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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七章 巴塞罗那和拉丁美洲风潮：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96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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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967年11月4日抵达西班牙[1]，在马德里停留将近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巴塞罗那。本来只打算短暂停留，但如同墨西哥一般，这一住就是六年。[2]由于当地的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管，加上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也无法以担任记者维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墨西哥城远离新闻与政治，让他写下了《百年孤独》，在巴塞罗那则让他写出另一部杰作《族长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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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一位拉丁美洲左派拥护者造访巴塞罗那似乎是很奇怪的行为。长久以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声称自己因痛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所以选择回避前往西班牙。[3]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中，墨西哥对西班牙政权最不友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有许多加泰罗尼亚的朋友从西班牙流亡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他自己却从墨西哥搬到西班牙，这一点儿当然颇为讽刺。对于他酝酿许久的这本关于一位更年老的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小说——对于他无助而长久饱受折磨的人民而言，这位独裁者的权力似乎永无止境——这位西班牙独裁者晚年与当权末期的凄凉处境，不可避免地成为引发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的动力，尽管他再三否认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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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决定涉及的层面甚广。他的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出生于巴塞罗那，当时崛起为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纪人之一。在佛朗哥的极权政权下，巴塞罗那仍有像巴拉尔出版社与其他已经存在，或正如雨后春笋冒出的出版社，使得此处成为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发展的中心。支撑这股风潮的力量也许是受到打压但再度兴盛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也或许是佛朗哥独裁政府成形所带来的经济翻转，其中最强烈的动力当属拉丁美洲小说作者的创作“风潮”，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是其中最闪亮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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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抵达巴塞罗那时，正是拉美小说风潮的重要性受到瞩目之时。这虽短暂但前所未见的开阔视野定义了20世纪60年代，且成为文学最肥沃的养分。这种接受另类文学的胸襟，在当代正统拉丁美洲文学的题材以及结构之中都显而易见。而这一切都来自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与传说对当代拉丁美洲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未来可能会有的影响，不管这个未来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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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这股强烈的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从1963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开始，一直延续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这波风潮中最优秀的一本小说。大家一致公认《跳房子》足称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因为这股风潮被视为20世纪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运动具体化、到达巅峰的时期。然而，《百年孤独》的出现完全地改变了这个观点，一下就让人明白，一部更深远，且更宏观的作品已然出现，如同一致公认的，《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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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也几乎成为这股急速发展的文学运动的代名词；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篇幅几乎是其他作家的总和。尽管没有人直接表明，但这显然是某种异国风情、某种高贵的野蛮人、某种在文学中丑恶残忍的人神奇的变形，进而成为这流行文化与后殖民革命时代互相矛盾中作家的新形象。经过三十年的佛朗哥政权统治之后，西班牙媒体在文化与政治上都发展不足，对于拉丁美洲这股新奇复杂的新浪潮毫无准备，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接受了不少不经思考、令人难堪的采访。对他们而言，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第三世界即兴的风潮中无中生有地冒出来，不论他对这些容易受骗的记者脱口而出说些什么，他其实是个非常严肃、有着无法想象的刻苦精神、毅力惊人的作家，不屈不挠地努力了二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也准备以同等的韧性维持此成就。不过，却鲜有记者对这一点有兴趣。这位作家依靠自己在文学上的名人地位成为公众人物，其程度也许只有雨果、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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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还是持续受到低估。近四十年来，评论他的人始终无法清楚看见眼前的事实：他比他们更聪明，能任意操控他们，社会大众喜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更甚于那些评论家，愿意原谅他的一切，不只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的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就像社会大众喜欢披头士的原因一样，部分因为他们不受媒体的控制（如猫王或玛丽莲·梦露），披头士知道如何操控媒体于股掌之间：表面上好像把媒体看得很重要，事实上却一点儿都不在乎。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像个平凡人，不做作，不浮夸，也不卖弄学问。他和他的读者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他能把真正的文学作品写得浅显易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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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引起一股风潮。没多久，何塞·多诺索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来到巴塞罗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地认识了西班牙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了评论家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胡安·哥蒂索罗、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与胡安·马塞。