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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九章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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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连罗贝尔·马盖尔都成汉学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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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伯希和及同伴离开巴黎二十八个月后抵达北京。丁大厨终于和家人团聚，努埃特和瓦扬直接返回法国，而伯希和还要在中国的京城待上一阵子。在京期间，伯希和有意将自己的一部分发现展示给中国学者，他们也许会感兴趣。哪些发现呢？喀什、图木舒克、柏孜克里克还是敦煌？如果全都展示，就有必要举办一次展览了，可能要放满紫禁城里好几个大殿。伯希和没有举办展览。即使清廷不禁止文物外流，这些文物就能顺利运出中国吗？外国使馆享有治外法权，所在地区戒备森严，外交邮袋也包裹严密，然而北京已经不存在有效统治。11月14日清晨，一辈子受慈禧操控的光绪帝与病魔抗争一年后终于驾崩。慈禧自封太皇太后，但当天中午便昏厥过去。第二天，也就是11月15日三点，慈禧“面朝南，结束了充满野心和罪恶的漫长一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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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大清帝国也已经在苟延残喘。年幼的溥仪继承皇位。溥仪年仅两岁半，实际权力由驾崩的光绪帝之弟醇亲王和遗孀隆裕皇太后共同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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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是中国末代皇帝。未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在河内获得法国人庇护。此时，他已经叩响中国的大门，在中国南部先后发起和组织了六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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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法国军官陪同下，以“私人旅游”的名义从东京出发返回中国。他的支持者利用政府统治乏力、军队混乱的局面，煽动农民长期以来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在云南、广东、广西等地不断发动起义。在印度支那，孙中山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法国扩张派支持，这些狂热分子梦想将中国南部并入法兰西殖民帝国版图。可惜孙中山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法国被迫于1908年将其驱逐出东京。这只是短暂的挫折，中国人已不再拥护皇权，他们要求举行选举，组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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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封建帝国在殖民时期逐渐衰亡。1907年7月19日，朝鲜皇帝在日本逼迫下退位。几天以后，日本统监府接管朝鲜。两个月后的9月4日，伯希和在顺化见过的越南成泰帝被迫退位。由于成泰帝不愿受法国人摆布，法国人宣布他“精神失常，企图杀人”。在流亡到交趾支那头顿之际，成泰帝道出了绝望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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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德浅才疏，仍守大业十九载。国家被占后政体渐入膏肓，皇权已无法继续。同意法国总督建议，由五皇子继位，以求残喘生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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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即9月5日，成泰帝被年仅八岁的维新帝取代。成泰帝遭废黜后沦为阶下囚，饱受迫害，还被诬蔑为“精神失常”……法国人采取如此残酷无情的统治，也许是因为东京局势又出现动荡的缘故。加列尼元帅巩固了当地局势，但十年后越南又爆发抵抗运动。在乡间，法国平民和士兵成为攻击对象。1908年6月27日，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突击队企图夺取河内守城堡垒，战事爆发。起义在最后一刻失败，但还是让法国人吃惊不已。在巴黎，拥护殖民政策的喉舌《殖民报》报道称：“越南并非像印度支那联邦创建者（保罗·杜美）想象的那样完全归顺，叛乱四处爆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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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殖民地人民没像成泰帝那般亦真亦假地患上精神失常的话，又该如何解释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发起的动乱呢？媒体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某些殖民者肆意妄为的后果。月刊《土著杂志》是维护殖民地和保护国当地民众利益的刊物，发表过一篇很醒目的文章《非洲象问题》：“贩卖劳动力并强迫他们从事农、林等季节性劳动，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死亡和劳动力贬值。这种做法应尽快全面取缔，代之以牲畜，如大象、牛、驴、骡子。”[4]应该对剥削殖民地无产者的行为规定一些限制，最典型的对象就是那些苦力。此外还应该避免浪费。“法国人蜂拥前往东京，像要来抢夺‘金羊毛’[5]一样。”《殖民报》这样报道。然而这份报纸反对的并不完全是殖民主义。社论还写道：“（法国）公职人员是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开垦者……要想平复安南人心，就应该减轻当地民众负担……但财政开支只够勉强维持公职人员队伍运转，因此不得不提高赋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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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成了开垦者，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但含义丰富，因为保罗·杜美政府在几年内四处伸出触角。尽管伯希和以及法国远东学院的同事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职人员，但他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他的关注点显然在别处。伯希和的导师沙畹最近一次考察情况远比公职人员队伍是否过于庞大更让他着迷。法国远东学院构成一个精英小圈子，困扰殖民地总督的问题和这些人无关，科学进步和知识发展才是他们所关心的。