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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三章 伯希和：温和的树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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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国人在亚洲大陆有一小块殖民地（他们甚至有一所位于河内的考古机构），但是他们很晚才开始参与中亚的寻宝行动，尽管算不上最后一名。1906年8月伯希和来到中国新疆时，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还有日本人都来过至少一趟了；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兄弟的任务快结束了；斯坦因则回到这里，还想着劫掠更多。法国人在丝绸之路上迟到的原因恐怕是不久前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找到曾经繁华一时的文明——其中包括壮观的柬埔寨吴哥窟。他们的东方学研究者在那边忙着搜寻和发掘，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不论为何来迟，总之法国人现在决定也要分一杯羹。法国知名的东方学专家西尔万·列维（Sylvain Levi）鼓励同行：“倘若法国无动于衷，那会有违历来的光荣传统。”东方学家中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牵头组建了强大的委员会，并获得教育部部长的大力支持。委员会获得至少九所专攻科学、地理还有文化的研究机构的援助。他们计划迅速派出一支三人的探险小队到中国新疆去。带领这支队伍的是27岁的伯希和，一位才学出众的年轻汉学家。他以前是列维的学生，现在是河内有名的法国远东学院（后来卷进争议当中）的一员。他的搭档是他的老友，军医官路易·瓦扬博士（Louis Vaillant），负责地图测绘、采集自然标本和其他科学工作；还有一位是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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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熟悉大概13种语言，但他不仅仅是一名颇有天赋的语言学家——他这么年轻就在1900年夏天北京外国公使馆遭遇围困时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当时21岁的他负责给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搜集中国书籍，正好陷在义和团起义当中，其间他立功两次，然而这两次立功毁誉参半。一次是在两名水手的帮助下勇敢夺下义和团的一面大旗，这个举动大大激怒了对方。在他之后出版的有关被围困的日记中，就有他举着旗子的得意照片。还有一次是在暂时停火期，他攀爬到路障上面，扬言要与叛乱者一块喝茶。被困的欧洲人对他的人身安危和他的装模作样议论了好几个小时。结果人们见到他成功回来，同敌人作别的时候十分热忱，而且带回了一些水果作为礼物。他说自己告诉敌人欧洲人气势高涨，但唯独缺些新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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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伯希和的日记都草草写于战火之中，显示出这个勇敢但愣头青的年轻人总是出现在战斗第一线。他激烈批评很多老资历的外交人员，暗指他们懦弱且不称职。因此，怪不得这些人里有的觉得他傲慢无礼（即使很欣赏作为一个学者的伯希和的斯坦因，一些年以后也评价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然而一位法国官员的观点却不一样，他写下：“志愿者里面年纪最小的伯希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由于他年轻英勇，我们可以原谅他偶尔丧失自控力。”不论是喜欢他的人或是被他冒犯的人，似乎都难以忽视他。他回到河内时还只有22岁，就担任了法国远东学院汉语教授。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学术期刊或校刊上面发表对别的汉学家著作的评论——往往十分犀利。他曾称其为“温和的树敌艺术”。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大概九年以后他从中亚探险中凯旋时却发现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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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们完成了准备工作。1906年6月17日，伯希和同两名搭档从巴黎动身，搭乘火车经过莫斯科去往塔什干。为了等待沉重的行李，他们在那边待了两个月。这期间伯希和抓紧功夫练习俄语，同时，正如我们所知的，也学习突厥语（那时一些学者也称其为东突厥语）。因为在语言方面他颇有天赋，记性极好，不久他便可以轻松使用突厥语来进行交谈。