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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法:分明已见鹏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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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不久,1946年7月,顾随先生曾经给她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大意是说:这些年你听我讲课最勤奋,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传下去的法门,那你应该都得到了。但是我却不希望你只是继承我的衣钵,我希望你能够在我的法门之外,能够自己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所以我宁愿你像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得到老师的心传并且能够有自己的突破和建树;而不希望你像孔子的弟子曾参那样。因为曾参是孔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就说:“唯”。顾随先生并不希望叶嘉莹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古人曾经说过:“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顾随先生是真切期待叶嘉莹能够将他所传之法发扬光大,将诗词之感发生命生生不已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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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叶嘉莹要离开北京南下结婚,顾随先生更以诗赠别,题目是《送嘉莹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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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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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上堂”、“传法”是佛教语,即开设讲坛、传承衣钵之意。“廿载上堂如梦呓”,顾随先生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就好像说梦话一样。“几人传法现优昙”,优昙就是佛教里的优钵昙花,优钵昙开花很不容易看到,所以佛教把优钵昙花称为祥瑞花。顾随先生说,他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开出像优钵昙那样美丽的花朵呢?“鹏起北”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是说北海的鲲鹏展翅高飞,将要到南溟,这句比喻叶嘉莹学成之后,现在要离开北方远赴南方;“吾道南”的典故原本出自东汉大学者马融和郑玄,当时郑玄拜马融为师,等到学成回山东,马融感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说郑玄要把我的学问带到东方去了。后来宋代学者杨时拜程颢为师,学成回福建之时,程颢也曾感叹说:“吾道南矣”。从这几个典故明确可见顾随先生传衣钵的心愿,以及他对叶嘉莹的殷切期望。而以叶嘉莹后来的经历和成就来看,则不但是将顾随先生的“法”传到了南方,以后更是跨越了大陆和大洋,在欧洲北美各地都留下了传法的足迹。所以回头再看,可以说顾随先生真是慧眼识人,而叶嘉莹也真可谓不负老师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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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并没有很多直接的交往,他们师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据叶嘉莹回忆说:顾随先生当年是非常赏识我,我也非常敬仰我的老师,但是我生性拘谨害羞,课堂上只是分秒必争地记笔记,课后也不敢独自去看望顾先生,偶尔和同学们一起去拜访顾先生,也总是静静在一旁聆听,很少讲话。叶嘉莹现在还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顾随先生坐在藤椅上,身后站着一群学生,而叶嘉莹就安静地站在顾随先生身后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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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与顾随先生(前坐者)及同学在顾家合影(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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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顾先生亲传给叶嘉莹的“法”不但是古典诗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真谛。叶嘉莹不止一次说到:“父母的恩情是养育之恩,与子女是骨肉之情,但是二者之间未必能有真正的理解,更遑论心灵的契合。而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因缘遇合,虽然没有这种血缘上的骨肉之情,却可能做到一种真正的心神相通、道义相传。”叶嘉莹很欣赏龙榆生先生写给学生的一首《浣溪沙》,词中下半阕说:“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叶嘉莹把头两句稍微改动了一下,变成:“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所谓“师弟恩情逾骨肉”,就是说老师与弟子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之情更为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的血缘的关系,不出于个人精神、思想上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更为可贵。“书生志意托讴吟”,叶嘉莹经常说:“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歌诗里边的,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我们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同学。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的教导,但是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半只是知识的传授。而让我能够在品格、修养、人生上又提升一个境界的,我觉得是顾随先生。”正因为如此,叶嘉莹也毕生致力于教学事业,她自己曾说:“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学者,最后才是诗人。”