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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二章 敦煌：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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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戈壁沙漠中心的是中国众多奇观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之一——敦煌千佛洞，骑上骆驼从最近的城镇过去要四天。这里有超过400间在参差不齐的崖壁岩面上凿出的古老岩石寺庙和佛堂，里面满是壮观的壁画与雕像。它是所有中亚石窟建筑群里面规模最大、绵延最远的——足有一英里。几个世纪以来，在佛教世界中，这里作为祈祷和还愿的中心而享有盛誉。原因跟地理位置有关。它位于一个小小的绿色峡谷里面，被高大的沙丘包围，在敦煌西南面大概12英里的地方。而敦煌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去往西方的大门。这是旅队从古老丝绸之路启程的最后一处落脚点。朝圣者、商贩还有士兵将要离开中国前往在精神上黑暗、肉体上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前，会在敦煌的寺庙祈求前路上的恶魔能够远离自己。同样，旅人从西方抵达敦煌后也会在这个地方表示感恩，因为他们平安地穿越了恐怖的大漠。因为在敦煌这个点上，丝绸之路北道和南道交会，所以所有通过陆上往来中国的旅人不得不经过这里。因为行旅和朝圣的交通繁忙，几百年来这个绿洲自身变得相当繁荣。在离开著名的玉门关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首个绿洲之前，这里的市集提供给旅队最后一个备足食物和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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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及其名字的起源据称可以追溯到366年，当时僧人乐尊看到云中有千佛闪耀。他说服一位富有而虔诚的朝圣者，让当地的艺术家在其中一处小洞里作画，之后将此供奉为神龛以保他平安返回。其他人照着做，数百年间在崖壁上开凿出越来越多的寺庙和神龛，并进行了装饰。人们相信这可以保佑捐赠人旅途平安。这里的石窟一度超过1000处，当中有469处保存到今天。敦煌最兴盛的时候，也有许多寺庙伫立在由白杨和榆树组成的防护林中，面向着蜂巢一般的石窟。除了壁画和雕像，这个地方还保存了不少铭文，让人回想起当初施主们真诚的愿望。有一块是步兵官员在947年8月2日建造的，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地区日渐兴旺，去往东西的道路开放自由，来自北面的鞑靼以及南面的吐蕃停止抢夺和战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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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不像许多丝绸之路沿线更远的绿洲那样因为野蛮人或沙漠而遭遇废弃，它和它的石窟在饱经这么多世纪的兴衰以后幸存下来，差不多原封不动。如今这里供奉的壁画与雕塑有1500多年的历史。西方一位艺术史专家称为“世界上最丰富的博物馆”。盖群英形容它是“沙漠里一座伟大的美术馆”。但由于这里很偏远，直至20世纪初极少有西方旅行家注意到这里。即使现在也只有极少幸运的人可以看到。1879年普热瓦利斯基到过这里，匈牙利地质探险队的部分成员也无意间到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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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个时候斯坦因没有计划开展挖掘或是弄走这里壮观的壁画，但很多年以前他听跟随匈牙利探险队的地理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 Loczy）说过这里如何壮观美丽，于是就一直希望去走访一番。1907年3月12日的早上，人困马乏的斯坦因顶着寒冷的风暴来到镇上。那会儿他不曾想过敦煌将是他收获最大的地方。的确，那个时刻他想的是别的事情，也就是从米兰过来时在冰封沙漠里所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系列古老的瞭望塔。他相信这就是中国正史中提及的长城西端早已消失的一段。因此他决定去千佛洞先进行简短的考察，补充食物和水，之后返回罗布沙漠对这神秘的城墙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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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抵达敦煌之后，他很快从一个乌鲁木齐商贩那里听说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有一位道士王圆箓声称自己是石窟的捍卫者。几年之前，王道士无意间找到一处密室，其中有大量古代写本。斯坦因决定前去探访，他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出发穿过12英里的沙漠到石窟去。到了那儿，斯坦因发现因为要筹钱修葺寺庙，王道士去了相邻的绿洲化缘。斯坦因也不情愿地看到，修复工作已经粗略地展开了。此外，这位道士几周内都不太可能返回，何况写本所在洞窟的钥匙（自从发现这里后就装了门）在道士那边紧攥不放。靠着中国助手蒋师爷四处探问，斯坦因得知写本可以“装几马车”。而且找到藏书室这件事情早已呈报给在兰州的中国政府。