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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对话(曼德拉自传) 第二部分 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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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特哈尔大学时,纳尔逊·曼德拉曾扮演过刺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在罗本岛上,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Antigone)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Creon)。为了曼德拉的学习,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买了一大堆希腊戏剧文学著作——守门人对这些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所以毫不费周折,书就运了进来。但是扮演坏人无疑激发了曼德拉恶作剧的幽默感。在罗本岛上,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本,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并对希腊悲剧情有独钟。有一次,他还拿自己的表演开起了玩笑。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他就了解到了戏剧形体动作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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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41年起到1962年入狱,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很不错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末,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定了曼德拉的领导地位;50年代到60年代,他积极参加了所有反种族隔离的运动。1962年8月他入狱时,他已是“民族之矛”(MK,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而且成为反种族压迫运动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也是南非的头号通缉犯,被称为“黑色海绿花”(The Black Pimpernel)。1963年到1964年间,南非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庭审理。在这次审判中,曼德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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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经历了几次恋爱后,曼德拉娶了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伊芙琳·梅思(Evelyn Mase),他的戏剧人生也到了新的阶段。他们生了4个孩子:女儿马卡齐韦(梅基),以及两个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和马克贾托(贾托),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也叫马卡齐韦,但出生后9个月就夭折了。结婚十几年后,他们终究承受不了生活中的痛苦和彼此在一起时言语的尖刻,最终离婚。在以后几年里,这次失败的婚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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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曼德拉娶了光彩照人的姑娘温妮·马迪基泽拉(Winnie Madikizela)。曼德拉一直都很欣赏坚强的女人,像鲁思·莫帕蒂(Ruth Mompati)、莉莲·恩戈伊(Lilian Ngoyi)、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和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等,但他似乎不太在意温妮能变得多坚强。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泽娜妮(泽妮)和津齐斯瓦(津齐)。曼德拉常常管温妮叫“扎米”(Zami),这是温妮的班图语名字“诺姆扎莫”(Nomzamo)的简称。与第一次婚姻相同的是,曼德拉的第二次婚姻同样遭受了来自他的公众生活的剧烈影响。他的戏剧人生就是家人的痛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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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对话(曼德拉自传) 第三章 精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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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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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本书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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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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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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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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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摧毁了亚历山德拉的社会结构,如今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座“鬼城”,但是,这里的生活依然很精彩,每次想起它,总能唤起我美好的回忆[12]。在这里,我学着适应城市生活,对白人至上主义思想也开始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个地方有很多漂亮的建筑,但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拥挤异常、污秽不堪,还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或光着身子或衣衫褴褛地四处乱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充斥着匪徒和低级酒吧。在这里,生命廉价无比。到了晚上,这里几乎就是刀枪的世界。通常,警察会搞突然袭击,或检查通行证,或检查人们是否已缴纳人头税,或检查酒馆营业是否合法,然后大批大批地逮捕民众。尽管如此,依然有5万多人住在这里。这是南非少数几个居民能够自由获取财产的地区之一,没有政府的强制条例,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亚历山德拉是一个代表自由的符号,同时对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是也一个挑战。它的存在说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民众已经脱离了农村,成了永久性的城市居民。在所有讲非洲语言的群体中,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政治意识比较强,且善于表达,白人已经逐渐注意到了这里的人们的团结意识。而我则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人民的领袖,因为这里生活着大批武装工人和大量富裕且极有抱负的新兴商人阶层,种族隔离的观念让他们受到了很多挫折。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居住在亚历山德拉的人们所必须经历的。14年前我被捕入狱,在那之前的日子里,我没有把奥兰多市当做自己的家,虽然那里有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子,而是把亚历山德拉当成了自己的家,一个没有房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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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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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拉扎尔·希德尔斯基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在我面临各种困难时他给予的热情帮助能够足足写满一个章节[13]。我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叫约翰·姆恩霍马(John Mngoma),他是一位演说家,并且精通祖鲁文化。我很喜欢听他讲一些过去的有趣事情,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在刚到约翰内斯堡时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我的内心慢慢变得坚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面临的困难,贫困,所遭受的痛苦、孤独和挫折。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自立,也可以接受陌生人的善意支持,而且这些陌生人是值得尊敬的。在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向他们寻求支持。现在,我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家庭,虽然离我的家乡很远;我也取得了一些进步,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但至少我是在利用自己的资源,是自己在努力。对于那些在我困难时帮助过我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这类友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单单源自个体,而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关系,因此,如果维系这种友谊的某个成员离世,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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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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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在希尔德敦(Healdtown)的时候,我交了个朋友。后来,我去了约翰内斯堡,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这位朋友叫撒迦利亚·莫莱特(Zachariah Molete),在希尔德敦卖酸奶。如果你对他好,他就会送你优质的酸奶……40年代初,我去了约翰内斯堡,住在……亚历山德拉。当时他父亲开了家……杂货店,而他自己又是卫理公会教堂的总管,在教堂活动中很照顾我。我当时忙于参加各种斗争,他就为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来找我,说:“你晚上可得小心点儿! 现在有伙盗窃犯可是很猖狂,大家都叫他们‘蒂塔·拉恩赫’(Thutha Ranch)。”“蒂塔”的意思是“收集带走”。这伙盗窃犯真的是猖狂至极,能把整座房子洗劫一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们“蒂塔·拉恩赫”的原因。撒迦利亚·莫莱特又跟我说:“他们就在你的住处附近活动!”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门外好多人走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撒迦利亚对我说过的那帮盗窃犯。外面是争吵声,而且声音很大,有个家伙说:“我不管,我们进去,我们必须进去!”另一个家伙反对道:“伙计,别进去了。里面这人是个学生,他肯定没钱,里面估计啥都没有。”然后他俩就吵了起来,第二个家伙很是坚持,一直在说:“别管这个学生了,伙计!别进去了!”后来,那个坚持进屋的家伙恼羞成怒,狠狠地踢了一下门,那扇门很旧,门闩一下子就断了。最后他们没有进屋,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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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腾格尔:他踢的是你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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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啊,当然是我的门。当时我很吃惊,也很害怕。不过他们最后走了,没进来。我把我的床搬到门后,只有这样才能把门重新关上。后来,我就那样睡下了。我非常感激……不管他是谁……那位把我从被抢劫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人,他说:“别去,别去抢劫他!”这人还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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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自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写给女儿津齐·曼德拉的信,因为曼德拉“未经允许”把这封信藏在了圣诞卡片里,信件被检查员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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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奥兰多东部的圣约瑟夫拳击馆所经历的事情。拳击馆和DOCC(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的墙上刻着我甜蜜的回忆,好多年了,一想起它,我就会感觉特别开心。50年代在DOCC训练的时候,拳击馆内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拳击手和摔跤手。这家俱乐部的老板是约翰内斯·莫洛西(Johannes Molosi)[14]。他曾经是拳击冠军,对拳击历史、拳击理论和实践都非常熟悉和在行。他是个很不错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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