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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与德国人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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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步明显是和德国人协商。从1月27日开始，我已经在为德国这部分的工作而努力。那天，我给华盛顿的国务卿布莱恩先生发去电报，请求他向华盛顿的德国大使反映我们的问题，希望德国大使会对美国民众的观点格外敏感。为了让他有更深刻的印象，1月30日，我委托媒体发表了一份诚恳的陈述书，详细叙述了我们的情况。这份文件全文刊登在另一处地方，但是我在这里记下了其中的一些语句，可以让读者了解整份陈述书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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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对未来抱着最悲观的看法。我们面临的困难正在不断扩大，私人的慈善事业已经无法再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救活比利时的所有人，那么无论如何，不管用什么方法，每个月我们都必须提供价值1200万到1500万美元的食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据我们的总结，我们完全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希望，除非交战国双方当局可以就这群被囚禁的人们达成某种共识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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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中，交战国双方都拒绝接受喂养这些人口的责任。美国人民应该了解交战国拒绝这一责任的原因……德国人表示，比利时人常常进口粮食供给，所以比利时人民依然拥有很多资源。他们还认为，如果德国人在占领地的两边钢铁墙中为比利时人开一扇门，比利时人就可以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并出口他们的工业产品，从而重新贷款，为自己提供必需的食物和用品……德国人还表示，德国的粮食供给在非常节省的情况下才刚好为战争的胜利成果奠定基础，如果他们还要将这额外的1000万人扛在肩上，那么他们的粮食储备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德国人的首要责任就是喂饱他们自己的人口。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德国人心中是一场保持德国国家团结的战争，他们不会以这种方式将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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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和法国人坚定地表示……在国际法的传统中，占领军负有为占领区公民提供粮食和必需品的责任，而比利时与法国北部的粮食进口将会减轻或是解除德国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责任。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尽管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公民得到了食物的供给，但德国人却没有了喂养占领地区人民的压力，德国自己的粮食储备就能游刃有余地面对战争的状况。总的来说，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在围城中，我们对当地人口的救援减轻了守卫部队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压力和损耗。而英国与法国承担了这样的经济压力，就意味着敌人这方面的压力得到了减轻，这样的情况将会严重影响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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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开始就确信，双方这种坚定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这样的观念也非常正当。但是，很有可能，在这项责任尚未明确分配之前，比利时人就已经挨饿致死……救济会工作以来的三个月内，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争论，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不是救济委员会向比利时进口食物，比利时人口的毁灭可能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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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站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这边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准备放弃国家在军事上的优势，而为这些道德与法律的争议问题让步，通过救济会帮助和支持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人口。但是他们还是激烈地补充道，救济会的资源应该完全属于这群可怜的人们，如果德国人还是继续通过税款征收和食物征用消耗这些资源，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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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一方面，英国人和法国人将给予救济会财政支持，英国人可以借此保证协约国人口得到食物，而法国人更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血脉；另一方面，德国人应该停止征税和食物征用的行为，不再降低这群被囚之人自我供给的能力。如果我们无法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必须依靠这个仁慈慷慨的世界，依靠慈善事业的支持和帮助，竭尽所能地支撑下去。我们的国家已经给予慈善事业以杰出的领导。我们将会尽可能救济更多的人。我们将为一个国家而节省开支——我们甚至会冒险与饥荒一搏——但是从我们能够给予的食物供给来看，我们必须明确承认，如果没有交战国双方当局的共识和安排，我们根本不可能救活这所有的人，甚至连一小部分都无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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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坦率诚恳地陈述了我们的问题。公众是我们唯一可以求助和上诉的对象，公众观点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和借助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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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启程前往柏林，决心直接与德国政府最高层会面，并准备在各方面“围攻”德国。杰勒德大使安排了我与德意志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先生、外交大臣冯·雅戈先生、国务大臣齐默尔曼先生、财政大臣赫尔菲里希先生、当时掌管德国粮食组织的内政大臣莱瓦尔德先生、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先生、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巴林主席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会面。在会议上，布鲁塞尔的美国人员丹尼尔·海涅曼承担了所有的翻译工作，给了我非常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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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瓦尔德先生也帮了我许多。他曾做过许多与美国相关的任务，在公共关系方面他比其他很多人都更加活跃。最终他们同意停止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夺取食物；同意给予救济会人员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再对我们进行搜查；同意向潜艇指挥官下达明确指示，尊重救济会船只的标志；同意不时为我们提供航行指示，帮助我们避开水雷海域，顺利到达鹿特丹港；同意向我们出租中立国港口的德国商船以作掩护；同意指派一位官员前往比利时，全权负责与我们的谈判和协商工作，指派另一位官员前往沙勒维尔指挥部，负责与我们协商解决四个军事区域的所有问题。他们也将所有这些规定以书面形式向杰勒德大使确认，总的来说他们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保证会考虑我们的请求，考虑放弃向比利时的城市和省份强行征用税款（尽管他们从未实现这一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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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方面，我们和德国人讨论总结出了一个试验性的计划，让德国银行为救济会在美国的商业票据进行担保，额度为5000万到1亿美元。