正是当地的总督在看了写本的样品之后要求将其锁起来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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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中国长城延伸的一段；他还找到未知的藏经阁；如今他流连在一个个石窟的美丽壮观的壁画与雕像之间；当年在匈牙利还是学生的他就梦想着这些。正当他在一个个洞窟间奔走的时候（蒋师爷紧随其后），偶然碰到一位年轻的和尚。他说王道士曾暂借给庙里一份手稿，他知道手稿在哪儿。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中写道：“这是一份保存完好的美丽纸卷轴，大概一英尺高，约莫十五码长。”他同蒋师爷小心地展开卷轴。这是用中文写成的，然而蒋师爷不得不承认他完全看不懂。斯坦因为自己完全不懂汉字而非常懊恼，之后他还会为这一点而懊恼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倘若他们想调查这个惊人大发现中的其他古物，就只能等王道士回来，此外没有其他法子。与此同时，对于热心帮忙找出这本手稿的僧人，维护友谊显然是很明智的。于是斯坦因计划付他一笔可观的酬劳，但在这点上蒋师爷则认为要低调。他表示这么多钱财不免让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末了只是给了僧人一点白银便作罢。斯坦因回忆道：“不论敦煌的人有哪些不足，由年轻僧人心满意足的样子也能看出，他们不曾施舍这些贫穷的僧人过多的东西而惯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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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离开期间，斯坦因在敦煌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后，立马又前往依旧冰封的沙漠考察他那神秘的长城遗迹。他将自己的跟班们描绘为“我带过的发掘者当中最疯狂的一队。他们精神不振，被鸦片摧残得虚弱不堪”。然而斯坦因能雇到这些人已经很走运了，因为40多年前的一场暴乱让这里人口骤减，导致劳力非常短缺。接下来的几周中，尽管斯坦因一直惦记着千佛洞还有王道士的秘密写本，不过他和他的杂牌发掘队伍仍旧有了一连串关键的发现，这些发现确定无疑地证明了那些坍塌的瞭望台就是两千年前长城延伸出去的那一段的残留部分。除此以外，他们还发现了中国著名的玉门关旧址，当年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一切都必须经过这座历史性的边塞。美国考古专家兰登·华尔纳（关于他自己在中亚冒险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谈）提及斯坦因找到长城延伸残部的时候指出：“这是我们那个年代里面最富有戏剧性的发现。与此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对早期中国与中亚历史的解释工作。”斯坦因在之后的探险中又沿着这道长城向前追踪300英里（他把城墙比作古时候罗马边界的堡垒），抵达如今离蒙古国边界不远的羌谷②。给英国友人写信的时候，斯坦因讲道：“我骑马沿着城墙考察新塔楼时，时常觉得仿佛在巡检仍有活人守卫的岗楼。两千年光景宛如短短的一瞬间。当初卫士从屋里清扫出的垃圾如今依旧堆在门口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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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带着记录汉朝边境日常的古物和信回到敦煌，那个时候非常关键的王圆箓也已化缘归来。但斯坦因不得不再等一周，因为每年都要举办的庙会开始了，周边绿洲的城乡居民都会聚集到小山谷，人最多的时候足有数千。最后，1907年5月21日，他终于又来到神圣的石窟，王道士在那里等他。欧洲人称颂的斯坦因最杰出的收获，同样令中国谴责为无耻诡计（甚至是偷窃）由此展开。就像关于埃尔金大理石雕塑③的争议，关于敦煌藏经室的争论也许会同样一直存在下去。然而我们这里只关注斯坦因与蒋师爷到底怎样说服写本的保护人，并且带走那些无价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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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的某天早上，斯坦因第一次与王道士碰面，他对王道士的印象是：“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十分胆怯而神经质，偶尔会显出狡诈，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斯坦因还补充道：“显而易见，首次会面便发现他不好打交道。”当然他也未跟王道士提及那些秘密珍藏的写本。斯坦因（就像小道士深信的）自称考察这边的寺庙并拍下那些壁画的照片才是他去敦煌的目的。事实上在给王道士找到秘密书库的侧龛附近拍照片的时候，斯坦因观察到那所藏经密室的进口已然被砖头封堵。这令他倍感失望。之前这个入口不过是挡了一道简易粗糙的木头门。与此同时，斯坦因听说了一件对他来说很不祥的传闻，甘肃的总督命令把藏经室整体转移到兰州。这样的话他甚至没有见一下写本的机会，更别提弄到一些。斯坦因急于求证真实情况，于是派出聪明机灵的蒋师爷前往王道士住的洞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蒋师爷回来了，或多或少打听到一点让人兴奋的消息。当中第一件事情是王道士封锁藏经室的进口只是为了在上周庙会期间避免好奇的朝圣者进去；第二件事情是，省府兰州的官员随机挑了一些写本检查了之后，打算还是把其他写本放在原地，由自称是保护人的那位掌管。关于这点斯坦因记述：“很明显是因为运费太高。”