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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出自上帝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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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乔治·W.布什提名最高大法官做准备的工作，2000年大选日之后就迅速启动了。那时，佛州计票局势尚不明朗，布什能否成为总统还是未定之数，但他的团队还是打算预备人选，以备不时之需，方便随时填补空缺。毕竟布什一旦有机会入主白宫，改组最高法院将成为新行政分支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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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之初，布什并不怎么关注最高法院事务。在得州州长任上时，他就喜欢任命与自己背景相似的法官，这些人多半是保守派，且与大企业联系紧密，而不是共和党内那些社会派或福音派力量。2000年大选期间，布什曾多次表示，自己进入白宫后，将在选拔法官时继续依循这一模式。与阿尔·戈尔电视辩论时，布什被问到，选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司法任命都会偏向于反堕胎派。“选民们应该明白，在包括该事务在内的任何事务上，我都不会秉持单一的标准，”布什淡淡地答道，“选民们将会发现，我会把胜任的法官送上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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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后，布什终于获得了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提名标准显然已经改弦易辙。在白宫内部，“中庸”已不再是主要基调，布什此时俨然已以救世主自居，幻想着顷刻间让世界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他来说，提名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在中东发动一场战争没什么两样。凭借精心挑选的幕僚班底，为了实现连任后的政治目标，布什这次打算选择一个有变革能力的被任命者，一个将推动最高法院急速右转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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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大选刚刚尘埃落定，布什就宣布将任命自己得州州长任内的首席法律顾问艾伯特·冈萨雷斯为白宫法律顾问。在此之前，布什刚刚把冈萨雷斯送到得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上。接获任命后，冈萨雷斯只从当地带了一位名叫斯图尔特·鲍温的副手，就匆匆赴白宫任职。在白宫，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总统挑选并审查联邦法官候选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一次，两个得州佬决定好好利用共和党整整花了20年时间才构建起来的保守派网络，组建一支得力的法律幕僚团队。在1980年代，保守派还只是各大法学院中孤独的少数派，如今，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他们已经成长为华盛顿一股能量巨大、手眼通天的势力。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控制联邦司法系统，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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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法律人陆续加入白宫幕僚班底。他们多数人是联邦主义者协会成员。在过去8年时间里，许多人参加过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行政分支的各类调查。比如，布雷特·M.卡瓦诺就是《斯塔尔调查报告》的主要起草者[251]，克里斯托弗·巴尔托默茨参加过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对白水案的调查，布拉德福德·贝伦森因担任该案调查中的媒体评论员而广为人知。其他几个人，如鲍温本人和后来成为冈萨雷斯副手的蒂莫西·弗拉尼根都曾参加过布什在佛州的重新计票诉讼。许多人曾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的助理。（肯尼迪的两位前助理卡瓦诺和贝伦森在其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大法官们都倾向于聘用比自己保守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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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典礼举行前，较早到达的几位幕僚——卡瓦诺、贝伦森和托马斯的前助理赫尔基·沃克——在华盛顿商业区的一栋大楼内建立了过渡期间的办公室。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一份“候选人备忘录”，也就是说，搜集有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资料。弗拉尼根已年近五十，是所有法律幕僚中年龄最长的，也是唯一一位曾以司法部高级官员身份在老布什行政分支工作过的人。他对上诉法院那些共和党候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未与候选人直接沟通的情况下，布什的这些幕僚借助公开渠道收集的资料，系统分析了这些法官是否胜任最高法院的工作，以及最后通过批准程序的概率。有些备忘录甚至多达一百页。他们最终的工作成果，将形成著名的“大法官候选人名单[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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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布什就任后，法律顾问班底随之迁至白宫附近的老行政办公大楼。幕僚们也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最高法院每年6月的开庭期末，因为打算退休的大法官多会选择这个时候宣布辞职消息。每年这个时期，他们都会为此打赌，获胜者将赢得一顿AV Ristorante的大餐，那是一家破落的意大利餐厅，华盛顿的保守派法律人士经常把这里作为非官方聚会的场所。（在2007年关张之前，这家餐厅也一直是斯卡利亚的最爱。）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们每年都把赌注押在伦奎斯特与奥康纳身上，结果却总是以失望而告终，最后只能靠几份免费比萨安抚受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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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最高法院始终没有人辞职，这帮法律人也有不少人转到其他工作岗位，但有一项工作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拟定大法官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的特别之处，在于布什与冈萨雷斯都未介入之前的拟定工作。总统已经把最高法院人选的提名工作全权委托给冈萨雷斯，后者又把这个任务交给年轻的助理们。虽然布什才是最后拍板者，但最烦冗芜杂，也最为重要的候选人遴选工作却是由几位极端保守派法律人士完成的。他们的考察标准非常直接——只要保守派，不要“骑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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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单确定过程中，冈萨雷斯与弗拉尼根只提供了少量指导。