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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前言：归还？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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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正当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褪淡之际，我参观了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敦煌千佛洞。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洞窟入口处有一块介绍牌，上面揭露了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犯下的“罪行”。此人在1908年“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通过贿赂看守道士劫掠了敦煌藏经洞，带走三千册汉文、印度文、藏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写本和手卷，以及木板画、彩幡、白画、彩绘、雕塑等。这些出自7—11世纪优秀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僧人之手的作品堪称艺术和考古瑰宝，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国著名僧人玄奘的作品。伯希和的行径简直是十足的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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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法国后，开始了解这个被中国管理员称为“强盗”的人的有关情况。我猜想他应该在某个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巴黎，我了解到这位保罗·欧仁·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兰西学院院士（académicien）和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他是汉学权威，其位于巴黎福煦大街的豪华寓所中摆满了东方古董，他竟然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汉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将其视为大师，甚至是伟人。他从敦煌带走的写本、手卷、绘画和文物根本没有被海关稽没，而是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和吉美博物馆的展厅里。真可谓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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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黎见过伯希和的同行和学生。对他们而言，伯希和远非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偷盗者。他直到1945年去世之前，从未停止研究从敦煌带回来的著作和写本，并不断发表学术成果。此外，他还留下数量惊人的笔记、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对古汉语、回鹘语、蒙古语、吐火罗语写本的翻译、评论，以及研究成果。这项整理、注释工作迄今仍未完成。他扩展了世界对亚洲的认识和理解，其贡献可谓空前绝后。他带走敦煌藏经洞中的精品，对它们构成一种保护，因为十二年之后，藏经洞惨遭哥萨克囚徒洗劫。由此可以说，伯希和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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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论调难以说服伯希和的诟病者。在这些人眼中，即使以科学之名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1908年，敦煌并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中国政府也从未允许伯希和肆意攫取藏经洞中刚被发现不久的藏品。虽然伯希和的研究对象是丝绸之路史，但他所采用的研究资料上也承载着对中国历史的记忆，这一点怎能被忽视？这些人会说，只可惜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欺辱，伯希和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果他仅仅想研究藏经洞中的瑰宝，为什么不在这片丝绸之路的绿洲上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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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就是殖民主义侵略。今天的柬埔寨、阿富汗或伊拉克遭受侵略后，不同样也经历了大规模劫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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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人比以前更加市场化，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珍宝在西方国家的画廊或博物馆展出时，只能说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源于他们知道仅仅在一个世纪前，自己的国家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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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写本和绘画？是否应该向中国道歉？至少从道义上讲，这个问题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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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希望了解本书主人公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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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是一名学者，完全有能力研究并妥善保管带回法国的珍宝。他在敦煌、顺化、北京和柏孜克里克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样，他以低廉的价格在越南、中国和蒙古的书店里购买了数万册写本和书卷。今天，几乎所有这些著作和资料都可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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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希和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亚洲只是科学研究对象，殖民者是师傅，原住民是徒弟。当时世界上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无论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还是美国，殖民帝国的财富当然应该在宗主国保存、展览和研究。这样的世界观经常使对被统治民族的掠夺、剥削和奴役变得冠冕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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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不少民族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标志、印记和完整记忆，相关实物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前殖民主义强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保险箱里。一些国家提出归还的要求，其中包括中国对敦煌文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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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珍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伯希和是谁？他的目的何在？