然而不论原因是什么，省府看上去十分了解敦煌藏经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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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斯坦因和他称作“文人”的蒋孝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试图制定一个策略来取得道士的信任——以及合作。两人见面的那会儿，蒋师爷问王道士可否允许他们看看那些写本，道士没有表态。蒋师爷进一步提出，既然王道士如此热衷于将这圣地恢复成往日的胜景，他们想出资支持。此刻王道士表现得更有意向了。接下来蒋师爷超越了斯坦因的指示，暗示他的主人很有兴趣收购部分写本。王道士十分动摇，在斯坦因看来，他一来是有宗教上的顾虑，二来是害怕被人知道。蒋师爷很快不再讨论这事。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一书里写道：“仅仅依靠钱显然没法打消他的疑虑。”除此之外，试图借由考古之名看一看或者得到一些写本，对于这个半文盲的道士而言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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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打算双管齐下。他意识到这个地方是这个道士生活中欢愉与骄傲的来源，于是他先跟王道士提出能否看看他全力以赴要恢复的这个地方的概貌，这样他们也能够顺便近距离考察石窟的设计。果不其然他的要求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对于这回导览，斯坦因生动地描述道：“他带着我穿过壮观的前殿，其中有大量木构件，都是全新的，而且都有奢华的描金上色；之后经过高高的廊道去往正殿，这条廊道为正殿带来了光线。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瞥了右面，一坨没有粉刷的丑陋砖墙仍在那儿封堵着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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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知道现在不能对这面新砖墙后头有什么表现出任何好奇心。反之他表现出对道士的修复工程的礼貌但确定无疑的关心，同时掩盖自己看到那些巨大丑陋的新雕像时的厌恶之情，这些雕像是这个过去曾经当过士兵、现在又当了圣人的王道士委托制作的。关于这些雕像，斯坦因补充道：“全部这些只能清晰地体现出敦煌的造像艺术沦落到多么糟糕的地步。”但是他还是十分佩服这位一根筋的朴实的中国农民，“自命为敦煌保护人的王道士在修复庙宇上的奉献精神是诚心诚意的，从宗教方面看也是在修行积德”。从王道士极度简朴的生活，以及蒋师爷在敦煌打探到的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当中，都明白地显示出他省下的每一点钱，除了维持他自己以及两名侍僧的必要花销，都用在重建工程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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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道士建立一定联系之后，斯坦因开始出第二张牌。“这位有点奇怪，极富宗教热忱、天真无知又极其执着于其目标的道士”让他想到古代沿丝绸之路前往西方朝圣的佛教僧人。斯坦因觉得如果提及自认的主保圣人玄奘（他同样受到广大中国人的敬爱）的名字，没准能够引起王道士的共鸣。道士眼里马上“放光”。两人很快都表现出对玄奘的崇敬之情，尽管各自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王道士显然视玄奘为某种“神仙”。但观点不一致丝毫没有关系，毕竟斯坦因已经得到所需的东西，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这位矮小的道士的信任，之后想办法去藏经的石窟里面。当然这得耗费很多时间和耐心。斯坦因用其“半吊子的中文”跟王道士说他如何崇拜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接下来随着话题的深入，斯坦因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追随玄奘的脚步，从印度出发行进万里，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峦大漠，在这趟朝圣之旅的路上到访很多仍然留存的遗迹，还有不少玄奘曾经朝圣过的寺庙，无论这些地方有多么难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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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马上奏效。当时这名身材矮小的道士面露傲气，带斯坦因往外走，去看最近才建造的廊道。道士早已跟当地艺术家交代，要用传说中这位伟大行旅僧人的一生功绩来装饰走廊。王道士热情地讲解每一处壁画——玄奘制服一条龙，让它吐出吞下去的马驹；还有他通过诵经从妖怪那里自救。但是，这里面一个插曲让斯坦因觉得没准是个有帮助的好兆头。里面一幅画描绘玄奘在湍急的河岸边站立，马匹驮着佛经站在旁边。巨大的乌龟游向他，协助他带着神圣的典籍平安渡河。斯坦因记述：“显而易见画作讲的是历史上这位旅行家靠二十匹矮马从印度平安驮回佛经的事迹。然而这个故事能否让这位虔诚的保护人受启发，并愿意积积德允许我们将他无意间获得并守护的那些写本中的一部分带去佛教的发源地呢？”斯坦因打算暂且留着这张牌，伺机而动。他把蒋师爷留在道士那边，试图叫他劝说这位同胞，好歹借几本让他们研究一下。可是王道士依旧举棋不定，仅仅答应之后再谈。蒋师爷返回后报告了斯坦因。斯坦因由此写下：“我再无他法，唯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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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事情出现转机。