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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贵霜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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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类似，贵霜帝国的崛起与跨越欧亚大陆生态界线的民族迁徙有关，这条生态界线将欧亚大陆分成南北两部分（见第一章）。北部，也就是大卫·克里斯蒂安所说的“内欧亚大陆”，也称作“亚洲内陆”，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无法持续发展大面积的农业。内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方长期以来都是各种农牧混合民族的家园，每年他们一次或多次迁徙以寻找牧场，并建立了小型聚落。2克里斯蒂安将与外欧亚大陆接壤的边疆地区称作“内欧亚大陆发展的原动力”，这里生活着主要依靠农业、建立了大型城市的定居民族。3汉文史书中的“月氏”，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内欧亚大陆的农牧民族。4他们是生活在天山附近的一个部落，也分布在今天中国西北部的河西走廊。曾有人将月氏与在塔里木盆地以西发现的早期墓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设，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证明。即使月氏确实是一个民族，我们也只能猜测他们的语言和民族特征。5汉文史书中关于月氏人的记载，是发生在他们已经被北方的侵略者驱逐出河西走廊之后的故事。侵略者是另一个草原游牧联盟，汉文称之为匈奴（见第一章）。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时向南扩张，穿越戈壁沙漠，直至月氏故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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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段早期历史，我们只能依靠中国的文献记载。7这些记载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朝廷使节张骞（卒于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寻求与月氏的联盟，共击此时也在侵犯汉朝西北边境的匈奴。张骞回国后所汇报的情报被记载在《史记》和《汉书》中。后者由班彪及其子女班固、班昭编纂而成。班彪另有一子班超，也参与了《汉书》的编撰。班超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与匈奴交战数十年，官至西域都护。从汉开始，《西域传》一直是官修史书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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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史书中的张骞传记记载，张骞在出使途中被效忠于匈奴联盟的部族抓获，10年后才成功逃离，其间他与一名当地妇女成婚并育有一子。公元前126年他到达月氏，但从史书中他的陈述可知，那时月氏人已经迁离。8“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西击大夏（巴克特里亚）而臣之，遂都妫水（阿姆河，旧称奥克苏斯河［Oxus］）北，为王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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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书中的别处，这部分记载更为详细：匈奴人杀掉了月氏王，匈奴单于冒顿之子以其头为饮器；一部分月氏人南迁，但大多数人首次向北跨越天山，定居在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边界上。10张骞出使西域时，或许认为月氏人还居住在这片区域，靠近匈奴领土的西部边界。但很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月氏人被自草原来的其他入侵者赶出了新的家园，再一次西迁。汉文史书记载，这一批入侵者名为“乌孙”。最终，月氏人定居在粟特人（居住在阿姆河以北）和大夏人（居住在阿姆河以南，即今阿富汗北部）之间。此地离他们的宿敌很远，所以张骞的出行距离比他预想的要更远。为了寻找月氏，张骞不得不继续向西，他带回来的情报通常被认为推动了汉朝向中亚地区的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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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在月氏和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待了一年，回国后，肯定讲述了很多故事。遗憾的是，汉文史书十分精练，对每一个域外国家仅有一段简短的描述。12例如《史记》对月氏的记述也很简单：“（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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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书还记载，月氏人征服了这片新的土地后，迅速占领了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包括希腊化城市巴克特拉（今巴尔赫，见第五章）。但他们与这一地区的许多首领维持了联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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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巴尔赫），有市贩贾诸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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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了内欧亚大陆的一群农牧人——月氏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最终跨越生态界线定居在以农业和城市为特征的外欧亚大陆。15我们希望能有更多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来补充汉文史书的记载，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两者都很少。16其中一些主要的材料是钱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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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中叶，月氏的一位地方首领掌握了全部的权力，标志着贵霜帝国的开始。