沙畹刚刚完成一次成果丰硕的旅行。1907年3月，他从巴黎出发，4月23日到沈阳，然后沿鸭绿江而下，5月底抵达北京。他又从北京前往天津和济南府，游览了大明湖和千佛山，即另一处千佛洞。千佛山上有很多隋朝碑刻。沙畹一路乘坐手推车、马车和火车到达汉口，8月底抵达西安府，然后在蒲城考察了唐睿宗和唐玄宗陵墓。他一路上拍了很多照片，做了很多拓片和记录，带回不少珍贵文物，充实了远东学院刚在河内设立的博物馆馆藏。沙畹是汉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金石与美文学院、法兰西学院和地理学会都对他推崇备至。1907年底，亨利·奥龙（Henri d’Ollone）上尉结束中国南部考察任务返回法国。他在经过彝族地区时获得一批拓片和文献，相关翻译工作自然也会交给沙畹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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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娄娄族不甚了解，只知道这个民族“要么屈从于汉人，要么受法国人统治”。《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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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族（按：即彝族）分两大阶级：贵族和农奴。贵族数量不多，汉人把他们叫做“黑人”或“黑骨头”，原因不详。只有他们有如此奇特的称谓，和旅行家描述的美洲红种人类似。他们都是战士，平时骑马狩猎，拉弓射箭，舞刀弄枪，操练武艺，训练时和农奴一样刻苦，但对农奴有绝对统治权。罗罗族人只占农奴的一部分，可能是战败的俘虏，此外主要是被俘或被劫持的汉人。农奴被唤以族姓，不会受到虐待，甚至可以参与重要活动，但绝不可超出自己的活动范围，试图逃跑的汉人将被处死……贵族和农奴分为很多部落，相互之间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罗罗族逐渐衰落直至被汉人打败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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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奥龙，现在轮到伯希和，这些名字都登上了法国各大报纸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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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考察队的战利品从北京运往法国。到达巴黎后，雕塑和浮雕运往卢浮宫，卷子和写本运往位于黎塞留大街的国家图书馆，堆放在朝向维维安大街的杂物间里。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伯希和是唯一掌管杂物间钥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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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河内和北京两地多停留了一年，为法国远东学院获得了三千多册书籍。回到法国后，他像英雄般受到媒体和知识界热烈欢迎。11月27日，全国性重要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杂志对伯希和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刊登的照片里，伯希和留着小胡子，头戴软边帽，端坐在瓦扬和努埃特中间。瓦扬头戴鸭舌帽，留着长长的黑胡子；努埃特头戴波兰式军帽，也留着大胡子。12月10日，伯希和出席索邦大学全校大会，向包括塞纳尔在内满满一会议厅的教授和院士汇报考察工作。12月15、16日，《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首先独家刊登他的考察笔记，还把他推举为“当日英雄”。1910年2月25日，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向他颁发优斯特奖（prix de Joëst）和两千法郎奖金，奖励他在该年度做出的重大发现。一周后，卢浮宫设立伯希和展厅，专门向公众展出他在图木舒克和库车的部分考古发现。《画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来介绍伯希和考察队的经历。自此，伯希和变成了名人，受到各大沙龙的争相追捧。他的个人经历堪称学者和实干家的完美结合。伯希和时年三十一岁，女士们觉得他英俊潇洒，举止优雅，谈吐幽默风趣。再没有什么人或事能抵挡住他。然而，巴黎也许比塔克拉玛干沙漠更充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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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法国人协会”（Association des Français d’Asie）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发生了一件事，最初看起来只是一段小插曲。一个名叫让·阿贾贝尔（Jean Ajalbert）的人当着伯希和的面把法国远东学院讽刺为“滑稽学校”。在这个人看来，远东学院不太关心安南人，而对印度人和中国人更感兴趣，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考察活动都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伯希和一贯充满激情，立刻对恶意中伤者予以回击：“阿贾贝尔先生，您知道吗，要想理解安南和安南人，必须了解中国，学习汉语！”伯希和的反驳似乎很有力，因为即使在11月11日，印度支那总督安东尼·克洛布科夫斯基（Antony Klobukowsky）面对印度支那高等委员会时，也没有搬出更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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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亚洲碰撞、交融的地点，远东大陆和岛屿上的不同民族在那里相互融合，产生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可以说，在这样的混合体中没有什么是起源于印度支那的。因此，不追溯周边国家的语言、书写方式、文学、艺术、宗教和文明，就无法展开严肃的研究。印度支那人分布在安南山脉两侧，仅限于考古挖掘的研究方式只能肤浅地揭开印度支那复杂历史和人种演变进程的冰山一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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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已经进入对手的攻击范围，却还在极力希望法国远东学院免受攻击。克洛布科夫斯基在讲话中不是还提到远东学院将继续完成杜美赋予的使命吗？阿贾贝尔先生，请听好，是“远东学院”，而不是“滑稽学校”！这段插曲就此告一段落了吗？看起来好像没有……让·阿贾贝尔，四十六岁，支持维护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极右翼代表人物莱昂·都德（Léon Daudet）和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他是激昂的德雷福斯派[9]，左拉发表《我控诉》（J’accuse）后即表示支持。他是小说家、诗人和艺术评论家，支持纳比（Nabis）、修拉（Seurat）和雷诺阿（Renoir）。