大家内心都很清楚，布什需要的是一个既富有司法经验，意识形态方面又靠得住的人。在挑选大法官方面，布什可不想重蹈克林顿的覆辙，那种眼高手低、四处撒网的选择方式，最终只会错漏百出。布什认为，一旦空缺出现，必须尽快确定人选，及时递补，速战速决。他非常不欣赏父亲提名戴维·苏特的过程，居然是一个名叫沃伦·拉德曼的局外人——后来成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在最后一分钟介入，成功将自己的亲信推上了大法官位置。混乱无序的遴选过程最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被提名人的表现让提名者，至少是保守派大吃一惊。乔治·W.布什绝不允许这样的意外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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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合，总统向来喜欢这样描述自己支持的司法理念：“我信任严格解释宪法者，法官应当对宪法进行严格解释，而不是利用判决制定社会政策。”在其他场合，他还说过希望法官“解释法律，而不是在审判席上立法”。事实上，所有法官，甚至包括多数自由派法官都认为自己是在解释法律，布什概括的不过是一种公认的司法理念。当布什提到法官们“在审判席上立法”时，他是指法官们以彰显个人权利为由，推翻法律，尤其是限制堕胎权的立法的行为。当然，也包括法官们禁止在公共设施中举行宗教仪式的行为。总统及（尤其是）副总统切尼也强烈地认为，法官不应当干涉政府的外交政策或军事事务，这些都属于行政分支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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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曾偶然提到，他要寻找像斯卡利亚和托马斯那样的大法官，后来他再未重复过类似观点，因为这样不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不过，这些话虽没有多少选民留意，却让他的保守派力量基础非常受用。一直以来，斯卡利亚与托马斯的意见都是白宫法律幕僚们的重要参考。与其上司不同，布什手下这群年轻的保守派处心积虑，打算逐步把持联邦法院系统，而斯卡利亚与托马斯的助理圈子显然是可供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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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司法挑选团队，包括副总统、冈萨雷斯和6名来自司法部与白宫的行政官员。对法律人群体，布什向来有种商人式的轻蔑，在他看来，这帮人在挑选法官方面实在过于急躁。与近些年的许多总统一样，布什在确定法官人选方面非常注重本党参议员的意见，他经常倾听各州共和党人对上诉法院候选人的想法。他需要的司法候选人必须是一个“忠诚的保守派”。他很少问及候选人的司法立场，也从不阅读他们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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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什对法官人选还有另一个要求——多元化。在他执政初期，国内的政治分化还没有像后来那么严重，布什曾多次敦促将女性与少数族裔人士送入法院。当然，对他手下那帮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法律幕僚们来说，这项任务殊非易事，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将一组多元化的联邦法官人选送进了参议院。事实上，布什提名的第一批联邦法官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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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9日，11名即将被提名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候选人聚集在白宫东厅，用句克林顿时期常用的话，他们“看起来就像美国人”。这些人中间有两位非洲裔美国人，分别是罗杰·格列高里与小巴林顿·帕克，格列高里曾被克林顿提名为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却被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成功抵制；帕克已被克林顿任命为地区法院法官，布什打算将他提拔至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被提名者中还有三位女性，她们是伊迪丝·布朗·克莱门特、黛博拉·库克和普里西拉·欧文，还有拉美裔洪都拉斯移民米格尔·埃斯特拉达，埃斯特拉达将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工作。“总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人选送进美国的法院系统，”布什说，“他应本着对宪法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审慎挑选。我想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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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周之后，由于佛蒙特州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德选择与民主党结盟，共和党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一场“政治地震”发生了。[253]很快，不仅是参议院，布什的司法提名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同样来自佛蒙特州的自由派人士帕特里克·莱希将取代奥林·哈奇，成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如果哈奇仍担任主席，布什提名的11名司法人选应该会很容易通过听证会，并轻松获得批准。但莱希显然想放慢节奏，尤其是针对两名保守派被提名人——欧文和埃斯特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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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担任得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期间，欧文就以其极端保守的司法立场著称，有时甚至为此与艾伯特·冈萨雷斯发生冲突。埃斯特拉达虽然有着光彩照人的背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在联邦检察官位置上取得骄人成就，担任过首席政府律师的副手，还是一名顶级的公司法律顾问——但是，此君性格多刺，拒绝告诉司法委员会自己在宪法问题上的任何立场。问题是，埃斯特拉达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的人选，那里可是大法官的“预备队”，在那里，他很有可能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民主党人当然不会容忍他这么嚣张，他的提名被彻底晾起来，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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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后，布什的司法提名顿时被蒙上一层阴影。共和党人，尤其是白宫这帮人，认为他们释放出的善意姿态，尤其是对格列高里与帕特的提名，顿时变得一钱不值。而在民主党人看来，布什选择的全是极端保守派，唯一几个例外，也仅是陪衬而已。双方都立场强硬，绝不退让。欧文的提名被拖了好几年。埃斯特拉达在被晾了几年后，提名干脆被直接撤销。不过，布什的11人候选人名单中，另外几人倒是最终通过了确认，包括总统用来填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另一个空缺的人选，小约翰·G.