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蒋师爷悄悄去斯坦因的帐篷，兴奋地从衣服里面掏出几份写本。斯坦因一下认出这些卷轴非常古老。蒋师爷又把写本藏于衣服中（由于道士坚持要保密）跑回道士的小屋，这个小室坐落于崖壁开凿出来的大佛脚下。后半夜蒋师爷一直在钻研这些写本，希望认出里面的经文并确认年代时间。天刚擦亮，他面带“获胜并且吃惊的神情”返回斯坦因的帐篷中，兴高采烈地汇报，根据后面的题署可以判断，这些就是玄奘亲自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出来的佛经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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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个令人震惊的预兆，斯坦因称作“近乎神圣的暗示”，即使敏感的王道士也几乎没能察觉到这一点。他在秘密的房间里拿走这些写本的时候，也不可能晓得这与玄奘有关联。蒋师爷立即跟王道士说了，让他相信唯一有可能的解释是，已经在阴间的玄奘选定此刻向斯坦因展示这些神圣的佛经，这样一来“从那么远的印度到来的信徒和追随者”就可以将这些经文送去它们来的地方。蒋师爷根本不必特意指出，虔诚的道士很快就有所领悟。挡着珍藏写本石窟的那扇门几个小时内便拆掉了。天黑以前，靠着王道士粗陋的油灯的一点光亮，斯坦因得以一窥藏经的密室。这个场面叫人想起约莫15年后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凭借摇曳的烛光一睹图坦卡蒙坟墓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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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目睹这些的时候倍感惊讶，他回忆说：“这间小房子中的景象令我大开眼界。在道士的小油灯微弱的亮光下，隐约能够看到许多写本一捆捆一层层杂乱无序地堆起来，大概10英尺高。之后测算接近五百立方英尺。”借发现乌尔的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的话来说：“这是考古学从来没有过的重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其为：“几乎没有一位考古学家曾找到比这更令人震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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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立即发现，他和蒋师爷两人要想在密室中直接查看卷帙浩繁的写本就算不是完全办不到，至少也是十分困难的。他称这个地方为“黑洞”，这里极窄，两个人同时挤进去都难，更别提开展工作。显然，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全部写本搬到庙里面稍微宽敞的屋里，在那儿仔细查看。可是王道士马上指出，任何信徒只要凑巧在这边朝拜的话就有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寺庙重建的钱就是这些信徒们捐的。这么一来立刻就会谣言四起，说庙里神圣的典籍被外国人亵渎了。于是王道士执意由他自己亲手来搬，一次从密室里拿出一捆，暗地里送到旁边一所小室里，斯坦因同蒋师爷可以在那儿安心阅览，不会暴露。在这个马拉松一般的艰巨任务开始之前，斯坦因寻找了这个古老图书馆的守护人何时将这个地方砌在墙里的线索。通过曾经覆盖密室入口的残存壁画的风格，他谨慎地判断这里被封起来的时间不晚于12世纪。深入研究标注日期的写本之后发现封上的时间应该更早，约1000年前后。但藏经室封上的时间是一码事，封上的原因则是另外一码事。这可能是为了避免神圣的典籍落到野蛮人手里，当时他们正威胁要占领敦煌。也许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不过还有其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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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一旦发现斯坦因的调查不会有暴露的风险，他的胆子就变大了。他开始从“黑洞”（如今研究者简称为第十七窟）一批批地将写本送到斯坦因称作“书房”的地方。斯坦因原本计划将所有写本进行编目，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里面他解释说：“这得有一整个饱学的书吏团队才能妥善处理得了这么一大堆。”他查看这些卷本，看看是否有受潮的迹象，潮气是人类众多书面记录的大敌。所幸丝毫没有受潮的迹象。斯坦因发现没有比毫无湿气的沙漠中的密闭石窟更好的存储文书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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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日复一日的工作继续着，其间不断找到数不清的使用汉文、梵文、粟特文、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还有未知文字书写的手卷，此外还有很多佛教绘画。里面有些东西顶端是三角形，还有飘带，斯坦因很快意识到这是庙里的神幡和还愿的旗子。这些全部画在极其细致精美的绢或纸上。很多都被压得很厉害，九个世纪以来上面一堆堆的书稿把它们压出了死褶。这些绘画的重大意义并非其质量，而是年代久远，稀有罕见。能得到这些后来证明属于唐朝的绘画实属不易，即便它们出自地方上的小作坊之手。大部分这些绘画都在9世纪中期的灭佛运动中被毁，这场运动使得全国约莫四万间佛寺被封或者被毁。