教学是叶嘉莹的一生心血投注之所在,她曾开玩笑说自己“好为人师”,的确,叶嘉莹的学生包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博士、博士后的各个阶段;地域上则从大陆、港澳台、新加坡,乃至北美欧洲,都有她的学生。如今她以90岁的高龄,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各地讲学,践行其教书育人的信念。所谓“四海弘文、一灯传道”,这既是叶嘉莹一生的写照,也是叶嘉莹传承顾随先生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毕生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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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汪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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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四章 中岁心情忧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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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重视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而比较忽视外在的现实。在大学里除了读书以外,她对于外在社会的种种现实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不仅避谈政治,甚至连学校中的交往活动她也避不参加。临毕业时,与她同班念书的堂兄叶嘉毂在同学纪念册中,为她拟写了几句评语:“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由此可见叶嘉莹的性格。不过她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危亡的时代,当世变袭来的时候,它所造成的惶恐不安和切肤之痛,对任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叶嘉莹一直清楚地记得1935年夏天何梅协定的签署,和继之而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当时她虽然年龄还很小,但已经从家人长辈的言谈中,得知自己是生活在被强邻逐步侵略的土地上了。其后她更亲眼见到1936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在爱国抗日的游行中,被镇压的大刀队纷纷砍伤的悲惨事件。当然她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年秋季开学时,学校中许多旧日的老师都突然不见了,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也一页页被涂改和撕毁了。其后经历了八年长久的沦陷,1945年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叶嘉莹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在中学教书了,她曾带着学生们伫立在马路边,流着泪欢呼国军的胜利归来。而没有想到的是,负责“接收”沦陷区的国民政府大员们正打着大发国难之财的如意算盘,极尽搜刮贪污的能事,当时民间对他们有“五子登科”的讥讽,所谓“五子”,其实就是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和女子。于是胜利的“接收”就沦落到被议为“劫收”的下场,使得老百姓对国民政府都寒了心。叶嘉莹当日的心情,她对于国民党固然是感到痛心失望,而对于传说中一切价值观念都与旧传统道德完全相异的共产党,则尚抱有不小的怀疑和恐惧。在这种心情下,她在结婚以后,当面临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政权即将易手的时候,她就与在国民党海军工作的丈夫赵钟荪一起,经由南京、上海而转去了台湾。抵台后的第二年,叶嘉莹就经历了丈夫因为“白色恐怖”被海军拘捕入狱的不幸变故,1950年她自己带着吃奶的女儿也曾一度遭到关押和审讯,从此历经了一段忧患的岁月。这一时期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写作,只是在深悲巨痛之中或触景偶感之时留下来一首诗和两首词的三篇作品。1951年夏天,她独自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台南教书,第一次见到高大艳丽的凤凰木,那是夏日台南的一道风景。时序的推移和节物的改变,忽然触发了她的个人身世之感和浓郁的思乡之情,于是她填写了一首短小的令词《浣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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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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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台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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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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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木的枝干很高大,一到夏天就会开出很大朵的红花,非常鲜艳。叶嘉莹原以为普通大朵的、艳丽的花大都开在草本的植物上,而在木本的、高大的树上开出来这么繁茂鲜艳的红花,她以前在中国北方从未见过,而在台南凤凰木开花就象征着盛夏的来临,所以她说“惊心节序逝如斯”。当年李商隐从幕远在桂林,看到南方特有的木槿花,从它朝开暮萎的特性中感受到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春景,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也曾写过“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北楼》)的诗句,表示自己在他乡异域面对着完全不同的节物光景,勉强寻欢自解的一种惆怅无奈的心情。现在叶嘉莹所写的还不只是思乡的惆怅而已,在她抵台后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先后遭遇到丈夫和她自己带着吃奶的女儿相继被捕入狱的痛苦不幸,此时丈夫尚在狱中,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释放。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从故乡的北平到陌生的台南,对于结婚渡海以后竟会遭遇如此的不幸,她完全没有料到。“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叶嘉莹此时只不过27岁,可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经历八年抗战,母亲去世,父亲远隔,已经是艰苦备尝了,而抵台后种种意外的不幸让此时的她更感身心疲惫,除了坚持活下来以外,对于身外其他的事情都不再抱任何的希望了。虽然只有27岁,她却因为备尝了人世的艰辛痛苦,而感到自己已有中年的心境了。