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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170550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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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四章 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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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献轻陋，愧惧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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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底，伯希和带回河内的中国著作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历史提供了一些佐证。在中国官修史书中，留有派驻外国的使者关于这些国家的详细描述；同样，外国来华使节也对中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中国与中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邻近，在这些相邻或相近的国家中，柬埔寨是伯希和及法国远东学院最想深入研究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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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柬埔寨面临被越南整个“吞噬”掉的灭顶之灾。越南占据了交趾支那，暹罗[1]强占了柬埔寨西北部省份。柬埔寨为了生存，只得于1863年勉强接受法国“保护”。1884年，在茹费里的推动下，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国家虽已丧失独立，但诺罗墩（Norodom）国王为维护自身尊严，领导了人民起义运动，迫使法国给予柬埔寨人民更多尊重。“我们不想当他们的主人，只想成为他们的首领、导师和保护人”，[2]法国驻扎官勒克莱尔这样写道。实际上，法国更倾向于在柬埔寨推行某种公开的殖民主义，而不是从暹罗手中抢回柬埔寨西北部省市。被暹罗占领的地方包括诗梳风、马德望、蒙哥博雷和吴哥，而吴哥是9至15世纪高棉王朝鼎盛时期的首都。自从杜达尔·德·拉格雷在1863年至1867年率领舰队达到吴哥，以及德拉波特的绘画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它的辉煌之后，法国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占领吴哥，使其成为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瑰宝和象征。1900年，碑铭学者爱莫尼尔（Etienne Aymonier）出版了题为《柬埔寨——当今王朝》（Le Cambodge, le Royaume actuel）的著作，其中不仅涉及柬埔寨现有领土，还包括高棉王朝在西北部丢失的地区（类似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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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塞纳尔[3]看到爱莫尼尔的著作后，向法兰西学院金石与美文学院宣布：“这本书出现得很及时，总结了我们取得的成果。我们在西贡的学校（指法国远东学院）才成立不久，如果它发展前景良好，将为柬埔寨考古研究注入新动力。”[4]这几句话被解读为法国通过外交手段向暹罗施压，迫使其放弃属于柬埔寨的省份（后通过1904年和1907年条约得以实现），同时也给远东学院发出了一个信号。后来，远东学院通过伯希和进行了反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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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之间最司空见惯的做法那样，伯希和从攻击爱莫尼尔老先生的著作入手，指责其中没有提到安邺的《印度支那探险记》（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而该书对爱莫尼尔的作品“有很大贡献”。爱莫尼尔认为，柬埔寨和公元1世纪被中国人称为扶南的地方是一个国家，伯希和对此不持异议。而在另一个不太重要的观点上，即爱莫尼尔认为扶南和真腊也是同一个地方，伯希和以自己掌握的史料为依据，明确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一场专家之间的辩论，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会感兴趣，但当时恰逢法国和暹罗之间存在矛盾，伯希和掌握的中国史料又明确显示，从1世纪初开始，后来的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在伯希和收集的中国史料中，中国人对扶南人的看法和扶南人与中国人在外交接触中的交谈方式都体现了这种附庸关系，即进步社会与“野蛮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君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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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陈寿在3世纪末写的《三国志》是第一部正式提到扶南的著作。《三国志》中说，一个叫做吕岱的人在吴国（220—280）第一任国君孙权时期封番禺侯（广东和东京一带），“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然而这些地方从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开始，已经在印度水手和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印度化，扶南是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扶南是Khmer Bnam（或phnom）的汉语写法，意思是“山”。其领土从今天的越南南部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首都是毗耶陀补罗城，即“猎人之城”，位于今天柬埔寨东南部波萝勉省内。扶南国的地位不容忽视，但中国3世纪派往该国的两名使节康泰和朱应的描述却多少带有一些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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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丧葬婚姻略同林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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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节发现扶南风景秀丽，但对当地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行走感到震惊，认为有失体面。使节向当时的国王范寻谏言，国王为满足他们的要求，下令男人必须在腰间横系一块麻布，称之为干漫，这便是沙笼[6]的鼻祖。扶南的文字记载后被中国史家和使节系统、忠实地转述回国，其中就有关于柬埔寨建国的神话传说，即来自印度的婆罗门陈如（混溃）与高棉公主叶柳结为连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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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海至扶南外邑。叶柳率众御之，混溃举弓，叶柳惧，遂降之。于是混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后胤衰微，子孙不绍，其将范寻复世王扶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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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唐代以前对真腊每年或隔年一次派使节朝拜中国皇帝的历史均有记载。使节通常会带来黄金、首饰、香料和大象。