他的超群记忆力令人不可思议，这导致后来有些人并不相信他，抹黑并质疑他的功绩。最终在8月最末一天，他的探险队抵达喀什。他们在那边住在俄国总领事馆里面，成为彼得罗夫斯基后继者的客人。与此同时，他们对地方官员进行外交访问和其他官方拜访，他们需要这些官员的关照与支持。然而这引发了一些震动。由于途经喀什的西方旅人能够讲中文的极少（而且显然伯希和的对手里面无人会讲中文），很久之后瓦扬博士追述：“这些高级官员们听到伯希和能讲流畅高雅的中文，可以引经据典，毫不费力地诵读客厅里面的对联，无不感到震惊。”总之如博士所述，伯希和熟知“文明古国引以为傲又优雅考究的源远流长的礼仪”，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这些听上去很像是以前爬到路障上头的那个年轻英雄再次向当地人进行卖弄，然而就像瓦扬说的，不久就产生了回报。最初他们计划携带一个圆顶帐篷。伯希和让喀什的官员想办法为他们弄一个。瓦扬回忆道：“我们跟俄国领事说起这件事情时，对方竟大笑起来。”他笃定地跟三位法国人说：“压根搞不到帐篷，就算搞得到，起码也得花上六个月。”一周以后帐篷竟然送到，这让俄国人大为惊讶。瓦扬继续讲：“伯希和随即让我们将帐篷立在领事馆的院子里面住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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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算前往东面的库车，在那边开展一阵子挖掘工作。路上会途经吐木休克，赫定报告在这里曾发现若干遗迹，然而他觉得那些是不很古老的穆斯林遗迹，没有价值。在喀什准备了六周后，三位法国人开始他们的第一段行程。在距离吐木休克很近的地方，他们意外遇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时他们在法扎巴德（Faizabad）的下级地方官那里逗留吃午饭。他们向地方长官表达了敬意，并为他们没法接待回访深表歉意，之后他们返回小旅店，打算赶在动身以前匆匆吃顿饭。瓦扬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刚返回小旅店，突然听到炮声响了三下。这说明地方官从衙门出来了。”眨眼的工夫，他们雇的姓丁的随从大喊：“官爷驾到！”这令法国人一时手足无措。紧接着瓦扬讲：“我们事先一点都没做好有人来访的准备。伯希和满含歉意地招呼了他，邀请他前往客厅坐一坐。相互寒暄罢了，我们全部就座，试图掩饰自己的焦虑。此刻我们看到有人端来茶水、切好的蜜瓜，还有点心。”吃完饭后，官员起身满脸堆笑，告诉伯希和：“欧洲人果然对旅行很在行。风尘仆仆长途跋涉期间还能组织起这样的接待，我对你们的体贴周到感到很荣幸。”他离开以后，伯希和马上赞赏丁，表扬他应对得宜。丁回应道：“我什么也没干，那些全是衙门里面的仆人带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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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木休克远不是穆斯林遗迹，事实证明是一处早期佛教寺庙城镇，其兴盛期至少持续到800年。伯希和在此短暂停留期间纯凭偶然才发现了这一点。他用马鞭杆随意在地上挖了挖，竟然挖出一小件如假包换的希腊化风格佛像，这令他十分诧异。尽管那个时候他们的行李还有冬天的衣物已经在运往库车的路上，然而伯希和觉得必须留下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六周过后，他们冻得全身发麻，带着彩色造像还有其他的发现急忙赶往库车——赶往他们温暖的冬衣。他们失望地听说不仅德国人，还有俄国人和日本人，已经早他们一步来到了这个考古价值巨大的地方。他们如果找到竞争对手忽略的寺庙，尚且能够进行大量发掘。对伯希和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了大量佛教文书，其中很多用未知文字写成。之后部分经过西尔万·列维的解读，证明为失传的早期库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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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探险队在库车工作的八个月里面收获颇丰，之后他们去往乌鲁木齐进行补给，以便穿越沙漠向敦煌前进。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曾听说斯坦因六个月以前已经有了重大发现。他们仅仅打算在那边进行拍摄，并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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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待在乌鲁木齐那会儿，伯希和碰到个他在北京时候的老友，或者说老对头，辅国公载澜。他是义和团运动领导人的兄弟，本身也跟运动有深切的关联，为此在义和团失败后被终身流放乌鲁木齐。他后半辈子都在这儿致力于摄影。伯希和记述：“1900年那时我们势不两立，然而时光能带走一切。我们喝了很多酒，建立起了新的友谊。”最终他们告别的时候，这位辅国公对伯希和悲伤地说：“你要走了，然而我不得不待在这里。”