这位首领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将领土向南扩张至卡比萨（Kapisa）地区（今巴格拉姆［Bagram］）、塔克西拉（Taxila）和克什米尔，他的继任者则继续入侵印度北部。在其统治末期，丘就却还派一支军队到塔里木盆地。这些记载都见于《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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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百余岁，贵霜（位于巴达赫尚［Badakshan］及其附近地区）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今喀布尔）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18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威玛·塔克图［Wima Taktu］）代为王。复灭天竺（位于今印度北部），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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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带来的稳定局势使贸易增长成为可能。人们可以自索格底亚那（Sogdiana）出发，向北打开贸易市场；向南到达印度，再从那里到达巴巴利孔（Barbarikon，位于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并进入印度洋路线；向东至塔里木盆地，继而从那里进入中国腹地；向西则至帕提亚，再从那里前往罗马。米华健（Millward）注意到，对塔里木盆地而言，这是“一种再三出现的现象……一个游牧王室及其追随者缔结成一个联盟，建立帝国，统治定居的居民”。20对欧亚大陆上一直以来存在的长距离贸易而言，贵霜联盟的崛起无疑是促进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丝绸之路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须再次引用克里斯蒂安的话，丝绸之路让我们看到“内欧亚大陆在欧亚和世界的历史中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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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不足妨碍了我们对中亚帝国的理解。22这些材料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比如在宗教问题上。据说，贵霜国王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东支，但也支持其他宗教，用林思瀚（Raymond Lam）的话来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和宗教上的兼收并蓄”。23佛教也是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之一。古印度孔雀王朝（约前322—前180）的国王阿育王（约前268—前232在位）最初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他将佛教定为国教，立誓将这种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根据传统，他将他的儿子和女儿派至斯里兰卡，又遣高僧至中亚、西亚、东亚和南亚。斯里兰卡石窟寺上的碑铭可以说明此时佛教传到了斯里兰卡。24由此可见，从最早的时期开始，佛教就倾向于长距离的传播。25塔克西拉原来是孔雀王朝的城市，位于印度和塔里木之间贸易路线的交叉口，后来成为贵霜帝国的都城之一。孔雀王朝末期，这片区域成为佛教的一个主要中心，其中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和斯瓦特河谷的明戈拉附近的布特卡拉（Butkara）有著名的佛塔（见第四章）。公元前2世纪初，孔雀王朝衰落，卡比萨（或犍陀罗）地区的希腊国王弥兰陀将其王国扩张至喀布尔和斯瓦特河谷。26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 Pañha）记载弥兰陀成为佛教徒，还讲述了他和印度佛教高僧那先比丘（Nāgasena）的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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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就却治时，即1世纪贵霜帝国初期，古城（位于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附近）周围有佛寺和佛塔。27威玛·迦德菲塞斯（Wima Kadphises，2世纪早期在位）统治期间，佛教向西北传入喀布尔地区，之后再向北进入巴克特里亚。贵霜王借用希腊和印度宗教中的偶像来表现他们的神祇。例如，丘就却在铸造钱币时，选用希腊神祇赫拉克里斯来表现贵霜的神祇崴狩（Wesho）。崴狩还以印度神祇湿婆的形象呈现。迦腻色伽时期佛陀才出现在钱币上，这是唯一对印度的“神”的直接表现。贵霜钱币不仅提供了与贵霜人信仰有关的信息，还使得贵霜王世系的构建成为可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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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贵霜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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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早期社会开始，货币就是必需的，很多有价值的物品如牲畜、黑曜石、谷物和丝绸都曾充当等价交换物。早期社会还使用几乎没有价值的物品，如贝壳、珠子，来交换更有价值的货物。专门为了交换而制造的钱币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在爱琴海周围的城市、印度和中国，各地区的钱币似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在贵霜帝国崛起时，被贵霜人征服的邻近地区都在使用钱币，也有来自罗马等更遥远社会的钱币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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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用途远大于简单的等价交换物。钱币还是权力和威信的象征，有人认为它是宣示统治权和正统性的手段。29丹尼尔·米雄（Daniel Michon）的观点是，作为入侵者，月氏人铸造一种与此前的统治者所发行钱币类似的钱币，代表了权力的接续，而非更替。他认为，月氏在众多流行的钱币中选择了这一种，是故意为之。例如，他们选择了正面有骑马者图案的钱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马背上的民族。30然而，克力布（Joe Cribb）认为钱币图样的连续性是为了便于流通，已有图像被再次利用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骑马者的图样在贵霜人到来之前就是钱币设计的标准图样，所以贵霜人只是简单地复制它，并不一定是故意暗指‘马背上的民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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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就却的名字迦德菲塞斯仅见于钱币和一则巴克特里亚语铭文上，但作为贵霜帝国下各月氏部族的领导人，他在中亚史乃至世界史上都非常重要。