所幸781年敦煌落到了吐蕃人手中，他们统治了这里六十七年。敦煌的庙宇因此逃过中国其他地方庙宇的那种被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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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的那些写本里面发现的一些丝质旗子展开之后很长，由此，一些研究者推断，这种旗子只能是专门设计出来挂在敦煌崖壁顶部的。斯坦因发觉，大多数绘在丝绢上的画在数百年间早已经被上边的写本压成了一块块又硬又脆的东西，难以展开。之后他们在大英博物馆的实验室中先用化学方法处理，然后经过类似脑外科手术一样的技术成功展开。这个过程花了接近七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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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跟蒋师爷在这段时间里每天晚上都照例将精挑细选的部分写本与绘画搬到斯坦因的帐篷中，以便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对于这一点王道士没有异议。后来他竟然肯将某一类别的写本标记并转让给“大英国一处钻研典籍的寺院”以换取给他自己寺院的一笔可观的捐赠。斯坦因坦言：“我们逐渐引导着他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我们紧盯不放，不让他有太多时间考虑。”然而某天夜里，王道士似乎觉得整个事情有点不对，他匆忙把寺庙的门锁起来往敦煌城去了。斯坦因同蒋师爷在这令人焦虑万分的一周里琢磨王道士到底想要做什么，会不会他返回以后态度就起变化。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显然这位矮小的道士与施主沟通后发现自己的秘密并未暴露，此外如同斯坦因所说的，“其宗教上的影响力未曾减弱”。那之后事情进展愈发顺利，斯坦因拿到更多写本，里面有之前王道士坚决不肯示人的汉语佛经。后来《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出版，斯坦因提到这段插曲的时候追述：“王道士归来时好像意识到我为了西方学术研究来拯救所有这些古代佛教文学和艺术文物的行为十分虔诚，不然这些东西早晚会因为地方上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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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这段传奇的经历接近尾声，然而王道士还是讲了最后的条件。为了自保，王道士坚持只要斯坦因还在中国，对交易的事情就一定要保密。斯坦因十分愿意许下这样的诺言，毕竟他渴望得到更多王道士秘藏的写本。在和谐的氛围中，王道士与来访客人握手告别。斯坦因留意王道士又“恢复了那种羞怯而自满的平静神情”。诚然，英国人的小心细致令他很有信心。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同蒋师爷又一次到这边时，他依旧愉快地同意再拿200捆写本给他们。虽然这样，只要宝贵的战利品还在中国，斯坦因就没法放心。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记述：“大概十六个月以后，所有二十四箱写本以及五箱小心包装的绘画、绣品以及类似的艺术文物安全放置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时，我才真正舒了一口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得意地说这只花了纳税人13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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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坦因的第二趟探险远没完结。尽管到目前，他早已有很大的斩获：米兰美丽的壁画；万里长城向西延伸的一部分；如今在千佛洞又买到大量古物。对大部分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已经十分令人满足了。可是斯坦因仍然没有懈怠。他在长城一带有更多重要工作等待完成；南山的大片地区亟待测绘；需要沿丝绸之路北道探索新的遗址，也许还得开展挖掘。这是斯坦因访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遗迹的第一个好机会，他特别想要看看德国对手们在吐鲁番那些受到高度赞誉的伟大遗址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最终他到了吐鲁番盆地来查看格林威德尔、冯·勒柯克和巴特斯清理的遗址时，他们使用的野蛮办法让斯坦因震惊不已。在公开出版物中，斯坦因并未指责这样的做法，但是在私人的信件里面他没有放过德国人。他跟英国的一位密友抱怨，这帮德国人“用有学问的寻宝人的方式来发掘大型寺庙，并没有用任何考古学的缜密方法进行探索。看上去极有可能有‘发现’的地方也都是这么搞的……”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讲道：“考古并非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宿怨。”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沙漠中的遗址》里面，斯坦因一边礼貌地称格林威德尔是“一位佛教艺术权威”，称冯·勒柯克是“卓越的东方学家”。另一边他就指出（明显是冲着吝啬的加尔各答说的）对手们的挖掘工作“在国家丰厚的资助下开展”，更别提德皇个人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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