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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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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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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重新面世，石破天惊，举世瞩目。随即，因藏经洞大量珍贵古代写本流失海外，一门代表“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敦煌学迅速形成，而迎立潮头的国内学者却寥若晨星；至于远赴欧洲寻访敦煌写卷的仅数人而已，之中就有姜亮夫先生。姜老晚年，曾几次同我谈起他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的情景，大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含辛茹苦，废寝忘食。他是自费去的，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里，自甘寂寞，远离尘嚣，舍弃一切消闲，伏案埋首于故纸堆中，不仅要节衣缩食，费神伤目，而且放弃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姜老的视力已经衰减到只能勉强辨认眼前的指影，但每当他对我讲起在欧洲的辛劳，便双目炯然有光，流露出无悔无怨的刚毅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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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一辈的敦煌学家中，姜亮夫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撰写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读物的名家（这有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为证），也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这本《敦煌学概论》就是根据他在1983年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敦煌学概论》是我国第一本讲述敦煌学的简明教材。姜亮夫先生以自己走上研治敦煌学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入题，娓娓道来，饱含爱国主义的情感与对年轻一代的热切期望，推本溯源，深入浅出，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述敦煌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的丰富内容，讲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写卷的方法。一本不足八万字的小书，其内涵之丰富，学问之广博，感情之充沛，均非一般的高头讲章之所能及，也绝不亚于一些皇皇巨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小书是姜先生一生教学与研究敦煌学的结晶，也是他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姜老生前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他对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因为没有普及，提高便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普及，人才的培育就缺乏充沛的营养。姜老开设敦煌学的讲习班，撰写普及性的读物与教材，既开了我国高校培养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先河，也是让更多的学人感受“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有益尝试，这在敦煌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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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感慨远隔万里的浙江与敦煌之间的缘分。姜老是云南昭通人，青年时代北上求学，又远赴欧洲寻访国宝，后归国任教，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最后定教席于杭州大学。于是，浙江学子有幸，能在一位大师的谆谆教诲下耕耘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的园地，培养出了数代学术精英。我自小生长在西子湖畔，算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而且与姜老的爱女姜昆武还是“杭高”同级学友，但因196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到新疆任教，无缘涉足姜老门墙；然而，我既与大西北有缘，亦与敦煌有缘，终于得以在姜老晚年多次亲聆大师的教诲。尤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姜老在病榻上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为年轻学子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进修条件，去完成老一辈想做而未能做成、做好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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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后，根据包括姜老在内的著名学者的建议，中央批给学会一笔经费，用以开展敦煌学的资料整理、学科建设与成果出版。当时学会专门拨了几万元钱，作为姜老敦煌学著作的出版补贴。可是，姜老一直舍不得用，想用来扶植青年人。有一次，姜老针对杭大古籍所里有的负责人与年轻教师闹矛盾的事，动情地对我讲：“对青年人要发挥他们的长处，真心地培养他们。如某某人，有发展前途，就应该给他创造机会，比如送他出国去进修。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不光是懂俗语词，有条件还要多学外语，学习古印度的梵文，学习古代西域那些少数民族语言，我们的敦煌学研究才能弥补空白，老一辈未做成的事才能做好。”当时，出于对姜老健康的关心，教育部的一位领导曾劝他“垂帘不听政”。他跟我说：“这我恐怕做不到。”确实，他一直在过问、关切所里的事，绝非为了被有些人看重的权力，而是为了教学与研究的顺利进行，为了年轻人的健康成长。1994年夏，杭大几位青年教师陪我到浙江医院去探望姜老，当时他已不能说话，恐怕眼睛也看不见我们，可一听见我们的声音，马上露出笑容，并伸出手来和我们紧紧相握，表达了他对后辈的关爱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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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事业长存。我想，这本《敦煌学概论》收入“大家小书”再次推出，也是对姜亮夫先生最好的一个纪念。十八年前《敦煌学概论》在中华书局初版时，我有幸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这大概是今天北京出版社的同行委托我写这篇“前言”的一个原因。八年前姜老仙逝时，我曾赶回杭州为他送行，当时很想写一些悼念的文字，却久久不能下笔。去年召开纪念姜老百岁诞辰的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重新阅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体会的文章，终觉得言犹未尽。