他一生中经历了怎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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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联系了伯希和的后人，发现他们对他知之甚少。我查阅了伯希的朋友、同事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发现他们虽然知道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对其生平经历却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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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伯希和具有多面性，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经常见到的多头神仙或多头魔鬼那样。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此人恰似佛陀和大黑天神，收集的不仅仅是书卷，更是生命，而这一切当然打着为了法兰西帝国荣誉和科学研究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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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否应该归还？发言权在法国权威汉学家伯希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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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一章 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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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迹前的文人，正如潜龙在渊，等待着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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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23日，马赛若列特港（bassin de la Joliette），“大洋洲人”号（L’Océanien）邮轮收锚离港。它长长的白色船体映衬在法兰西火轮船公司（CMM）灰色的办公楼上。一缕缕黑烟从并排着的两个烟囱中冒出，嗡嗡的汽笛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人们挥动着手帕。伯希和紧紧抓着船栏杆，不用向任何人说再见。在此之前，他怀着解脱的心情在巴黎与家人拥抱告别，然后坐上了夜间的火车。终于自由了！远方独自一人的生活吸引着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他的目的地是印度支那西贡，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是远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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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用四十年时间占领了交趾支那[1]、柬埔寨、安南[2]和老挝，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法国在上海、天津和北京设有租界。1860年以来，法国和俄国、英国、日本一起跻身在远东的列强之列。1897年时的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3]认为安南和东京[4]已经实现和平。加利埃尼将军[5]和利奥泰将军[6]推崇的“油点政策”（politique de la tache d’huile），即对反抗地区实施政治和军事分区控制，并有选择地进行镇压，取得了成效，至少暂时如此。1885年越南“勤王运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反抗，战争幸存者和未被法国人关进监狱的人躲藏起来。从皇室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要么遭到排挤，要么变得服服帖帖。各地仍有零星抵抗，但一时不会对强力的殖民主义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从此以后，殖民者开始“改造当地社会”。按照法国在柬埔寨的驻扎官阿德玛·勒克莱尔（Adhémar Leclère）的观点，“土著必须向法国宗主学习，就像儿子向父亲学习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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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比喻……也就是说，被殖民者是小孩，是必须加以管教和约束的儿子，而教育过程将持续一段时期。由此可知，“大洋洲人”号邮轮1899年的航行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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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是个小社会，登上船的法国“宗主”们代表着宗主国的不同社会阶层。最上层的头等舱有九十个位子，高级官员、行政人员、法官、银行家、种植园主、教士，当然还有军官等社会精英在那里享受着单间和客厅。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有激进社会主义、法国行动党等极右翼、天主教派、共济会派等。在法国本土，世俗与宗教之争正如火如荼，两种势力水火不容，但在维护法兰西帝国伟大荣誉上却立场一致，很少有人企图质疑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二等舱有四十四个位子，乘客身上散发着外省人辛勤而又贫微、吝啬而又狡黠的气质。这些科西嘉人、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比如当警察，做小买卖或在咖啡馆当服务生；头脑灵活一点的想到了农业加工，比如生产橡胶、咖啡或茶。对这些人而言，印度支那是一片可以大干一场的乐土，他们梦想着在那里成为声名显赫的殖民者，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三等舱有七十五个位子，挤满了贫苦农民、无业游民、小流氓和刑满释放的人。这是一帮无产阶级冒险者，为的是逃避在本国的悲惨命运。用不了多久，他们也能把自己当成上等人，当然，仅仅是在面对殖民地原住民时……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一定会好好享受。殖民地真是好地方，不仅可以让殖民者快速提升社会地位，还充满神秘的异国情调和各种情色诱惑，让人浑身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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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职位，有生意，有大大小小的利益可以捞取。有人变成百万富翁，比如西贡安全局长白朗（Belland）就靠橡胶发了财。但想成为英雄却不那么容易，不能再像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中校那样在1860年代率舰征服湄公河流域，也不能再像他的副手弗朗西斯·安邺[7]那样效仿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就擅自占领河内，更不能像里维埃（Rivière）船长和伯比奥（Bobillot）中士那样为征服东京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烈士。如果对女人感兴趣，可以娶个妻子，建立个家庭，中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都行。在“大洋洲人”号上的乘客中，一部分人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逍遥自在，但另一部分白人殖民者怀揣着所谓的理想，希望把文明带给他们眼中落后、野蛮、原始的民众（还不能称之为人民）。他们自认为是信仰的传播者、战士和导师，到殖民地进行反对暴君统治的战争，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和无知。这些人以解放者自居。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所顾忌，因为法国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权都对他们给予支持。他们还要守卫印度支那，防止这片和平的港湾遭到周围的野蛮侵袭，抵御可怕的“黄祸”——人口众多的中国，甚至还要统治中国，否则它将闯入欧洲的大门。而在欧洲人脑海中，历史上大规模的入侵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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