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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向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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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王圆箓（1849—1931）偶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他自命为保卫者和保护者。此事经常被学界讨论。78另一件事却很少被提及，那就是王圆箓和他的工人在藏经洞被发现后的几年内把洞中的东西搬出来至少三次。第一次是为了“寻宝”，第二次他们搬走了石刻，第三次他们把材料送到政府妥善保管。791907年，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是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第二次。此前，藏经洞中的材料已经被扰乱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材料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摆放的。由于没有更早的记录，我们只能推测它们最初的排序。王圆箓最早给斯坦因看的是一堆文献中放最上面的材料。“成捆的多种语言的文书、帛画、还愿文，还有各式各样的纸张，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特别的价值。这些文献显然是由于不再使用而被存放起来的。通过观察它们不规则的形状和捆扎的方式，我很快就能将它们与形制统一的汉文或藏文佛经写卷区分开来。幸运的是，正是它们的不规则形状，才让这位道士（王圆箓）在堆放我称之为‘图书室文件包’的书堆时将它们放在顶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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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说服王圆箓至少对藏经洞做第四次清理，把成捆的文件放在走廊外面，以便斯坦因和他的中国助手蒋孝琬（1858—1922）把这些文件都浏览一遍，找出非汉文和非佛教的材料。然而，他们只有几天时间，几天之后王圆箓已经把成捆的文件搬回藏经洞，他们只能满足于已挑选出来的材料。一笔钱易手了，之后被王圆箓用来修缮藏经洞外边的客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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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被打包成12箱。斯坦因最初计划把这些箱子安放在敦煌的衙署，他则继续向东探险，回程时再取回箱子。但当听说当地发生了动乱，而且可能还会有军事介入时，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他带着这些箱子去到邻近的安西（今酒泉市瓜州县），把这些箱子放在安西的衙门里“一个通风性好、易于看管的房间”。很多大的圆木放在“砖上，把这些珍贵的箱子垫起，让它们远离地面。易卜拉欣·拜格负责看管，他每周都会把这些箱子搬到太阳下，以免潮气侵袭箱中的文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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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离开敦煌一个月后，当地民众发动了抗税起义，烧毁了衙门。83斯坦因利用动乱，派蒋孝琬带着4匹骆驼回到藏经洞遗址。蒋孝琬又在那里获得了230捆文件（3000卷），并将这些文件与其他文件一起放在安西。4个月后，斯坦因一回来就拿走了这些箱子。它们被装在4匹骆驼身上，斯坦因开始向他的探险旅程的最后一站出发。11月初，他将这些文物连同装在另外4匹骆驼上的发现直接运到喀什，东西由那里的英国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负责安全保管，斯坦因则继续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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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6月9日，斯坦因在于阗重新见到这些箱子——马继业将他们送到于阗。在尼亚兹·哈基姆·贝格（Niaz Hakim Beg）的花园里，所有的文件被重新打包，准备运送。我们不知道这时他们是否遵循了这些箱子最初的打包顺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历日应该是放在91号箱，可能是蒋孝琬再次访问敦煌时所获得的那一批。在斯坦因所有关于探险的出版物中，他都没有提到这件历日。由于这些箱子的旅程长达“13,000千米，途中要在骆驼、牦牛、矮马背上翻越高山、穿过冰川山口，接下来还要由马车、火车和轮船运输”，84所以这次打包非常仔细。打包期间，蒋孝琬准备了一份装船目录①，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敦煌汉文文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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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拉·巴乌的看管下，93箱文件经冰川口于8月1日到达喀拉喀什河上游的苏盖提乡，并在那里等待斯坦因。869月27日，斯坦因又回到箱子的运输途中，但他当时受了严重的冻伤——这是在他抵不住热情去拍摄大雪覆盖的昆仑山时落下的。87经过4天的行程安排和结清宿营床位费后，斯坦因在9月30日重新出发，继续这趟不得不走的旅程。他并没有和箱子一同启程，而是让辛格负责看管它们，直到1909年1月20日从孟买乘船到达伦敦（其间他在意大利停留探望家人），他才和这些箱子重逢。他在孟买时得知这些箱子已经在几天前安全抵达大英博物馆。