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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三章 北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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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宗，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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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使馆区是位于紫禁城和内城南城墙前门、哈达门[1]之间的一片区域，外国人在那里享有与上海和天津租界同样的治外法权。使馆区方圆约一公里，御河从内城流过南城墙，再流经这里。使馆大街[2]横跨御河东段，从东向西经过多个皇城城门，一直通往哈达门大街，即东大街。使馆区内共有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这十一国使馆。区内也有不少商家店铺、货栈，还有银行、邮局、海关和北京饭店等数家饭店。当然，不能忘了还有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这片高档国际区域，因为皇家车园、翰林院、肃王府（人们通常称之为“府”）都在使馆区内。自从七十名中国基督徒在北京西边的保定府附近教堂被杀后，紫禁城旁边的使馆区及各个基督教区内的人口增加了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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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九百名分散在京城各地的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都跑到这里避难，挤在各自国家使馆配楼或附属建筑内。另有两千四百名中国基督徒占据了英国使馆附近的“府”邸花园。使馆区原有外国守军约一百人，各国（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又增派了三百人作为支援，于5月29日至31日期间到达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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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使馆占地面积约十公顷，位于使馆大街和海关大街[3]之间。使馆内并非只有一栋建筑，而是有十二座小楼，平时分别住着公使、外交官、访客和用人。使馆内还有一座小教堂、一个马厩、一个花园和一片网球场。6月1日，除毕盛公使夫妇、在职外交官和用人外，使馆迎来了保护其安全的达西上尉和三十名士兵，还有一部分法国志愿者，其中包括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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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宁静之后，6月2日，局势再度紧张。两名英国传教士罗宾逊（Robinson）和孟鹤龄（Norman）在京郊被杀。6月3日，奥匈帝国使馆楼顶上树起了战旗，三十名克罗地亚水兵刚刚前来增援，一台马克沁机枪已经准备就绪。尽管如此，次日，奥匈帝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夫人保拉·冯·罗斯托恩（Paula von Rosthorn）在海军上尉特奥多尔·里特·冯·温特豪特（Theodor Ritter von Winterhalder）和中俄银行经理欧仁·维尔法特（Eugen Wilfarht）的陪同下骑了一圈马。他们一行三人先在内城的城墙上溜达。一圈下来，看到外城里有无数的义和团，怒气腾腾地聚集在一起。罗斯托恩被这番场景吸引住，抱怨忘了带相机。随后，他们来到哈达门大街。路过总理衙门和文庙之后，他们在经过内城北门安定门时被清军拦下，于是调转方向，最后从东边的东直门出了城。他们遭到一队义和团追赶，经齐化门[4]摆脱追赶，高高兴兴地回到奥匈帝国使馆。使馆坐落在海关大街北段，离法国使馆仅五百米。当时针对“洋鬼子”的包围还没有形成，他们仍然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可以避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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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伯希和身上燃烧着与义和团决斗的熊熊烈火，但他还是耐着性子，从5月初开始跟随一位汉族文人学习汉语。翰林院与法国使馆只隔两条街，且紧邻英国使馆，时运不济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曾在翰林院任职。754年，唐玄宗创建翰林院，以备查问文学和语言问题。清朝时，翰林院分东、西两院，满、汉掌院学士每个月都要开九次会。翰林通过考试选拔而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皇帝的参谋和秘书都从他们中间挑选，皇亲国戚和大太监的老师也出自这里。翰林负责诠释孔孟之道、编纂历史、修订皇历、整理各科图书。欧·吉拉尔（O. Girard）神父研究过翰林院，对其赞不绝口，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历史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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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切地知道，中华帝国创建之初即在国家官方机构中设立了史馆，成员均为刚正不阿、学识渊博之士，负责将国家大事如实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人，并以同样公正的态度记录下皇帝的优劣品行。我们认为，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与这一著名法庭相提并论，没有能力像它那样使中国免受危险变革之祸和滥用权力之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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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翰林院久负盛名，有时仍不免愚钝不化。