伯希和克制住自己不去回忆七年之前这位辅国公担任北京警察首领时候的事，当年“我们只要求他放我们走，他却迫使我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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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尽管这位辅国公也许未意识到，正是他的慷慨让伯希和愈发着急从乌鲁木齐动身去敦煌。他们在乌鲁木齐期间已经对千佛洞发现藏经密室的传言有所耳闻。被流放的辅国公给他看一份据说是敦煌那边的写本，伯希和顿时意识到密室的事不是市井流言那么简单，瓦扬回忆道：“伯希和刚翻开经卷，一下便知道这是8世纪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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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斯坦因的经历如出一辙，三名法国人抵达敦煌千佛洞的时候，写本的大门上了锁，王道士也不在。然而他们很快在镇上找到了这位道士。他绝对被伯希和流利的汉语迷住了，当即决定准许他们看一下他发现的东西。考虑到斯坦因与蒋师爷在拿到写本以前费尽周折，伯希和如此轻而易举不免让人有些吃惊，事实上他的敌人觉得难以相信。就像之前王道士再三嘱咐斯坦因还有蒋师爷那样，他最担心的还是事情败露。现在，由于这个欧洲来的新访客压根未谈及斯坦因（伯希和还没意识到他的对手早就抢先进入密室了），王道士觉得英国人信守诺言了。看到这帮“洋鬼子”都死守这个秘密，这肯定令他很安心。何况他早已用斯坦因的“布施”开展了他那花哨的修复工作，现在无疑他又要寻求另外一笔新布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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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希和同样在等候机会。他在一封1908年3月26日写于敦煌的信中提道：“王道士很晚返回，还声称钥匙落在敦煌城了。我只好再等等。”恰在此刻伯希和大为失望地获悉斯坦因早就到访过这间密室，但斯坦因仅仅待了三天而已，这又让他放心了。假使他得知斯坦因实际在这边耗费的时间，或许对自己的前景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他担心的是，藏经室被发现八年之久，里面不少东西可能早已不可避免地不见踪影，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如何，辅国公载澜在相距400英里的乌鲁木齐拿给他看的写本不太可能是从石窟中流落在外的唯一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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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钥匙从敦煌拿了回来。在抵达这边的石窟群近一个月后，伯希和终于获准进入密室。他写道：“我呆住了。”他粗略地计算，窟里面的写本大概有1.5万～2万件。他意识到，倘若把每本都翻开认真检查一下，起码要耗费6个月的工夫。然而他马上打定主意。他写道：“就算是草率浏览，也务必检查一遍整间藏书室。我至少要翻看每一份，了解其内容，看看是否有新东西。”他打算分为两组，一组是精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到；另外一组想要，但并非一定要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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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仅仅一枝微弱的烛光，蹲在一块不舒服的逼仄空地里，伯希和度过了漫长而可怕的三周，挑选落灰的一卷卷写本，这块空地其实就是斯坦因运走大量文书之后腾出来的地方（伯希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位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展室里面，有一张努埃特帮他在密室照的有纪念意义的工作相片。从中能够看出，他蹲伏着，身后是紧紧堆积成山的一捆捆写本。伯希和给巴黎的塞纳尔的一封长信中提道：“开始的十天里面，我每天大概得阅览一千卷写本。这肯定是一项纪录了……”他或多或少有些炫耀地把自己比作赛车一般的语言学家。他的批评者很高兴能将这个比喻作为口实来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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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洞窟里面每度过一大段时间，便要跟两位搭档聚聚。几年以后，瓦扬追述：“外衣里面全塞着他最感兴趣的发现……喜悦溢于言表。某天夜里他带了一本景教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还有一回是可以追溯到800年的手稿，讲述一个在敦煌南边高高的沙丘上面的神秘的小湖；另外有一回是关于寺庙账目的。”伯希和清楚自己没办法让王道士将所有藏品转手，毕竟找到藏经室这件事在当地众所周知。