此外，他还是游记作家，1905年以来多次游历远东，继1906年发表《危险中的印度支那》（L’Indochine en danger）之后，还刚发表了《印度支那的命运——游历、历史、殖民化》（Les destinées de l’Indochine, voyages, histoire, colonisation）[10]。他在《晨报》（Le Matin）上发表文章，主张法国殖民者学习殖民地语言，以便于殖民统治。他积极参与关于印度支那的讨论，对所谓的“滑稽学校”法国远东学院毫不留情。通过下文我们将理解他为什么持如此立场。阿贾贝尔还是个可怕的论战高手，甚至不惜与对手进行决斗。例如1898年，他曾和维尔沃特（Vervoort）互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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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者有意，听者无心……挑战已经发出，可伯希和似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意图。他离开巴黎时刚从学校毕业，哪懂什么权谋诡计之类的阴险手段，更弄不明白阿贾贝尔精心设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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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件事。1910年5月20日，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stique）召开特别大会，埃米尔·塞纳尔主持会议。法国远东学院派出了以卡巴东、菲诺、阿坎（Hackin）及伯希和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沙畹担任秘书长。刚开始时，会议以非常学术的方式进行着，因为这是学者的大会。然后，一个叫做费尔南·法让耐（Fernand Farjenel）的人抛出一个关于《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Serment des 37 tribus Lolo）的新译本。这本书于1907年由奥龙上尉一行带回法国，书中记载了937年大理国将军和罗罗族部落之间签署的盟约。该书此前已由沙畹译出，而法让耐提供的翻译版本却与沙畹的大相径庭。如果法让耐的版本准确可靠，沙畹将名声扫地，给世人留下笑柄，因为人们会认为他对中文一窍不通。棘手的罗罗族文献！应该说，法让耐并非汉学界新手。他是亚洲学会成员，能够读、写汉语，发表过数篇关于中国人崇古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文章，以及一部著作。但他是自学者，相关知识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实践。他的名气与当时在汉学界大名鼎鼎的沙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亚洲学会自然不会接受法让耐的译本，还委婉地指责他“蓄意挑起争论”。沙畹则认为“讨论法让耐先生的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价值”[11]。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丢面子”。法让耐十分恼怒，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退出了亚洲学会，发誓要对自己受到的侮辱进行狠狠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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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媒体上挑起事端的却并非法让耐，而是阿贾贝尔。后者于7月17日至22日在《东京的未来》（L’Avenir du Tonkin）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东京的未来》是一份在河内发行的新闻和分析类日报，上面也有关于时事的立场表态。该报刊登过“给瘾君子的建议”，号称每天吸食五十支鸦片的人可以通过“奥罗贝疗法”在三个星期内轻松戒掉毒瘾。阿贾贝尔正是在这样一份报纸上指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低效无能。他尤其将矛头对准法国行政、司法、教育系统各层次都需要借助翻译的现状。阿贾贝尔以自己在印度支那的调研为依据，认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杜美委托法国远东学院推动安南、高棉和老挝研究，如果按照他的说法，远东学院岂不是一事无成？“法国远东学院什么都没提供！”他用一贯的论战腔调说道，还说：“诚然，‘滑稽学校’开授了梵文、藏文、日文课程，但那属于自娱自乐，他们从未讲授殖民地当地语言。” 形势发展成这样，离决斗只差一步了。“印度支那需要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政府公职人员和法官？然后再配备一批著名学者？不牺牲自己，根本动摇不了这些学者的权威……我们的征服至今仍停留在游历与认知[12]阶段……”应该起用新人，成立“印度支那法国学校”，取代现在的“远东滑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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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选择不予回应。阿贾贝尔不是科学家，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个人。局面逐渐平息，但一个月后，第二波高潮又从上海挑起。综合新闻周刊《中国回声》每周四出版发行，其中的“萨拜克专栏”拥有大批读者：“萨拜克先生，我在中国认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别人教他怎样下车，但忘了教他怎样上车。这个倒霉蛋弄到一辆很棒的自行车，却永远也骑不了。最后自行车锈坏了。这就是所谓的同情和救助吗？” 法让耐在这份维护“法国远东利益”的刊物里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沙畹、伯希和及法国远东学院的文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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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翻译过司马迁的《史记》。法让耐突然攻击沙畹的译文不忠于原文，对援引的原文未解其意，汉语水平不够，对汉语基本语法句法缺少必要的认识，重视词语构成形式而忽视词源词义！不仅如此，他还自以为是地罗列了沙畹翻译《史记》时犯的“错误”。随后，他开始指责“伯希和的方法”，认为这个学生和他老师一样差劲，还说伯希和请中国文人帮他翻译。最后，他转而攻击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抨击伯希和写给塞纳尔的信：“每天工作十小时，看一千卷汉文卷子！这……相当于每三十秒一卷……伯希和先生用这种速度就能看明白卷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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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让耐思维混乱，他忘了伯希和在三周里有二十一个晚上可以用来挑选书卷。伯希和并没有用三十秒的时间读那些卷子，而仅仅是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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