例如1747年法国开始编纂《百科全书》时，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五大洲的说法被中国斥为“无稽之谈”，因为这与中国占据着世界中心的说法不一致。被伯希和不无得意地称为“我的中国文人”的老师利用课间带他到翰林院旁边的书店购买了大量书籍，法国远东学院提供的经费几乎快被伯希和花光了。也正是通过这位文人，伯希和得以与中国社会进行直接接触。然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伯希和在5月3日见的第一个文人两天之后就爽约了。每个学习汉语的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但当时正值局势动荡，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学习翻译的法国学生魏鲁达（Véroudard）此前甚至被中国老师问过这样的问题：“法国使馆夜间是不是真有鬼怪出没，还能推开大门，挪动家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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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编造的鬼怪故事流传甚广，说中国遭到洋鬼子侵占，法国使馆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经常有鬼怪出没。类似的谣言让中国文人心惊胆战，他们担心因为和外国人进行交易而被义和团斥为叛徒。伯希和的中国老师就“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到印度支那去，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国家目前没有安全可言，而且将来会更加糟糕。他的要价一降再降，我却闭口不谈买书的事，他甚至托人告诉我六十美元也能接受。我觉得五十美元就能成交，机会实在难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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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使馆区还没有遭到正面攻击，外出也没有太大危险，伯希和决定在一个半月内带他的中国老师返回西贡。那个时候，对被人们统称为义和团的各种组织的政治、宗教属性，伯希和似乎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伯希和在写给法国远东学院院长路易·菲诺的信里粗浅地把义和团描述成“得到中国朝廷暗中支持的疯狂、极端组织，一帮歇斯底里、头脑发热的骗子”。直到1900年6月初，法国使馆对义和团的认识还非常模糊，甚至肤浅。而在英国使馆，有关描述则更加明确：“白莲教的歪理邪说像野草一样不断蔓延。”[9]这样的评价不乏诗意，也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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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京津铁路黄村站被烧。从前一天起，罗斯托恩夫人只得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通过打网球和骑马打发时间。5日晚上，伯希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帝国大学法语和体育老师吉得尔（Léon de Gieter）、翻译生阿尔贝·菲特和欧仁·达西上尉出席了晚宴。“我们四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拿义和团说笑，憧憬未来的计划。”[10]达西这样写道。他和朋友们毫不怀疑白种人将战胜被他们嗤之以鼻的黄种人。近六十年来，中国在所有战争中不都失利了吗？如果这一次中国胆敢铤而走险，它要应对的将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国联军。现在，各国军舰已经游弋在中国的海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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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慈禧匆匆忙忙返回紫禁城，战争倒计时正式开始。有谣言称，慈禧前一天夜里在颐和园的卧室中听到鬼怪“杀！杀！”的喊声。7日，使馆区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基督徒大量涌入各国使馆避难。次日，慈禧主持军机处议事，主张和解的荣禄再次屈服于端郡王和澜国公[11]两兄弟，他们已经掌控了义和团，还和领导军队的董福祥结成了联盟。是日，伯希和来到紧邻紫禁城北边的北堂。内城依然显得平静，只是伯希和沿途看到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成员。各种谣言莫衷一是，有的说朝廷遣散了六千名士兵，有的又说慈禧明令荣禄绞杀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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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回到使馆时，看到毕盛公使正和欧洲各国、日本及美国公使开会。毕盛提议使馆整体撤至天津，可惜“其他人认为这样做相当于宣战，所以表示反对。中国朝廷如此不堪一击，他们到底还在犹豫什么”？年轻的伯希和简直要按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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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英国海军少将西摩尔（Seymour）率领的一支千人增援部队被中国军队打退至天津。至此，局势再也无法挽回。当天下午，端郡王和三个义和团首领控制了总理衙门，并且向外界宣称，西摩尔部队的行动被视为不友好行为，清朝军队已经忍无可忍。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Akira Sugiyama）走出使馆区，在未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穿过外城，但当他来到位于天坛和先农坛之间的永定门时，被董福祥手下的朝廷军队扣住。杉山彬要求清兵释放自己。他本想前往天津火车站，但那时天津已经开战，他被清兵当场斩首。当天夜里，战争的锣鼓已经敲响，使馆区内一片凄凉，中国仆人纷纷逃离使馆区。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后，各国使馆还一直在等待西摩尔将军前来救援。12日下午，清廷为了麻痹外国人，派人前往使馆区。来人表示西摩尔的军队抵达京城后即可进入使馆区，他们会受到中国军队的礼遇。