这篇“前言”，就算是一点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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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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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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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在还属于手抄的著述年代里，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之后所拣选的。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和遣词风格、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大家小书”对于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进行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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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读者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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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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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 第一讲 我与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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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一无所知慢慢走到喜爱敦煌学的，其间经历，相当艰苦，许多条件不允许我做得很痛快，是辗转地想着法子，拼拼凑凑地把这个工作做下去的。现在想起这段经历来，一面觉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却又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条件如此不充足的情况下，居然让我做成了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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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之所以吸引了我，与我的兴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师教育有关。近年来，我有一个关于教育的设想：就是一个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条件相配合。条件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条件，一种是社会环境。譬如一个人记忆力很好，他可能搞历史；另一个人理解力很强，他就适于搞哲学或自然科学。所以，一个人生理上的特点，与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关系。在此，我想讲讲自己生理上的优劣。老师、亲友往往说我的天赋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迟钝的人。也因为迟钝，才引出几件事情来。其一是我一辈子不做欺骗人的事情，一辈子读书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的，也就是说自己知道廉耻。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因此，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30年代，在很艰难的条件下，靠教书积攒起来的几个钱，到欧洲去。假如没有这个戆脾气，我自然也不会钻进敦煌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地位和经济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过几十个博物馆以后，才下决心把我国文物搞回来。为此，我连从巴黎大学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也放弃了，听从王重民先生的话，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行列，当时在欧洲只有三个人：王重民、向达和我。他俩是以公费到欧洲去的，我却是自费的。因此，我奋斗的范围是比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汉语音韵，我自己稍微扩大了一点，也搞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戆头戆脑的话，哪个不想得个博士学位归国呢！生性使我这样。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师的教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总结父亲给我的影响，主要是这两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红楼梦》，被父亲发现了。他启发我：孩儿，你要看《红楼梦》，是怎么看的？讲给我听听。我怎么讲得出来，不过是看故事嘛！父亲就说：里边的人仔细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给我找出分别来。我得了这个题目，《红楼梦》是仔仔细细地看过的。所以，现在还稍稍有点《红楼梦》的知识，虽然，从那以后，我不看了，从中学毕业到考上大学，再也没有看过。我想我的情况对大家会有所启发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应该走什么路。譬如搞敦煌学吧，有的人对搞佛教经典有兴趣，有的人对搞儒家经典有兴趣，有的人可能有兴趣搞历史，也有的人想搞艺术，等等，因人而异。你们对于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气有个了解以后，走起路来是轻快的，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不然的话，见异思迁就完了。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屏，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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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缺点，一生脾气很戆的，到处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因为拿出去，人家不欢迎，发表以后要受批评的，所以，就不发表，这是我的缺点。我不大联系群众，但是，我一生职业是教书，所以，我对青年是热爱的。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这也是我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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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敦煌学，也同这脾气有关。早年在四川读书，一位老师教我读诗词，告诉我朱彊村的《彊村丛书》收的第一种词集是敦煌发现的，即《云谣集》曲子词。从此，我开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还不懂。后来到北京读书，王国维先生经常告诉我们：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有，你们去看看吧！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也有，你们去看看吧！因此，我经常去清华图书馆找敦煌的东西看，从此，产生兴趣。