瓦扬解释说：“来这边朝圣的蒙古人和西藏人会来诵读部分珍贵的文书，作为朝拜的一部分。”然而，伯希和最大的担忧是遗漏或没能辨认出任何一本关键文书。他记述：“我认为我没有漏看任何关键的东西。我不仅看了每个写本，甚至看了每一张纸片——天晓得总共有多少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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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最紧张的时刻到了，伯希和必须说服小道士把挑选出的两堆写本卖给自己。俩人的谈判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瓦扬回忆道：“我们被迫对藏经室高度保密，在私人信件当中也得保密。”最终花了500两白银（大概90英镑）完成交易，这些宝藏被小心谨慎地打包以便通过船运转移到法国。瓦扬写道：“直到努埃特将满载我们精选物件的箱子带上轮船出发，伯希和才公开谈论，还带了一箱子写本样品去北京。”他继续讲：“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件事出其不意。他们甚至不敢相信有如此重大发现。”结果北京方面马上发电报给敦煌当地的官员，下令封锁窟里面剩下的东西，禁止再往外转移。瓦扬略带嘲讽地讲道：“想必这名单纯的道士不好过了，后悔收了伯希和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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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拿到敦煌写本是伯希和个人的大获全胜——先不用管其他人怎么看待如此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差不多在四个月里面，他的两位搭档也并非闲来无事。但凡伯希和觉得有价值的物品，努埃特均对其拍照，黑白照片足有数百张，之后出版了六卷本。尽管伯希和没有费工夫去撰写相关的说明，但是这六卷本相片资料如今依旧是关于那些壁画和造像的主要信息源，主要是因为仅仅几年以后，被关在洞里的白俄士兵就对这里进行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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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24日伯希和终于回到巴黎时，他已经离开三年了。人们欢呼英雄归来的同时，他发觉有麻烦了。后面还发展成恶性运动。攻击对象除了他本身，还波及沙畹教授与河内的远东学院。在敦煌他第一次见到那些古物时欣喜至极，随即给塞纳尔写了一封长信，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封信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表在远东学院（他的正式工作单位仍是这里）一份拥有很多读者的刊物上面。倘若他事先知道对手要把这信件当作攻击他的黑料，或许他会换个写法，并且他几乎肯定会删去那些坦率却偶尔肆无忌惮的论调。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伯希和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一些人也发现了），这导致他在学界树敌颇多。他给塞纳尔写的信件刚好成为绝佳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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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也牵涉沙畹和远东学院，这并非我们关心的部分。然而这件事情让人们对沙畹的学术能力以及这个著名学校所有职员的业务水平产生了怀疑。起先这场运动仅仅在暗中进行，但很快就在报纸还有期刊上面传播，特别是跟印度支那相关的刊物。伯希和的过错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作为远东学院的一名汉语教授，和这里的其他员工一样，被一般性地指责为有精英主义立场；更严重的是，他们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依赖地方译员协助出版作品。不过除此之外，作为获得高度成功的中国新疆探险队领队的伯希和发现自己受到了额外的“关照”。归根结底就是如此年轻的人大获胜利，不可避免地致使一些其他法国东方学家嫉妒他。那些人可能认为当初应该选自己当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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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几个主要抨击者里有一位资深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工作，伯希和将敦煌写本保存在这个部门的一间屋子当中，只有他自己有钥匙。这位管理员觉得这明摆着是不让自己进去，无疑感到非常气愤（想来也情有可原），为此他给法国报纸写了一封尖酸刻薄的信，不仅质疑伯希和写本的真实性，还质疑了这位青年学者作为汉学家的能力。