中国人不喜欢大象，觉得它们外形怪异，十分危险，所以会将其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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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附庸国扶南之间的从属关系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印证，即5世纪时扶南国王阇耶跋摩曾长篇累牍地向中国皇帝上书，力陈忠心的同时，请求中国对付扶南的敌人占婆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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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微献呈臣等赤心，并别陈下情。但所献轻陋，愧惧唯深。伏愿天慈曲照，鉴其丹款，赐不垂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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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耶跋摩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推翻占婆国王，最后中国于416年将占婆国打败。为了达到目的，阇耶跋摩像对待神灵一样对待中国皇帝，同时又十分注意外交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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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若欲别立馀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伐林邑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伐恶从善。平荡之日，上表献金五婆罗。今轻此使送臣丹诚，表所陈启，不尽下情。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具二双，琉璃苏鉝二口，玳瑁槟榔柈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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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那伽仙深谙中国统治者的习惯。阇耶跋摩得益于他的巧妙应对，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附庸国和宗主国、被保护国和保护国之间的关系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国根据1884年签订的《中法新约》[7]中涉及东京和安南地位的条款，希望继承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享有提审、判决和干预的权力。在这方面，伯希和翻译的中国史料可以证明中国在印度支那享有特权，从而为法国在印度支那行使同样特权提供了依据。伯希和的译著提供了原则性的参考文献。除此以外，还应该找到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例证。于是伯希和在菲诺的指导下，和爱莫尼尔、卡巴东一起重新翻译中国使节周达观于14世纪初撰写的《真腊风土记》[8]。最早的译文是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在1819年完成的，当时他掌握的主要参考资料只有清朝百科全书式著作《古今图书集成》的部分节选，而伯希和在北京获得了《集成》的初印版，共六十八箱。此外伯希和还有收录在15、16世纪明朝不同辑录里两种版本的《真腊风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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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及法国远东学院翻译了周达观这位在康泰和朱应之后一千年派往柬埔寨的使节所记述的内容，这些史料在两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它证明了暹罗对柬埔寨的独立构成威胁时，后者始终和中国保持着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它为吴哥的归属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依据。吴哥当时仍属于暹罗，法国掌握了绝好的外交理由，可以要求暹罗将吴哥和西部省份归还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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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阇耶跋摩二世国王建立吴哥王朝。五百年后的13世纪末，该国停止向中国进贡。1283年，蒙古将军阿里海牙以忽必烈汗的名义征服占婆后，派两名官吏前往柬埔寨，但使者派出后便音信全无。1295年，铁穆耳继承忽必烈皇位不久即决定派员出使柬埔寨。柬埔寨正面临邻国暹罗扩张的严峻威胁，当时暹罗各部落已经团结在素可泰王朝兰甘亨皇帝周围。兰甘亨被视为暹罗国的缔造者，他和缅甸、占婆国王一样，也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于1292年向中国递交“金书”。现在轮到柬埔寨承认中国的地位了。根据藏文材料，中国称柬埔寨为真腊，蒙古称其为甘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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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于1296年3月派使者在温州乘船，经福建泉州港到达占婆，再经过头顿，4月抵达柬埔寨。一同前往的还有学者周达观。受季风影响，他们被迫停止前进，后沿湄公河而上，很可能一直走到了磅清扬洞里萨河港。他们在那里改乘一条更小的船，渡过浩渺的洞里萨湖，最终于8月抵达吴哥。这趟旅程前后持续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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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达观看到的吴哥已经发展到我们今天了解的程度。从阇耶跋摩七世在位的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开始，吴哥城经历了大规模修建过程。城市以吴哥通王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水塘，北面是圣剑寺，南面是巴肯寺和吴哥窟。今天我们在吴哥看到的遗迹在周达观到访时基本都已建成。虽然阇耶跋摩二世将佛教奉为国教，但此后婆罗门教湿婆派掀起了一场反佛教运动，大量佛教造像、碑刻和浮雕遭到破坏，甚至被拆毁。吴哥的衰败由此开始，直至1431年王室和大部分当地居民迁离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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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观最初的描述是关于吴哥通王城的，他称之为“州城”，即被城墙围绕的城市，从梵语“城市”（Nagara）一词演变而来。这是阇耶跋摩七世在周达观到达前一个世纪修建的城市中心。周达观在雄伟的城墙前驻足，发现城墙上共有五座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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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馀向开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傍，凿石为象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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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将军是毗湿奴[10]传说中搅乳海里的鬼怪神仙，石佛首是阇耶跋摩七世十分看重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吴哥通王城的城门和桥梁也极具观感，这些都给中国文人周达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尚未让他痴迷。他的描述简单而朴实，如果他对婆罗门教和佛教文明有更多了解，那么对吴哥神像的描写将更像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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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周达观和译者伯希和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伯希和反复修改自己的译作，直至去世才算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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