及到后来，见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韵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许多卷子，拍了许多照片，又看了许多壁画。伯希和的《敦煌图录》给我很大的启发，在这本书里，我发现我们整个文化史里许许多多的东西，突然爱好敦煌艺术了。抗战期间，我正在四川，他们组织了一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请了三个人：向达、常书鸿和我，要我们到敦煌去设计一下。向达和常书鸿去了，我没有去。向达回来告诉我敦煌艺术的体系是怎么样子的，又给我看了许多照片，更激发我对敦煌艺术的爱好。当时，我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书，由于找不着材料，身边只有从巴黎拍摄回来的几百张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艺术，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是，时刻想念着敦煌艺术。这个时候我在读五代人的词，看到许多同敦煌艺术有关系的材料。记得有个学生来问我：《木兰词》的“对镜贴花黄”怎么个讲法？他说：我们看了若干书，都讲不出来。我说我从《敦煌图录》里看出来了。原来唐末五代的妇女喜欢剪些花鸟贴在脸上，譬如剪个蝴蝶、牡丹花，什么虫鸟之类，贴在脸上。后来我又在温庭筠的十八首《菩萨蛮》词（专讲妇女装饰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来证明温庭筠的词，得到了说明。不过，我这个说法多少还是一种感性认识，还没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韵辑》之后，才从感性转到理性。这里不单单是读读诗词而已，而是整个敦煌文物都在说明与中国全部文化有关系。因此，我转而搞历史，搞音韵学。这个时候，我完成了几个东西，一个是《瀛涯敦煌韵辑》，一个是敦煌传记，譬如关于敦煌王的传记，那时称陀西王，有两家：张家和曹家。我给他们作了很详细的注解，补了《唐书》和《五代史》。还写了一篇关于敦煌科学家的传。以上是我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艺术品慢慢地转入遗书。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为基础，到底有些什么结果，很难说。我也不敢说我取得的一些结果就完全成熟了，现在也还想加深、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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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十年来的成果，一样一样地说一说，可能对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同志有些帮助。我的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校录，即将敦煌卷子拿出来校对并抄录，有次序有系统地搞；一类是研究。校录工作往往为研究工作做基础，根据校录好的材料进行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工作追不上校录工作，因此，现在还有不少校录的东西只能成为校录，没有法子进行研究。当然这也是直接与敦煌学有关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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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为敦煌学而做的工具性的东西，譬如我把敦煌所出的佛教经典做了个统计，得了一个结果，对我们将来研究敦煌学可能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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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做了一些敦煌卷子的摘录。这些东西没有法子考证，而是为以后研究提供一种方便的。譬如说敦煌卷子有一个尺度：卷子多大、多长，每行多少字等，有一定规矩。这个卷子写完以后，最后写什么人写的，谁翻译的，也有一定规矩。我就把敦煌大德、敦煌写僧、敦煌寺观全部摘录下来，让研究敦煌的人，根据我的摘录，推测其他没有著录的卷子的时代。从哪个经生写的，可以知道这是哪个时代的卷子；从某个经典有这个人名字，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经典是哪个庙宇的，只要看看这个庙宇的相同经典，就知道了，等等。所以，现在研究卷子的人，都可以利用我这个摘录做工作。这种校录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工具性的东西，要稍稍多讲几句。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学人不大看得起工具书和编工具书的工作。回忆我的老师王国维先生，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讲金文的书全部著录了。他研究宋元戏曲，先做了个《曲录》，把宋元所有的戏曲抄录下来，编成一书。所以，他研究起来，就晓得宋元戏曲有些什么东西，哪个戏最早，哪个戏最晚，哪个戏同哪个戏的关系怎样，历史关系怎样，地理关系怎样，人物关系怎样，等等，都清清楚楚。他的《宋元戏曲史》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至今已成为不可磨灭的著作。因为他的东西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所以，我也喜欢做工具书，我不怕人家笑话我：你这个专家为什么编工具书，做一个编工具书的人呢？我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做工具书是我们每个学人应当负起的责任。如果我们每个学人都负起责任来做一些工具书的话，那么，好些工具书都可以及早做出来了。举一两个例子，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领着许多年轻同志做引得。这些引得，把某书的某个问题完完整整地显示了出来，我们现在都深得这八十一种引得的方便。我研究《楚辞》，也做了一个引得，因此，《楚辞》的每一个字共出现过几次，也是清清楚楚的。研究起来，把有关的全部很方便地找齐，《楚辞》里边的这个字，总共有几个意思，哪个是本义，哪些是后来变义，都可以辨得清清楚楚。所以，工具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的，直到现在，我做工具书的兴趣也不减弱，甚至有许多东西，我干脆就抄录人家现成的。譬如我有一份刘师培先生著作的书目，就是把他做的书、文章，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的。我要是做起文章来，就把刘师培先生这个东西翻开一看，材料都在一起，就拿下来了。所以，工具书是一定要做的，现在的情况，是太少了。在我们研究所里，要提倡这种风气，每人都要争取做一两本工具书。你是研究《周礼》的，就做《周礼》的工具书；你是研究《尚书》的，就做《尚书》的工具书。这些东西也是我研究敦煌学的基础，是我研究整个学问的一个极好的基础。我的书桌上，书目一大堆，大概有一尺多高，都是我自己抄的，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敦煌学研究，但是，我研究敦煌学是确确实实这样做的。譬如《瀛涯敦煌韵辑》这本书，写好以后，我把它分类摘抄，反切抄一个，小韵抄一个，大韵抄一个……抄了五六种。不久前来了一个进修生，要读《广韵》，我就把这一套东西给他利用，结果把《广韵》读通了，也是靠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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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于敦煌卷子的校录，大概有如下几种：一种是对经典的校录，以《诗经》、《尚书》为最多。关于《诗经》和《尚书》的校录，我差不多完整了，所有敦煌卷子都收在里头了。我的《诗经》校录，武汉大学有位教授要，我就抄给他了。他根据这个写了一本书，叫《郑康成毛诗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用处的。《尚书》校录，我仍在做，要努力做成的。除了《诗经》、《尚书》而外，我还有《春秋左氏传》、《周礼》、《礼记》等校录，看来不能再继续了，没有这份精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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