他在统治期间既铸造铜币，也铸造银币。两种钱币形式各异，都是在已有钱币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反映了已有货币制度的多样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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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继任者威玛·塔克图仍然只生产银币和铜币，但减少了钱币的种类。在第三任君主威玛·迦德菲塞斯统治时期首次出现了金币铸造，33但这并不是创新。在罗马，以及卡比萨（或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化国家已经有了金币铸造，前者的金币是最后流通到印度的。根据目前的理解，贵霜使用的技术应该来自后两者而非罗马，另外还有他们自己新发展出来的技术。但从形制上看，他们可能借鉴了当时的罗马金币。哈利·法尔克（Harry Falk）认为，威玛·迦德菲塞斯刻意仿照了奥古斯都（前27—公元14在位）时期罗马钱币的标准，不过没有完全一致。34在重量方面，罗伯特·布雷西（Robert Bracey）认为他们跟随的是巴克特里亚标准，而这个标准源于希腊金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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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玛·迦德菲塞斯时期的金币虽然用同样的方法铸造，但有很多种形式，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36在阿克苏姆窖藏中发现的双倍金币（这些金币重16克，是标准的两倍，故得此名）其年代属于第4期，应该正处于威玛·迦德菲塞斯统治期间，而且是产量最多的时期。37布雷西注意到，威玛·迦德菲塞斯时期的钱币很少发现于此后各任国王统治时期的钱币窖藏中，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钱币的产量低或者流通时间短。从这个方面来看，阿克苏姆窖藏即使不是例外，也是不寻常的。它们很可能铸造于巴尔赫。38每一时期都需要制作新的正面和反面模具，所以布雷西认为，每一时期都有一段时间，各种工匠集中进行生产，而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铸造钱币。39模具上的佉卢文铭文和图像由不同工匠制作，可能是由他们使用已有的模板或亲手绘制而成。希腊刻印铭文的制作，则是在模具上钻孔以标记字母的端点，再把这些点连成线。制作钱币时需要将正面的模具固定在一块铁板上，而将反面的模具固定在一个模盒中。每制作一枚钱币，金坯都要置于正面模具和反面模具中间。工匠击打两次反面模具在金坯上留下印记，然后将钱币取出检查，如果印记不够清晰，则需要将钱币重置其中再次击打。为了留下清晰的印记，工匠击打时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很可能是双手持锤。因此，钱币和反面模具会被固定住，或者由另一名工匠用手把它们放好。其他的铸钱作坊则会用带链子的模具或套筒把它们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有证据显示，这两者贵霜人都不用。这些模具可能比铸好的钱币大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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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钱币的金料来源。在泽拉夫尚（Zerafshan）盆地、费尔干纳盆地、贵霜北部和东部的索格底亚那和大宛，还有北边的草原地区都发现有黄金。贸易在内外欧亚大陆的生态边界上很常见，草原上的马匹、黄金被用来交换谷物、丝绸和其他商品（见第一、六和八章）。然而谷物被消耗了，黄金被重新铸造，这些贸易的证据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但这个来源不能被否定。40有人认为阿拉伯南部也是黄金的来源地，还有人提出，长期以来很大一部分黄金来源于罗马的金币。在一则经常被引用的文献中，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估算，罗马帝国每年花费1.5亿塞斯特斯（sesterce）从印度购买丝绸、宝石和香料等奢侈品。41然而，尽管在印度南部发现了钱币窖藏，但在贵霜领土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罗马钱币。此外，最近的分析显示，罗马钱币与贵霜钱币的黄金来源不同。42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本土的金矿。如法尔克指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贵霜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的山上存在黄金，并且被河流冲刷下来。43在巴尔赫以西的蒂拉丘地墓葬中也发现了大批黄金窖藏。441978年负责此地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维克托·萨利安尼迪（Victor Sarianidi）声称这些是贵霜人的前身、月氏统治者的墓葬。45然而，由于随葬品中有帕提亚、塞种-萨尔马提亚（Saka-Samaritan）、鲜卑和汉朝的物品，所以墓葬到底属于贵霜还是月氏尚存在疑问。但无论蒂拉丘地墓葬埋葬的人与这些文化是否有关，或是否来自这些文化，都反映了1世纪中亚各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46萨利安尼迪还宣称，这些黄金出自本地的河流。最近对数件黄金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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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姆窖藏中发现的5个双倍金币的正面有威玛·迦德菲塞斯的侧身像，面向右边（图7）。48他留着胡须，戴着王冠和高高的尖帽，盘腿坐在云上，肩部有火焰升起。他的朝代标志或徽记（tamgha）位于左侧（图8）。徽记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部落符号发展而来的，例如在牲畜身上烙印作记，这是又一重要的贵霜遗产。49钱币上的铭文用希腊语和希腊字母写成，翻译过来是“国王威玛·迦德菲塞斯”。反面是贵霜的神祇崴狩（有时与印度神祇湿婆联系在一起）。50他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拿着兽皮，站在公牛的前面。公牛经常被认为是南迪，也就是湿婆的坐骑。崴狩左侧的符号是南迪的蹄印（nandipada），有时被认为与佛教三宝相关，但布雷西强烈反对这一点，将这种形象和符号的出现归因于模仿。“因为它出现在其他钱币上，所以也出现在这里。虽然它具有某种意义，但那并不是它被使用的原因。”51反面的铭文用普拉克利特语（Prākrit，一种印度语言）写成，使用的是中亚的犍陀罗字母。52上面写着“伟大的王中之王，世界的领主，伟大的领主，威玛·迦德菲塞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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