罗伯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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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伯茨并非生来就注定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但人们却越来越觉得：这一职位非他莫属。他的人生轨迹实在太过一帆风顺，发展之稳健、品德之高尚、个性之迷人，令人艳羡不已，好像一直受到神灵的特殊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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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27日，罗伯茨出生于纽约州西部的布法罗市，他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父亲是那里一家钢铁厂的行政主管。年轻时约翰是当地高中橄榄球队队长，也是该校当届成绩最好的学生。1976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哈佛学院毕业，三年后，再次以极优等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校期间，他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在《哈佛法律评论》工作期间，他曾与金斯伯格的女儿简共事。1960年代，各大学的本科学院和法学院都曾受政治运动侵扰，但罗伯茨却一直表现优异，从未树敌。他的第一份法官助理职位来自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传奇法官亨利·J.弗兰德利，弗兰德利的办公室位于纽约，那里云集了哈佛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弗兰德利与勒尼德·汉德、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一样，都属于中间温和派法官，苏特当年正是蒙他感召，才立志成为法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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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选择在华盛顿而非纽约发展，他在“里根革命”期间来到首都，并于1980年成为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官助理。当时，最高法院仍由自由派大法官威廉·布伦南主导，年轻的伦奎斯特还是一名大法官，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不过，随着保守派日渐得势，罗伯茨的事业也呈上升趋势。离开法官助理岗位后，他在里根的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了4年，在那里，他因才华横溢、平易近人而备受好评。他撰写的备忘录，至今仍保存在里根总统图书馆（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内，字里行间展示了他的睿智、博学与政治上的保守立场。比如，当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为减轻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提议在现有巡回上诉法院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中级上诉法院时，罗伯茨以刻薄的笔调评价道：“最高法院的叫苦声足以让人落泪，不过，估计只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和学校里的孩子们才盼着把整个夏天都用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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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运气颇好，赶在“伊朗门丑闻”爆发前夕离开了白宫，很快在华盛顿著名的霍根与哈特森（Hogan ＆ Hartson）律师事务所确立自己的地位，成为知名上诉律师。老布什总统1988年当选后，罗伯茨返回行政分支工作，担任首席政府律师肯尼斯·斯塔尔的副手。罗伯茨一共在最高法院打过39场官司，最高法院历史上还没有一位被提名者超过这一纪录。他与人为善，又学识渊博，大法官们都很喜欢他。鉴于罗伯茨的良好声誉与优异成绩，1992年，年仅37岁的罗伯茨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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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时，罗伯茨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1992年11月，民主党已经成功控制了参议院，并在确认程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罗伯茨看上去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理想人选，为安全起见，民主党人决定一开始就把他挡在联邦法院系统大门外。罗伯茨的提名遭遇阻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92年，老布什连任失败后，罗伯茨返回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开始发家致富的公司法律顾问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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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92年的那次失利，反而令罗伯茨获益匪浅。接下来的8年时光，他成为全美最高法院出庭经验最丰富的人，多数情况下，他都代表大公司处理与政府或其他公司之间的商业纠纷。几乎每年，罗伯茨都会有几次在大法官们面前辩论的机会，并提交过大量调卷令申请与“法院之友”意见书。（当然，他每年至少可以挣100万美元。）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罗伯茨一直刻意回避政治纷争，他拒绝参加对白宫的调查，甚至拒绝就弹劾话题接受任何电视采访。在佛州重新计票诉讼中，他主动为布什出谋划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行事低调，尽量不让此事为多数人知晓。沉默寡言的淡定个性、避免树敌的娴熟技巧令他很少受公众关注。在政界与司法界的共和党前同僚中，他也一直保持金刚不坏之身，未卷入任何政治派系斗争。米格尔·埃斯特拉达曾向那些即将离开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的年轻律师建议说：“去为约翰·G.罗伯茨工作吧，他名字中的那个G是出自上帝的。（The “G”is fo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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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伯茨1992年成功通过提名确认，并成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那么在布什2001年上任之前，他可能也会在那里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但是，这些根本无法与他在审判席之外获取的宝贵经验与良好声誉相比。不过，如果司法委员会仍由民主党把持，他们肯定会像第一次那样，再次阻止对罗伯茨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提名。然而，2002年，共和党终于再次夺下参议院的控制权，哈奇迅速把罗伯茨的确认程序安排在第二年年初。2003年5月8日，参议院全票批准了对罗伯茨的提名，使他正式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在此之前，他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朋友已经开始收集他的档案资料，并把他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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