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在前一天夜里已经把他们赶到了天津，被困在使馆区内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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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两个腰缠红带、脚系红绳的义和团手持大刀进入使馆区。这两个人被俘虏后押送到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男爵面前。克林德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辫子，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后拖进使馆关押起来。清廷要求使馆放人，但遭到拒绝。克林德决定第二天在东运河桥上将其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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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爆了火药桶。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屠杀中国基督徒和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下午五点半，义和团进入哈达门，烧毁了美国新教主教教会。外国志愿者开枪射击，打死五名义和团。沙莫（Chamot）夫人用卡宾枪吓住七名义和团，沙莫先生趁机关上哈达门，拿走钥匙。但那时为时已晚，大批义和团已经涌进来。他们窜到哈达门大街上，点火烧了英国教会，旁边总理衙门前的清朝守兵没有加以阻止。同样在哈达门大街上，距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义和团还放火烧着了东堂，里面的教民和传教士全被割断了脖子。随即，大批民众从东堂方向经海关大街进入使馆区，企图占据奥匈使馆，但克罗地亚水兵用机枪疯狂扫射，驱散了人群。罗斯托恩夫人这才舒了一口气。当时她正在跟伯希和打网球，不得不停下来。伯希和看到形势危急，便和一帮法国侨民冲出法国使馆，朝哈达门大街上的义和团开枪射击。一个小孩被误打死。这些法国人的行为十分过火，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下令开枪。伯希和跟这些人不顾毕盛公使的命令，继续前往南堂。凌晨两点，他们带着传教士和教民返回使馆区，自认为救了他们的命，否则他们肯定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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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十一点，达西上尉看到南堂方向冒起一柱浓烟。毕盛公使刚把伯希和批评了一顿，说他行为鲁莽，现在伯希和又自告奋勇，要和当时恰好在京的海军陆战队上尉拉布鲁斯（Labrousse）以及好友吉得尔教授一起前去迎战。使馆街口、海关大街街口与前门和哈达门之间的南城墙上都竖起了路障，使馆区已经四面设防。美国人和俄国人负责守卫西南方向前门一带，法国人和德国人负责东南方向和哈达门，意大利人和奥匈人负责东北方向的海关大街和哈达门大街，西北方向由英国人和日本人负责。晚上七点，大量中国人涌向前门外城墙，嘴里喊着：“杀！杀！烧！烧！”德国人朝人群开枪，但义和团还是在午夜时分攻破了前门。在哈达门大街上，义和团在黑暗中挥舞着火把，奥匈使馆内的机关枪向外吐着火舌，比利时使馆陷入一片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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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东奔西跑着，俨然一个十足的“洋鬼子”。15日晨，他经毕盛公使许可，带领十二个法国人再次前往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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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徒从南堂逃窜出来，中间混杂着一些基督徒。我们朝他们开枪射击。义和团一伙伙地跑出来，猫着腰，指手画脚，肆无忌惮地向我们靠近，打头阵的是一群小孩，我们开了三枪才肯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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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共带回百余名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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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俄国人后来也去了南堂，又打死几个义和团，带回两百名教民。第三次是英国人（和德国人），逮捕了一些义和团，带回一些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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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使就昨天的态度向我道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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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战争热情进一步受到鼓舞。外交手段已无用武之地，他一贯反对的优柔寡断此时也更显得不合时宜。伯希和显然记住了考狄的教导：“说到中国人，应该牢记一点，即除了和外国人有利益关系的商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对外国人存有戒心，甚至怀有敌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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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两千中国教民躲进使馆区，使馆区内总人数激增到三千八百人，其中包括一千四百个外国人和两千四百个中国教民。不少中国教民身上有烧伤，他们被安置在肃王府的庭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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