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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博物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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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箱子转移到博物馆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尽管斯坦因将它们送到大英博物馆印刷品和绘画部的保管员手里保管，但这个部门并没有同意接收它们，最初还将它们转移到印度事务部。箱子后来又被放在伦敦市中心的白厅。89斯坦因的助手弗雷德·安德鲁斯、休·伊夫林·怀特和麦克唐纳小姐在白厅着手检查并开箱。斯坦因继续游说博物馆的理事和任何他认为能够起作用的人，希望在博物馆获得工作空间。如果大英博物馆不同意，他认为也可以选择大英博物馆在肯辛顿（Kensington）的自然历史分馆或者牛津市的阿莫什林博物馆。如往常一样，他的坚持奏效了。在白厅印度事务部打开的25个箱子得以重新打包，8月5日这些材料被运到大英博物馆。90安德鲁斯着手预定玻璃存储柜并固定好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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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两位新助手约翰·珀西瓦尔·德洛普先生和洛里默小姐取代了怀特先生和麦克唐纳小姐。91截至1910年1月，他们已经打开了37个箱子。92部分材料被分送给各类学者鉴定和研究，其他材料还处于保管状态。这是在为材料分类、进入博物馆藏品体系做准备。斯坦因的探险是由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资助的，所以他的藏品理应被分成两份。例如，应将敦煌汉文文书送到大英博物馆，大多数敦煌藏文文书则放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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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的第一次展览是在1910年由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和绘画部策划的，展品还包括斯坦因藏品中的一些绘画，但没有写本。93还有一些绘画和写本在1911年被送到伦敦南部的水晶宫，在“帝国节日”展览的印度部分展出，但这些展品中并没有这件历日。94此时，为了让伯希和（Paul Pelliot）完成他的目录，数百件敦煌汉文经卷被送到这位法国汉学家的手中。95同年4月，他访问大英博物馆检查了这些材料，翟林奈“从汉文写本中挑选出一部分给他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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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东方印刷品和绘画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此前是印刷品和绘画部的助理保管员，此时成为这个新部门的主任。而之前在印刷品室工作的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成了他的助手。比尼恩为理事编撰月度简报。在1913年8月的月度简报中，他提到了敦煌绘画：“斯坦因藏品中的两幅绘画被裱成立轴，另一幅画已经清理干净，并为装裱而专门修复。”97从那时起，大多数月份的简报都提到这些绘画。我们从斯坦因那里得知，在“西德尼·科尔文（Sidney Colvin）亲切的指导”下，那些紧扎的画被打开了。98而在1914年5月的简报中，比尼恩首次报告了对写本所做的工作：“200件汉文经卷已被检查并编号。”此后据报告，6月是“大约500件”，7月是60件，8月是550件，9月“对斯坦因藏品中的汉文经卷的分类和编目工作仍在进行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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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在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北馆中有一个重大展览，英国国王和王后为展览开幕。其中展出的就有一件历日，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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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间这件历日一直都在大英博物馆，而其他写本和绘画则在展出或被送到世界各地的学者手中，因为没有记录表明这件历日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鲁斯和洛里默为了完成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在大英博物馆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分配，压力越来越大。101由于担心燃烧弹可能袭击博物馆，在2月至5月之间，印刷品和绘画部的藏品由火车运往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很多文物和钱币则被转移到霍本（Holborn）和牛津街之间的一个伦敦地铁新段内。102然而，斯坦因的材料还留在伦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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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伯希和也没有完成他此前承诺的目录，那些和他一同留在巴黎的经卷被送回伦敦。而给敦煌汉文写本和印本制作目录的任务落到了翟林奈的头上。1936年，翟林奈成为东方写本和印本部（OMPB）的保管员，准备写作一系列关于汉文经卷中有纪年的写本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35—1943年间发表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院刊》（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其中关于9世纪文书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39年。在这篇文章中，翟林奈描述了这件历日，给出其年代为877年的理由，并且注意到背纸上提到了“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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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因藏品中的经卷被装入40个箱子，这件历日很可能就在其中。1939年，这些箱子连同博物馆藏品中的其他写本被一起送到阿伯里斯特威斯。当时人们认为图书馆的地面建筑不安全，于是在山坡上挖了一个隧道。1940年隧道完工后，装有斯坦因经卷的四个箱子被转移到隧道中，但我们不清楚这件历日在不在其中。随着战争结束，隧道中的材料在1945年5月被运回图书馆大楼。一年后，即1946年5月，它们被送回伦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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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林奈的目录完成于文书被送往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和1940年他退休之前，但乔伊斯·摩根（Joyce Morgan）注意到，在图书馆的这段时间里该目录一度丢失，幸运的是它在1946年又被重新发现了。106然而，这份目录直到1957年才出版，并且其中关于这件历日的记录重复了翟林奈此前那篇文章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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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有几位访问者参观了这件藏品，但档案和已出版的著作都没有提到这件历日。107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王玲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和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的天文学部分也没有提到这件历日，不过他们提到了在敦煌发现的其他文书。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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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此时，这件历日与大英博物馆的其他敦煌汉文经卷一起被制成微缩胶卷。图片显示它的背纸是10世纪的。此后，它偶尔被送去修复，尽管没有关于这些修复工作的现存记录，但这可以说明它被看作一份重要的文献。大英博物馆有6000余件敦煌经卷，很多都有残缺的卷首和卷尾，丝带捆扎产生的裂痕、裂口，以及在它们放入藏经洞之前上手翻阅造成的伤害。文物保护专家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才能修复所有这些损害。所以斯坦因的藏品只是众多需要争分夺秒修复的藏品的一部分，博物馆业务人员不得不对众多藏品做出优先选择。尽管这一时期没有相关的记录留下，但很明显，数次修复这件历日的决定是由学术兴趣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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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藏品被编目和制成微缩胶卷，学者就可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它们。