[4]此时，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地下势力在西班牙如野火燎原，主要由共产党的圣蒂亚哥·卡利尤、豪尔斯·塞普恩、费南多·克劳定等人物领导、整合，其他组织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早期的秘密战斗组织菲利普·冈萨雷斯则处于平等地位。[5]在历史上，加泰罗尼亚不仅是布尔乔亚商人的故乡，也是由他们在19世纪时带动西班牙的繁荣，这里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学家、画家、建筑师的地盘，孕育出高迪、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达利、米罗，以及曾居住在这里的毕加索。巴塞罗那是仅次于巴黎的“拉丁”文化摇篮与温室，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间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与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垮台时，巴塞罗那都是一座前卫城市。如今来到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打压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之时，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最刻苦、最具有生产力的城市开始为自己发声；然而，60年代的政治需要伪装于文化的包装之下，当时加泰罗尼亚正兴起的民族主义受到言论自由的压制，只能通过一群成分复杂的团体表达极端左派的立场，包括主要为中产阶级的作家与建筑师、电影工作者、教授、画家、媒体名人、哲学家，甚至被视为“神圣左派”的模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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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班牙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就是罗莎·雷加斯，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与文化策划人；当时的她是一位高挑、美丽的年轻女性，看起来就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同时也是当时“神圣左派”的缪斯之一。她的哥哥欧利欧尔人脉极广（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与西班牙时期认识的朋友一样），是当时最时髦夜店、蒙特纳街“鳍鱼”的老板，所有最美丽、最危险的前卫年轻人都在此聚会。爱穿迷你裙的罗莎当时三十几岁，已婚，有小孩儿，却有着60年代自由奔放的生活形态，在许多卫道人士眼中是离经叛道的代表，却同时是文化与时尚的象征。当时，她在卡洛斯·巴拉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公关事宜，不过，60年代末期时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布块科学”。她读了《百年孤独》之后非常“震惊”：“我疯狂地爱上这本书，而且，我现在每次旅行都会带着，就像以前带着普鲁斯特的书一样，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这本书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我相信会成为不朽的杰作。当时，这本书简直就直接写到我的心坎里，是我的一切。我们都爱死了这本书，像小孩儿疯狂迷上什么东西一样，想要介绍给更多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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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雷加斯立即邀请贾布与梅塞德斯参加为他们举办的派对，介绍一些巴塞罗那前卫社团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在这里，他们认识了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这对夫妇，也是接下来三十年里他们最亲密的西班牙友人。费度其夫妇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并非加泰罗尼亚人；如同在墨西哥一般，加西亚·巴尔查夫妇主要和移民互动。路易斯·费度其是一位出生于马德里的精神科医师，拉蒂希雅则来自马拉加，当时在巴塞罗那大学读文学专业。[7]派对结束后，他们载“贾布一家”（现在开始这么称呼他们）回家，停车后聊了很久，当场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叫他们的三个女儿“小公主”，她们和罗德里戈、贡萨罗年纪差不多，同样也成为一辈子的好友，五个小孩儿就像关系密切的表兄妹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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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早期认识的友人是年轻的巴西女子贝阿翠丝·莫拉，她是另一位“神圣左派”的缪斯；她和罗莎·雷加斯一样，在1969年时以三十岁的年纪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杜格拉斯”（她的夫姓）。如果这像法国的沙龙社会，那么这些新的女主人真是年轻得不可思议。贝阿翠丝是外交官之女，来到西班牙是因为与她保守的家人政治理念不合，靠着才能以及她的美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如果罗莎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贝阿翠丝就是楚浮《夏日之恋》里的珍妮·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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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工作，他与梅塞德斯很快地为自己的社交生活设限。他们搬了几次家，都选在“对角线大道”北边舒服但不时髦的葛拉西亚和萨里亚区，最后终于在卡邦纳塔街上一排新建筑里一间安静、小巧的公寓安定下来，还是在萨里亚区。来访的宾客讶于他们家清新的装潢风格——以墨西哥式的白墙为基调，每个房间不同颜色的家具——这也成为他们从此之后所有住所最显著的风格。这个令人愉快的地区意外地使人联想到他们在墨西哥那自然、方便、近乎郊区的地带。他们在此住到离开这加泰罗尼亚首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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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定把罗德里戈和贡萨罗送往当地的英国学校肯辛顿学院就读。校长保罗·盖尔斯来自约克郡，曾在剑桥攻读法律。他和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有共同点：在巴塞罗那办学之前，他也曾住在墨西哥。身为学生中最有名气的家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爱嘲讽人的个性让盖尔斯这位典型的英国人不太欣赏：“我没有很注意到他，他当时也不是那么有名。他很好相处，但有点爱挑衅，我猜他对英国人有点反感。但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的文化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在别人的薄酒莱葡萄酒里倒啤酒？……你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什么？媲美塞万提斯？我的老天，是谁说的？我猜是他自己说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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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最知名的两位编辑是可畏的卡门·巴尔塞斯以及巴拉尔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卡洛斯·巴拉尔。尽管巴拉尔对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宣传不遗余力，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拉尔的关系那时已经注定不顺利。据说，他在1966年“错过”或“丧失”（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出版《百年孤独》的机会，如果谣传为真，那么，这是西班牙出版史上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相对地，巴尔塞斯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也是继路易莎·圣蒂雅嘉与梅塞德斯之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原本为巴拉尔谈作家合约，后来自立门户。“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走到哪里都碰到势利眼和漂亮女孩，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像个土包子。