这名图书管理员为了维护作为图书馆东方写本（锁在屋子当中的那些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保护员的个人名誉，宣称不再对伯希和在敦煌购买的东西负任何责任。与此同时，探险队带回来的其他艺术品（画作、造像、丝织物、木雕以及赤陶）正在卢浮宫的一个特别命名为伯希和厅的地方公开展示。这也遭到了他的攻击者的贬损。有人写下：“这不免让人们疑惑，哪怕卢浮宫的这间展室再小，也不该展览这么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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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这场被一位法国学者称为“恶毒运动”的活动达到了顶峰，一份名为《土著评论》（La Revue Indigène）的反殖民主义期刊对伯希和、沙畹以及远东学院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其中的一篇多达23页的假意奉迎又冷嘲热讽的文章扬言要剖析伯希和的“丑事”。作者费尔南德·法捷耐尔（M. Fernand Farjenel）是个中国通，自己也会说汉语，他先攻击沙畹，声称他翻译的东西“就算不是每个单词都不准确，也至少是每一行都有错”。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伯希和。他批评这位“年轻的冒险家”浪费公款，在“闲逛”了两年以后丝毫没获得有意义的事物。他暗示伯希和抵达敦煌时急于为自己的任务正名，所以大大损害了他重要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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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法捷耐尔引用伯希和给塞纳尔的信，在信中，伯希和承认进入王道士的密室时因眼前所见而“呆住了”。法捷耐尔指出正是因为他“呆”了，才会“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道士蒙人的瞎话。显然他根本没意识到斯坦因不久之前刚从屋里转移走“29箱写本还有画作”。法捷耐尔议论“没准这里早就搬空了”。可是伯希和“则得意扬扬以为自己找到了无价珍宝，丝毫没有防备，完全没有核实道士说的话是真是假”。显然法捷耐尔的结论是，地方上的人了解到欧洲人乐于收购这样的物件，因此将伪造的没有价值的写本又填满洞窟。他提醒读者记住远东那边有不少机智的骗子。斯坦因拆穿的阿克洪就是一个例子。自称一日之内要翻阅数千卷写本的学者（根据法捷耐尔测算，相当于一分钟看两本）是这类造假者的天然受害人。实际上目前这些写本依旧锁在屋里不准其他东方学研究者接触，这只能徒增他人的疑虑。探险队“花掉大量资金”，为此他要求伯希和马上对抨击他的那些人做出交代。然而伯希和没有回应。他相信批评他的人们早晚要收回先前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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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法国民众难辨谁对谁错。假使斯坦因那会儿把密室搬空，那么后来那些写本又是哪儿来的呢？不管怎样，为何将写本锁在图书馆的屋里，一整年都不准其他研究者看？直到1912年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出版，人们对伯希和的批评才最终消失。倘若法捷耐尔信心满满大放厥词之前阅读了这本著作，想必他会三思而后行。斯坦因一开始便清楚地指出，那会儿他仅能收购敦煌藏经室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大批写本”依旧放在那边。而且王道士不准他随便挑，这跟伯希和不一样。他见到的很有限，也就是王道士拿给他的那些。此外，斯坦因和“大大受益于对汉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卓越掌握”的伯希和不同，他因不懂中文而严重受限。斯坦因得知这场运动意在破坏他那年轻的法国同行的名声，于是他挺身而出赞扬伯希和出色的才学，还表现出了对他的挖掘方法的钦佩，后者的证据是斯坦因在库车亲眼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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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旨在破坏伯希和名声的学界运动最终完全失败，不过攻击伯希和的那帮人是否真相信他们强加的那些罪状？还是试图要将这个他们明显厌恶，而且可能还嫉妒的人打压下去？70多年过去了，如今所有的见证者早就不在世，这个事情没法说清了。或许瓦扬当时的评论提供了答案。他在远行途中讲道：“伯希和记录的简短文字以及评论寄到法国之后，其内容的准确详细令接收者没有不吃惊的。他们不可思议的是在距离图书馆那么远的荒野，他是怎么想起特定的论据还有原文的……超凡的记忆力让他不需要任何参考材料。”其他人也印证了这点，“伯希和阅读一本书之后，所有东西都存在这里”，一位同事指了指额头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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