可是她的这份心境此时无人告语,无人诉说,因为她早已离开了故乡的北平,眼前只是只身一人带着幼小的女儿,面对着南台湾陌生开放的花木,此时正是夏初的时节,而浓浓的夏意和生机,不过恰好反衬她憔悴凋零的伤心与绝望而已。“凤凰木”那美丽的名字或许也让她想起李商隐“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的诗句,而他们共同的悲哀则是理想、期待和盼望的落空。前一天夜里,她忽然间看到天上的明月,回忆起自己从前在北平的生活,就不免陷入了对故乡深深的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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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在忧苦患难之中才真正成长起来的,诗人尤其如此。虽然这一时期叶嘉莹的心境悲苦绝望,几乎完全放弃了诗词的写作,但她内在的诗心和生命并未死去,不论学生们的程度如何,她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用最真诚的态度和语言来讲授诗歌,她认为自己首先要对得起古代诗人们投注在他们诗篇里的心灵和感情。叶嘉莹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是在苦难之中成长起来的,而伴随着我的苦难,给我理想,给我力量的,就是中国的古典诗歌。”这是她最真实的人生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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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婚: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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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大学毕业以后,叶嘉莹接受分配就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了。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叶嘉莹每天骑车去上课,那时候她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总穿一件朴素的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外表看起来和学生没有多大差别。她教书很认真,也很投入,学生们能感受到她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也因此对国文课产生了很高的兴趣。后来有一位学生的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董,听说叶嘉莹的课讲得好,就聘请她去兼课。志成中学当时也是分男校和女校,叶嘉莹本来是被聘去教女校的高一国文,而后男校高二有一班学生程度虽然很好却很调皮,对他们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这样赶走了两位教国文的男老师,以至于没人愿意教这一班了。学校认为叶嘉莹在女校既然教得很好,就也请她担任男校这一班调皮学生的国文课,而效果果然很理想。这班学生不但国文程度好,而且有的学生书法也很好,还能写作骈体文,程度相当不错,叶嘉莹很欣赏他们的才华。其后她还曾在华光女中兼课,这样一共教了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课,每周有30课时。由于工作过于繁忙,最终不得已只能另请人负责批改学生的作文,她才能同时兼上这么多的课程。1948年春天当她要南下结婚的时候,女学生们跑到她家里来哭,送给她自己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留念。男校的学生则送了她书法的作品,下了课以后还拉着她的自行车,依依不舍地跟着老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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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旧家庭中,虽然她的伯父曾赴日本留学,父亲也毕业于北大的外文系,他们的观念都已经比较开明,但是他们对女孩子的教育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新知识,旧道德”,因此在这种家教中养成的叶嘉莹的性格是很保守、害羞的。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也合班上课,叶嘉莹却几乎从未和男生说过话。她在大学里最要好的女同学是刘在昭,常常课余的时间两个人在一起看书,不过也是各看各的,并不互相交谈干扰。两个人有时候也结伴去老师顾随先生的家里,但叶嘉莹的话也很少,常常只是听老师聊天。至于大庭广众之间的同学聚会,她更是几乎一句话都不讲的。大学里也有一些男生给叶嘉莹写过信,但却从来没有打动过她的,她也从来没有回过信。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叶嘉莹中学时的一位教英文的女老师赵杏阶意外地到她家里来拜年,过去因为她成绩很好,所以这位女老师特别喜欢她,但是老师登门给学生拜年之举还是让叶嘉莹感到很意外,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老师有意把自己的堂弟介绍给她。这位老师也先向自己的堂弟介绍了叶嘉莹的情况,于是她的堂弟就想办法托叶嘉莹的女同学侯瑛从中介绍,侯瑛就打电话约叶嘉莹去她家,在侯瑛的家里,叶嘉莹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先生赵钟荪。自我介绍时,赵钟荪说自己是叶嘉莹老师的堂弟,这样叶嘉莹就比较客气,没有像对待一般男生那样不予理睬了。那时叶嘉莹家的外院的空房中有一座乒乓球台,后来赵钟荪经常约了他同学的弟弟来找叶嘉莹的弟弟打乒乓球,彼此就慢慢熟悉了。他几次表示想和叶嘉莹结婚,叶嘉莹当时并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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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钟荪和叶嘉莹认识差不多两年,他失去了在秦皇岛的旧工作,回到北平养病。他的姐夫包遵彭当时在国民党海军任职,就为他在南京的海军谋了一份工作,这时他又提出来要和叶嘉莹订婚,如果叶嘉莹不答应,他就不去南京。叶嘉莹以为他当时失去工作是因为经常请假从秦皇岛来北平看她的缘故,见他又失业又生病,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一时心软就答应了他。而这个决定深深影响了叶嘉莹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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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天,当叶嘉莹要离开北平南下结婚的时候,她的伯父给她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题目是《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伯父平日很少写诗,这也是叶嘉莹记下来的伯父唯一的一首诗。后来她把这首诗带到了台湾,可惜在“白色恐怖”之中被抄走了,现在她脑子里记下来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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