470906
同样作为“潜在观者”的今人，透过商周青铜器和汉魏碑屏上的铭文，得以穿越历史，去领略古代圣贤的彰采。但是引领人们追溯过去的，未必是那些铭文的所指。事实上，除了少数古文字学家，多数人无法识别那些铭文。即便观众在博物馆细心阅读了解说明，理解了其上由专业学者解读的铭文内容，他对这些古代文字的敬意，恐怕也不是由于这些“信息”的流传。当一种古文字不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其痕迹就成了观者心中的神话。那些战功赫赫的臣子、巧夺天工的匠人以及周天子，他们最初所欲称扬之“名”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而神话与敬意只是藉于“历史”这一永恒的动因。千年历史的变幻，足以吹落铭文在古人心中美扬的内容，而只有镌刻的痕迹保留下来，成为一种精神的风标。那些在时间的风烟中葆全自身的鼎彝和石碑，其实也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历史的烙印——这些物品成为了“古物”，博物馆橱窗内斑驳的铜绿与碑林中灰色的尘埃挑动了心灵的怀旧之弦，它们曾经的意义已变得模糊不清。倘若仍旧怀有“重现”其当时意义之心，我们有必要将自我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意图“悬置”起来，而去面对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字的“当场”，面对那些曾经的观者。
1705470907
1705470908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83]
1705470909
（二）君子之观
1705470910
1705470911
自周代开始，政治德行的意图越来越超越于祖先的崇拜，即便是用于祭祀的铭文，也常常暗含着教化的任务。《礼记·祭统》中说：
1705470912
1705470913
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7]
1705470914
1705470915
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的道德诉求更为明显，其对先祖的尊崇与宣耀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因为认识到先祖亦有善恶，而能够出现在铭文中的，都是颇具美名的先人。“孝心”并不是一味追崇古者，而是做出价值判断之后对于先祖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一个客观认识。
1705470916
1705470917
古人对于铭文观者的认知，也证明了这一点：
1705470918
1705470919
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智足与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8]
1705470920
1705470921
一位君子在铭文中看到的，既有先祖的美名，又有镌刻的行为。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后者。比起为祖先扬名，镌刻者更重要的目的是教化，让后人始终如其先祖一样，以忠孝之心对待这位明哲之君。教化之观实际上是“目标观者”与“事实观者”趋同的一个指征，这个观者就是所谓“君子”。这样的铭文不为先人和后世所见，而是为时人所“鉴”。时间的流传已让位给当场的效用，而当这种效用又被要求通过生活中的绵延增强它的作用时，仪式中使用的永恒器物便不再是必需的承载。包括屏风在内，教化之铭逐渐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用具中。在《大戴礼记》中就记载了武王铭席的故事。武王登基时，尚父向其呈书，内容是教导其仁义之道，武王听到书中的话“惕然若恐惧，而为诫，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9]。武王是因为尚父教导内容之精要而刻于席上，日日戒之，其所戒，也就是铭文所指的内容。史书的记录中，周天子于盘、杖、几、席皆有所铭，这些日常用具不是祭祀用品，也不能长久保存，它们被安放在私人的居室中，在平日时光的绵延中展开对观者无声的训诫和教化。金石之铭与日用之铭在时间性上发生着错置：那些勇于承载永恒的器物，只在仪式的当场现身，对它的崇敬，不但基于这种“永启厥后”的性质，也基于其与日常生活的疏离。它现身时的短暂一瞬，犹如惊鸿一瞥，将祖先的荣光定格。礼仪中的暂时性赋予了它的永恒性以可能。而那些附着于易朽的日用之物上的铭文——席铭、枕铭、屏铭等，则被置于日常生活的绵延当中，令观看它们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相对卑廉的日用之物，反而成为比“名”更为深远的道德传承的载体。
1705470922
1705470923
这种时间错置的根由，是周代开启、汉代确立的政治空间由外而内的转型。礼仪中的器物，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之中皆向外部伸展，它的铭文通过这一公共空间的当场传递给永恒中的观者。除了铭文的制作者，那些仪式当场的观众也未必可以直接看到，这看上去是在世的铭刻者与冥冥中的观者的直接对话。而正如《礼记》所传递出的，周代之后的铭文，无论是表彰功臣还是道德教化，皆源于内化的政治诉求。授予功臣的鼎彝铭文，尽管仍然在祭祀中使用，但与之前敬神的祭祀功能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实际的目的在于延续王朝统治的切身需要。至于那些在后世广为流传的鉴戒箴铭，则完全由政治空间的诉求内化至日常生活空间中。正如《大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逻辑所呈现的，天下之治，不再依靠超越世俗的外部力量，就化成于“日三省吾身”的日常行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