88这件历日在峭壁上的洞穴中存放了900年，却在10年之内去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并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中找到了一个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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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博物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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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箱子转移到博物馆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尽管斯坦因将它们送到大英博物馆印刷品和绘画部的保管员手里保管，但这个部门并没有同意接收它们，最初还将它们转移到印度事务部。箱子后来又被放在伦敦市中心的白厅。89斯坦因的助手弗雷德·安德鲁斯、休·伊夫林·怀特和麦克唐纳小姐在白厅着手检查并开箱。斯坦因继续游说博物馆的理事和任何他认为能够起作用的人，希望在博物馆获得工作空间。如果大英博物馆不同意，他认为也可以选择大英博物馆在肯辛顿（Kensington）的自然历史分馆或者牛津市的阿莫什林博物馆。如往常一样，他的坚持奏效了。在白厅印度事务部打开的25个箱子得以重新打包，8月5日这些材料被运到大英博物馆。90安德鲁斯着手预定玻璃存储柜并固定好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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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两位新助手约翰·珀西瓦尔·德洛普先生和洛里默小姐取代了怀特先生和麦克唐纳小姐。91截至1910年1月，他们已经打开了37个箱子。92部分材料被分送给各类学者鉴定和研究，其他材料还处于保管状态。这是在为材料分类、进入博物馆藏品体系做准备。斯坦因的探险是由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资助的，所以他的藏品理应被分成两份。例如，应将敦煌汉文文书送到大英博物馆，大多数敦煌藏文文书则放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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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10年由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和绘画部策划的，展品还包括斯坦因藏品中的一些绘画，但没有写本。93还有一些绘画和写本在1911年被送到伦敦南部的水晶宫，在“帝国节日”展览的印度部分展出，但这些展品中并没有这件历日。94此时，为了让伯希和（Paul Pelliot）完成他的目录，数百件敦煌汉文经卷被送到这位法国汉学家的手中。95同年4月，他访问大英博物馆检查了这些材料，翟林奈“从汉文写本中挑选出一部分给他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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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东方印刷品和绘画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此前是印刷品和绘画部的助理保管员，此时成为这个新部门的主任。而之前在印刷品室工作的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成了他的助手。比尼恩为理事编撰月度简报。在1913年8月的月度简报中，他提到了敦煌绘画：“斯坦因藏品中的两幅绘画被裱成立轴，另一幅画已经清理干净，并为装裱而专门修复。”97从那时起，大多数月份的简报都提到这些绘画。我们从斯坦因那里得知，在“西德尼·科尔文（Sidney Colvin）亲切的指导”下，那些紧扎的画被打开了。98而在1914年5月的简报中，比尼恩首次报告了对写本所做的工作：“200件汉文经卷已被检查并编号。”此后据报告，6月是“大约500件”，7月是60件，8月是550件，9月“对斯坦因藏品中的汉文经卷的分类和编目工作仍在进行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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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在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北馆中有一个重大展览，英国国王和王后为展览开幕。其中展出的就有一件历日，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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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间这件历日一直都在大英博物馆，而其他写本和绘画则在展出或被送到世界各地的学者手中，因为没有记录表明这件历日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鲁斯和洛里默为了完成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在大英博物馆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分配，压力越来越大。101由于担心燃烧弹可能袭击博物馆，在2月至5月之间，印刷品和绘画部的藏品由火车运往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很多文物和钱币则被转移到霍本（Holborn）和牛津街之间的一个伦敦地铁新段内。102然而，斯坦因的材料还留在伦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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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伯希和也没有完成他此前承诺的目录，那些和他一同留在巴黎的经卷被送回伦敦。而给敦煌汉文写本和印本制作目录的任务落到了翟林奈的头上。1936年，翟林奈成为东方写本和印本部（OMPB）的保管员，准备写作一系列关于汉文经卷中有纪年的写本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35—1943年间发表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院刊》（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其中关于9世纪文书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39年。