当然，后来我成功了，最早的客户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但贾布却是那个为我冒险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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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梅塞德斯为他掌管家务（他告诉记者，“她给我零用钱买零食，就像对待儿子一样”）[11]，卡门为他打理事业与工作上的杂务，她一开始即欣然接受，后来则全心投入；如此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掌控他的名声，专心写下一本书。他很快地了解到世界唾手可得；他打电话的坏习惯达到无法想象的境地，他可以每天随时打电话到任何一个战略据点——哥伦比亚、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与世界各地联系。在事业上，他不需要追求任何机会，不需要积极追求，也不用汲汲营营；通过卡门，世界主动走向他。尽管他需要一点儿时间调适，但他终究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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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适过程的一部分存在于解释（特别是对他自己）已经神化但成为“死狮”般的《百年孤独》，和他进行中的新作《族长的秋天》之间的关系。就算没有再写其他的书，《百年孤独》已使他永垂不朽，但他已经不想再讨论这本书；他希望专注在新书上。因此，他开始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厌倦《百年孤独》——就像他已经厌倦记者的蠢问题一样——最可怕的是，他说《百年孤独》是非常“肤浅”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作者的“把戏”。[12]简而言之，他表达的似乎是自己并不是魔术师，只是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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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层面而言，他显然没错：《百年孤独》的确充满了“把戏”；不只是读者喜爱的那种《天方夜谭》式的把戏（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某些主题与铺陈写下伏笔），还有努力得来的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让这位作者远离对《家》 的专注，因而得以消弭所有终生的执着于无形——人生的执着与文学上的执着。[13]然而在此一面的背后，无疑有更多层面的失望，甚至怨怼。如今，仿佛这本书夺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家、那个过去。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不一定想了解到这一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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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他不想再讨论《百年孤独》的原因是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压力、责任，与来自他人的期望。[15]对此，他觉得很矛盾，有时甚至有些虚伪，但毫无疑问地，从一开始，他——很大一部分的他——就发自内心为其哀悼、悲伤。如同他的前人一般，他希望享有荣耀，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因此，这本书虽然把他从过去的折磨中释放出来，却注定赋予他一个复杂的未来。他余生的故事有一部分便是如他现今这般得享名声之人，必须学习如何与此名声共处，满足期望与责任，并再度地克服（这次的对象是名声与成功本身），持续地以每一本新作得到荣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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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百年孤独》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分水岭： “马孔多”的结束（他之前未被同化的世界），以及“马孔多”的开始（如今已经成功地写出其描绘之作，放诸脑后）；默默无名与隐姓埋名时期的结束，他“权力”的开始（如同《族长的秋天》其中所言）；他现代主义时期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更宏观地来看，《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也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分水岭，毋庸置疑是拉丁美洲唯一一部登上世界历史殿堂，堪称世界典范的小说。更长远地来看，虽然不见得是事实，但这本小说是轰动世界事件的一部分，以第三世界后殖民时期的到来以及站上世界舞台的文学标记所有“现代性”的结束（古巴与卡斯特罗的重要性亦如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从拉伯雷开始（以讽刺中古世纪的世界观向其告别），以塞万提斯的作品作为实证；《尤利西斯》宣告其结束，我们可以主张《百年孤独》 亦是其结束的证明，[17]但认知到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这个想法，即使只是表示其可能性，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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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及5月，这家人首度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和意大利，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在此出版第一本外文翻译版的《百年孤独》。费尔特利奈里出版书的方式总是很“盛大”。媒体把文学作家当成名人报道。虽然费尔特利奈里把这本书介绍为“新的《堂吉诃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忠于自己，拒绝为这本书的发行上市做宣传。他坚持认为出版商剥削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既然编辑没有帮我写书，我为何要帮他们卖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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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一场近乎革命的事件在巴黎发生时，这场欧洲之旅已近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提起这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但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匆忙赶到巴黎参与，富恩特斯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目击报道《巴黎：五月革命》，分析这场失败的暴动。[19]当然，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起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本来就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抱持非常根本的保留态度，因此，对于法国布尔乔亚阶级，甚至年轻学子转变这一切的能力有所存疑。无论如何，他还是专注于拉丁美洲的情势发展。不过，他也决定夏天再回到巴黎，结束时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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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于我，就像拔起插在脚上的一根木刺……把我和法国人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根绳子已经断了。法国人那种精准、神奇的能力已经老化了，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到达巴黎时，五月暴动过后毁损的道路还没修好，法国人已经被那些暴动吓坏了：出租车司机、面包师傅、杂货店老板，他们对这场抗争的评论了无新意，将大量的自圆其说灌输给我们，让我们觉得那场暴动似乎只有言语上的冲突。实在太令人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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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运如同斗牛士一般，却不知如何面对。为了检查《百年孤独》的翻译，我必须躲到塔奇雅的公寓里，她现在是位成功的女士，先生会说七国语言而且不带口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与梅塞德斯成为好朋友，主要是基于两人可以联合对付我的感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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