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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离开比利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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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月，我在离开欧洲之前去了一趟比利时。比利时人又一次提出要给我进行公开的表彰仪式。他们想在比利时的每个城市都举办宴会和游行，并再次提出要授予我比利时顶级的荣誉勋章，以表彰我的高尚作为。但是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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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因为欧洲人提出的荣誉授予问题而感到困扰。1916年，比利时国王曾经提出过要授予我勋章。1917年11月，布兰德·惠特洛克大臣（当时他隶属于比利时的驱逐政府，位于法国港市勒阿弗尔）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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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接受勋章的授予，比利时人一定会觉得很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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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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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欧洲的荣誉勋章，我本人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我不想要得到任何这类型的荣誉，有鉴于此，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将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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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自己反感这类型的荣誉，但是如果外国政府要为我们的员工授予荣誉，我还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很有力的肯定，也是一种有趣的见证。因此，当不同的政府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我总是表示，如果他们对我们的员工能够给予这样的关注，我会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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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伯特国王却想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主意——在比利时创立一个新的荣誉等级，只授予一个人，而这份荣誉会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到骄傲——“比利时的好朋友以及比利时荣誉市民”。在一次特殊会议上，国王按照必要的司法流程向比利时国会提交了这一申请。国会要求我出席这次会议，并见证他们一致通过这一法案的一刻。这次仪式结束后，我和比利时外交大臣一同回来，我开玩笑地问他这个荣誉市民是不是已经授予我的护照了。他用相同的幽默回答我说，如果比利时的边境一直对我开放，那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万一我落难了需要庇护所，我就可以逃难到比利时去。第二天早上，他赠送了我一本标记着“永恒”的护照。因此，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两国合法护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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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接受比利时诸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或是比利时许多城市赋予的“自由”。在古老的习俗中，被赋予这种自由的幸运者可以无须支付酒店的费用或是随意占用商店里的任何东西。这种习俗的后半部分似乎已经逐渐消失了。然而，为了在寻常荣誉上增加点什么特殊的东西，安特卫普城委托原普朗坦出版社打印了一张证书，并将这证书收纳在一个宝盒里面，这个宝盒还是从他们的博物馆里拿出来的。他们要将这荣誉当作一种象征，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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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几年，我们出版了救济会所有重要的文件和大量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记载了救济会每一次的船货运载及其细节内容、成本、目的地和货物分配——每一份资料都十分详尽，记录了每分钱、每粒米的全部信息。读者们可以在很多公共图书馆找到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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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感觉论者本着求实的精神，常常询问我们在救济会主导的时间内，德国人有没有得到比利时的食物。这似乎是他们永恒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我们提议重新开始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也正因为此，他们的质疑声似乎越来越响亮。最终的判决是由英国官员负责的，甚至连美国过去的英国福音牧师都参加了讨论和审判。在这时，我们出版了一些有关当时事务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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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所有的指控，我们大致都会给予以下几个解释（当然，我们首先要声明的是，救济会有300个美国员工，他们在救济会运作的时候都在场，可以为我们做出证明）：（1）在财政上，救济会是由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共同支持和赞助的。两国政府在所管辖区域的每个角落都设置了间谍或特工，而他们一直监控着我们的运行和操作。他们不会允许我们花钱去资助德国人。（2）战争结束的时候，据统计，比利时人口还有一定比例的增长，但德国边境地区的人口数量却大有下降。如果他们拥有了救济会提供的食物，情况就应该和现在恰恰相反。（3）从救济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法国北部或比利时从未有人质疑救济会将食物送给了德国人。受到侵略和侮辱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对德国人深恶痛绝，他们会不留余力地批判德国人的恶行，因此，如果德国人拿到了救济会的食物，人们绝不会坐视不理。然而，在救济会运作的这段时间内，人们不仅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反而一直以饱满的热情宣扬着他们良好的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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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会成立的二十五年之后，人们的错误指控如火山爆发般向我们涌来。为了回答人们的疑问，我们引用了许多协约国军官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其中包括两位首相阿斯奎特先生、戴维·劳合·乔治先生的言论，两位外交大臣格雷先生、布赖恩德先生的言论，以及一些西班牙和荷兰官员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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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人在救济会处得益的指控，我们还有最终的回击——1918年春，因为船舶吨数不足，救济会申请停止运作，但劳合·乔治首相和克莱蒙梭首相直接介入此事，要求救济会继续运作。人们可不会指控他们两人有意支援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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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指控还是不绝于耳——连福音牧师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造谣者用邪恶的谎言操控英国的舆论从而达到诽谤美国救济会的目的，但在我眼中，救济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人道主义的绝佳体现之一。这种诽谤的目的还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减少救济会对比利时孩童的保护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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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五章 二十年之后发生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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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样还是会跳过几年来完成这个发生在比利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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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由救济委员会打下的良好基础已经为比利时和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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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主席期间，比利时美国教育基金会一直是由前比利时救济委员会成员指挥的，埃德加·理查德先生、哈勒姆·塔克先生、米勒德·谢勒先生、约翰·怀特先生、西德尼·米切尔先生、刘易斯·施特劳斯先生以及他们活跃的首领，也是美国优雅生活的产物——佩兰·盖尔平先生都是救济委员会的成员。比利时科学研究基金会对提高知识的附加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学基金会向比利时的年轻人提供丰富的奖学金并且支持他们继续深造。我们的比利时美国教育基金会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比利时年轻人毕业后来美国工作，以及比利时的教授们来美国大学进行讲座。同样地，我们也向比利时输出了源源不断的美国大学生，我们美国最好的教授们也去往比利时的大学进行讲座。我们对比利时的学生做出谨慎的选择，比利时外交部的五名成员以及比利时大学将近一半的主要教职工在我们的赞助下在美国修完了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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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利时国王和比利时政府多次邀请的回应，我于1938年再次访问了比利时。二十年后再在另外一个地点处理与此次访问相关的事项，看似与救济会无关，但是我还是会触及与救济工作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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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触动我回忆的事件是在这次访问的初期，在我出席位于杜维尔酒店的公务接待的时候发生的，这次接待是由我的老朋友，市长马克思主持的。在1914年，德国占领布鲁塞尔之后，他成为了市长，那时我与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年以后，因为对市长的领导不满，一个德国军官和他的助手到市政厅寻找马克思。德国军官解下了他的两把左轮手枪，将它们放在会议桌上，不是为了卸下它们来减轻重量，就是在为谈判做准备。马克思肃然地拧开了他的钢笔并且将钢笔放在了左轮手枪的旁边。不久之后，他被带去一所德国监狱——但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之后，他于同年被释放，并且再次当选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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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触动人心的是，这次会议邀请我们曾经在比利时参与救济工作的老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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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在内，这个组织是由委员会中美国的领袖们组成的，超过90位比利时成员，他们分别代表政治、宗教、经济和地理界。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这个委员会使得比利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程度。除了现实的进行工作分配，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精神和道德凝聚点。美国的成员，屹立在委员会和德国之间，阻止了比利时无数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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