这笔交易将以比利时的省政债券和市政债券作为抵押，并由比利时银行联合担保。这种策略无异于挪用补空，除非战争很快结束，否则这一机制就会发生故障。然而在我们看来，比利时人同时也将得到救济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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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访问德国的过程中，我第一次与德国高层文官有了接触。和英国人不同，他们每个人都穿着某种制服，整齐划一。穿着那样明亮的衣衫，他们都是军事机器中的齿轮。他们的态度是军事化的，他们的思维是军事化的。军事化的思维是没有感情和情绪的，但是这样的思维至少还有尝试，而且他们不会拐弯抹角，总是直来直去。和英国人比起来，与德国人的交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争论，我们很快就澄清了自己的观点，很快与德国人得出了结论和决定。德国整个团队的思维运作与协约国官方的思维运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协约国当局官员常常会有些胆怯，他们总是在不断探索，态度也非常不明确。而德国人却少有繁文缛节，他们在行动上更加直接、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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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说，德国人的行动和思维中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残忍和野蛮。在他们身上，我根本无法看到人类的兴趣或幽默。整个会议中，我听到的唯一一声笑来自贝特曼·霍尔维格先生。当我向他解释我们需要德国当局向潜艇指挥官提供更多更好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了一个古老的美国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要求他的邻居更好地管制他的牛头犬。邻居回答道：“哎呀，它不会咬人的。”男人回道：“你是知道它不会咬人，我也知道它不会咬人，但它自己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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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访问让我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自从恺撒时代以来，德国人一直是好战的、有攻击性的种族。他们就是欧洲的斯巴达人。多年以来他们的兴趣被转到了商业战场上，但大规模的纪律化控制一直是他们的爱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复兴了斯巴达古老的战争精神。也许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从未有意识地计划这一切。完全是战争激发了他们心中潜藏的欲望。每一个德国公民，无论男女，很快就被动员起来，投入前线的战场。在现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整个国家集结了它所有的人力资源，组成了如此惊人的力量。全部人民的投入，男人和女人，都受到战争的鼓舞和动员，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制造战争工具和生产食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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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的全部人生哲学、全部军事、社会和经济组织都像古雅典反对古斯巴达一样反对所有这一切。等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笨手笨脚地组织数量不充足的军队，笨手笨脚地和民众的工业和社会组织打交道。这样的表现让我很是怀疑，他们本身是否从来不曾拥有赢得战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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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从德国回来后，完全确信：这场战争不会“在春天就结束”。事实上我更确信的是，这场战争实际上尚未完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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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次与英国人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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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英国官员报告了与德国人谈判的进展。然后，在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的帮助下，英国外事办接受了我们新的保证——确保食物不被德国人挪用——以及其他的安排，尽管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财政请求，目前的状况已经非常不错，我们还可以继续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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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方面，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如果德国的中立势力开始帮助救济比利时人，协约国政府就会开始着急了。但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赞同这个主意。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可以得到一个德国方的供应，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帮助我们转化协约国的态度，让我们得到他们的财政援助。在我的设想中，这样的事件完全可以引发资金援助的膨胀甚至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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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立即为我安排了与劳合·乔治先生、埃莫特勋爵的会面，时间定在1915年2月17日。劳合·乔治先生耐心地倾听我重新总结的现实状况，听我描述了与德国人协商得到的进展。这一次，他富有同情地回应了整个问题背后的人道主义请求。从佩尔西先生给我的暗示中，我猜测阿斯奎斯先生、格雷先生和埃莫特先生可能给他做了一些工作。如果德国人为比利时人的食物埋单，而人们又只知道英国人用运输封锁让盟友国家的人民挨饿的话，我想英国当局应该不会乐意见到这种情况——英国很可能被宣扬成一个没有人文道义的国家。佩尔西先生要求我给他准备一份用于陈述的备忘录，以便他明日早晨向整个内阁介绍现在的情况。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准备，在中午内阁会议之前交到了他的手上。文件包括了所有争议的内容和论点，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也包括了牵扯到的各种原则和政治权重，也包括了我们目前困境的陈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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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月18日），劳合·乔治先生要求我与陆军上校亨齐克先生（他负责与英国政府报告我们的细节问题）一起前往英国财政部，在那里我发现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已经在等我们了。佩尔西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驳回了丘吉尔先生和基奇纳先生的建议(3)。财政部长告诉我，他们已经同意每个月提供100万英镑（大约482万美元）的善款，捐给“胡佛基金”。我告诉他这样命名这些善款会招来数百万人的内心压力——他却回答我说：“你值得这样的成功。”我请求他以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从法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津贴和赞助——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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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财务问题。我们开始与法国政府打交道。我给法国总统寄去了一封信，并且立即前往巴黎面见总统。在那里，我联系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姆·夏普先生，我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请他带我面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斯先生，然后根据这次会面的进展，带我面见总理先生，有可能的话，我想面见总统先生。夏普先生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最后告诉我说这是法国政府的内部问题，所以他这样安排是非常不妥当的。我向他转达了美国国务卿对救济会工作的祝福，以及佩奇大使和杰勒德大使的态度，但是全然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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