一份微缩胶卷曾被送到日本，藤枝晃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这件藏品的重要性，并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109在此之前它就已经被修复了，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所有有纪年的印本都很重要，因此要优先修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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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图书馆，无论是个人的、私立的，还是公共的，都有责任保管自己的藏品。图书馆的需求是复杂的，因为它们的目标——开放，与藏品保护正好相对。保管书籍的目的是查阅，而保管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翻阅。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是一个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所以，就像这件历日很可能由于频繁的翻阅受到磨损并且变得非常脆弱，翟奉达为了保护历日而用别的纸张作为背纸以增强历日的强度，大英博物馆以及近期的大英图书馆在如何处理这件历日上也面临类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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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物品不像琥珀中的昆虫，在冻结的时间里得以保存。随着这些物品被使用，它们自身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我们这件历日的背纸，还是中国绘画上的鉴藏印，都是它们的历史中重要的部分。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文物保护人员尽可能地将物品还原到它们最初的状态，即在物品与自然和人类尚未产生任何复杂的纠结之前的状态。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没有考虑物品最初的状态和制作材料，或对此知之甚少，仍使用他们熟悉的工艺和材料，而不管是否合适。我们的这件历日就容易受到这两种保护理念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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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工作人员在大英博物馆修复这件历日时用了一张相对较厚的西方纸张增补已经存在的托纸。此时用于衬托的纸张既有牛皮纸，也有马尼拉纸。112这是当时人们喜爱的一种做法，被认为可以承托原本脆弱、经常裂开的纸张。113中国和日本卷轴画的托纸尽管所用材料十分不同，但更加相似，也是经常被效仿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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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保护方式是出于好意的，但人们此后才明白这层托纸又对藏品造成了新的伤害。一旦把画卷起来，托纸就会比原来的纸张伸展得更多，因此对原纸产生压力。如果托纸和原纸的重量和类型差异很大，那么这种压力会更大。114在托纸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之前，很多对12世纪晚期敦煌材料的保护修复都面临着把这些托纸移除的问题。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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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当时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的写本和印本，包括这件历日，以及东方写本和印本部的其他敦煌汉文材料都成了大英图书馆的藏品。它们在博物馆的登记编号被保留下来，并加上“Or.”（Oriental的缩写）作为前缀。1981年，前东方写本和印本部的藏品离开了伦敦市中心的牛津街，被运到斯多尔大街（Store Street）的新馆舍。当时为存放这些敦煌经卷而设计制造的柜子直到今天仍在使用。1982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1858年建立，归英属印度所辖）的藏品也被转移到大英图书馆，归大英图书馆管理。1990年末和1991年初，斯多尔大街的藏品被运到黑修道士路（Blackfriars Road）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楼。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包括在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如IOL San 1446，即一张印有佛像和梵文的纸。在藏经洞里，这张纸可能与这件历日是同一捆文献。1997年，这些藏品又被运到大英图书馆在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专门修建的地下库房里，直至今日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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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国学者已经公开发表了这件历日，还有人在2001年解读了全文。116这件历日被视为优先保护的对象，2002年大英图书馆东方保护修复工作室重新对其保护修复。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不合适的背纸所带来的压力了。多亏大英图书馆东方保护修复工作室的主任彼得·罗森（Peter Lawson），他与中国和日本的同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这次修复使用了日本桑皮纸（Kozo Paper）和糨糊等与原作接近的材料，而不是西方的纸张和胶水。117他们努力让这件历日回到最初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背纸被揭掉后，他们用色彩接近原纸的日本桑皮纸和小麦面粉做的糨糊大面积修复已经开裂的纸张。卷首和卷尾处的10世纪托纸也被去掉了。经辨认，一片与日历背纸粘连的碎片应该属于缺失的第二个月份，它也被还原到原来的位置。托纸和已修复好的历日现在被分成数片，封装在数个大型透明的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作为商品时的名字通常是聚酯薄膜）塑料板里。118这些塑料板被保存在一个文件夹内。2002年5月，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赞助的国际敦煌项目工作室将新保护修复的历日数字化，自此历日的图片可以在网上免费观看。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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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这件历日在大英图书馆的一个展览“丝绸之路：贸易、旅行、战争和信仰”上公开展出。1202014—2015年，它又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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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非常感谢华澜对本章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感谢他对这件和其他日历、历日的全面研究，我可以全面地借鉴他的成果（尤其参见Arrault and Martzloff 2003）。翟林奈基于文本中的三点判定了这件历日的年代（L. Giles 1939: 1034，亦见下文）。所有的错误、误解和遗漏都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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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日（almanac）”一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华澜对年历和像这样含有占卜方法的文本做了明确的区分。然而，我认为与年历一起被发现、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的“日书”，标志着历日的开始，我认为历日是日历、占卜书和其他文本的结合。此处采用Wilknson (2000: 172) 的观点。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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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林奈指出，“印刷术的发明对佛教徒来说应该非常有用，他们无需太多的麻烦和成本，就可以积累大量善业”（1939: 1031）。整张纸的印刷可能受到已经存在很久的捺印佛像的影响（McDermott 2006: 7-12）。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亦见Barrett (199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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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不知道历日市场的大小，但反复强调的法律禁令为我们提供了间接证据，历日至少在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是有市场的。见下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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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典哲学家孟子用的一个词。最近对此的讨论，见Nuy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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