在这篇文章中，翟林奈描述了这件历日，给出其年代为877年的理由，并且注意到背纸上提到了“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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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因藏品中的经卷被装入40个箱子，这件历日很可能就在其中。1939年，这些箱子连同博物馆藏品中的其他写本被一起送到阿伯里斯特威斯。当时人们认为图书馆的地面建筑不安全，于是在山坡上挖了一个隧道。1940年隧道完工后，装有斯坦因经卷的四个箱子被转移到隧道中，但我们不清楚这件历日在不在其中。随着战争结束，隧道中的材料在1945年5月被运回图书馆大楼。一年后，即1946年5月，它们被送回伦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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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林奈的目录完成于文书被送往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和1940年他退休之前，但乔伊斯·摩根（Joyce Morgan）注意到，在图书馆的这段时间里该目录一度丢失，幸运的是它在1946年又被重新发现了。106然而，这份目录直到1957年才出版，并且其中关于这件历日的记录重复了翟林奈此前那篇文章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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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有几位访问者参观了这件藏品，但档案和已出版的著作都没有提到这件历日。107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王玲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的天文学部分也没有提到这件历日，不过他们提到了在敦煌发现的其他文书。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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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此时，这件历日与大英博物馆的其他敦煌汉文经卷一起被制成微缩胶卷。图片显示它的背纸是10世纪的。此后，它偶尔被送去修复，尽管没有关于这些修复工作的现存记录，但这可以说明它被看作一份重要的文献。大英博物馆有6000余件敦煌经卷，很多都有残缺的卷首和卷尾，丝带捆扎产生的裂痕、裂口，以及在它们放入藏经洞之前上手翻阅造成的伤害。文物保护专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才能修复所有这些损害。所以斯坦因的藏品只是众多需要争分夺秒修复的藏品的一部分，博物馆业务人员不得不对众多藏品做出优先选择。尽管这一时期没有相关的记录留下，但很明显，数次修复这件历日的决定是由学术兴趣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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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藏品被编目和制成微缩胶卷，学者就可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它们。一份微缩胶卷曾被送到日本，藤枝晃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这件藏品的重要性，并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109在此之前它就已经被修复了，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所有有纪年的印本都很重要，因此要优先修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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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图书馆，无论是个人的、私立的，还是公共的，都有责任保管自己的藏品。图书馆的需求是复杂的，因为它们的目标——开放，与藏品保护正好相对。保管书籍的目的是查阅，而保管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翻阅。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是一个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所以，就像这件历日很可能由于频繁的翻阅受到磨损并且变得非常脆弱，翟奉达为了保护历日而用别的纸张作为背纸以增强历日的强度，大英博物馆以及近期的大英图书馆在如何处理这件历日上也面临类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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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物品不像琥珀中的昆虫，在冻结的时间里得以保存。随着这些物品被使用，它们自身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我们这件历日的背纸，还是中国绘画上的鉴藏印，都是它们的历史中重要的部分。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文物保护人员尽可能地将物品还原到它们最初的状态，即在物品与自然和人类尚未产生任何复杂的纠结之前的状态。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没有考虑物品最初的状态和制作材料，或对此知之甚少，仍使用他们熟悉的工艺和材料，而不管是否合适。我们的这件历日就容易受到这两种保护理念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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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工作人员在大英博物馆修复这件历日时用了一张相对较厚的西方纸张增补已经存在的托纸。此时用于衬托的纸张既有牛皮纸，也有马尼拉纸。112这是当时人们喜爱的一种做法，被认为可以承托原本脆弱、经常裂开的纸张。113中国和日本卷轴画的托纸尽管所用材料十分不同，但更加相似，也是经常被效仿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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