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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第六章 和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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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0多年的美国总统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位总统在位期间拥有的个人威望能够超过华盛顿，而且只有两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的危机堪与华盛顿经历的情形相提并论。内战和大萧条尽管为时已远，但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还是比独立建国更加接近，也更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们也自然更赞赏林肯和罗斯福在召唤美国人民应对现代挑战时取得的成就。而华盛顿的成就只有在被重新认识到以后，才有可能得到我们的赞赏。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他就任总统时，还不存在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宪法的开头（“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表述的是一个热切而脆弱的愿望，而并非社会现实。如果说，分布在新英格兰沿海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400万殖民者确实有某种忠诚感的话，他们首先效忠的也只是自己所在的家乡、州和地方权威。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共和政府控制过如此分散的人口、如此广阔的地域，而欧洲最有见识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套用林肯的说法——一个如此设计和构想的国家不可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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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作为总统的核心成就，和他先前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成就一样，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必然。关于这一点一位法国贵族有过巧妙的评论——此人于1791年访问了芒特弗农，然后动身寻找那条难以寻觅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穿越北美大陆的水道。他说：“和您创建一个国家的功劳相比，找到一条西北通道就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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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华盛顿的总统生涯，必须具备前瞻性的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正是他在很多特定领域为行政部门开创了一系列制度先例，例如内阁制、控制外交政策、宪法否决权、行政官员的任命，以及立法议程的安排。然而另一方面，要广泛评价华盛顿的遗产，还必须具备回溯性的眼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他就任总统的时代，政治文化中盛行着一种对行政权的高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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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说到自己“正走在无人涉足的土地上”时，他显然是在说，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确立先例。然而人们不太注意的是，他在制宪会议上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承认，“美国总统”的职权范围并非完全没有人涉足过，这个职位唤起了人们对乔治三世的可怕回忆。宪法终稿将更多的篇幅用于阐明选举和弹劾总统的规则，而不是列举总统本身所具备的权力，这其中有难以明说的原因。与人们不愿公开讨论奴隶制一样，对总统权限问题的沉默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担忧，即害怕针对这个话题的任何直接讨论都会危及共和原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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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奴隶制是制宪会议中众所周知的“宴会上的鬼魂”，那么君主制也闪烁着同样的幽光。当帕特里克·亨利声称“宪法在滑向君主制”时，他的声音代表了一大批人的疑虑：认为建立任何一种行政权威都是对“1776年精神”的背叛。尽管华盛顿本人不像亨利那样怀疑存在着某种君主制的阴谋，但他确实明白，接受总统制意味着接受早期美国共和事业的核心矛盾：那就是说，美利坚民族得以确立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在意识形态上却和这个国家代表的价值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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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幽灵萦绕在华盛顿的整个总统任期，特别是在第二任期间，反对君主制的闲言碎语甚至发展为对华盛顿的政策和人格的公开攻击。与战争期间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遭到的批评相比，这些攻击对他伤害更深。人身攻击令他茫然失措，因为无论在智力上还是情感上，他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理解18世纪90年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即喧嚣的党派争斗，更没有能力使自己超脱于这些斗争之外。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在这样一个各色人物竞相登场并转瞬即逝的政治世界中，他却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他不站在中心位置，这个国家的政治实验或许早已宣告失败。他的存在，也主要因为他，才使这场事业得以成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所代表的超越了党派的价值观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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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挥之不去的幽灵是年龄。从丁威迪总督委派他作为年轻的特使深入西部蛮荒之地起，充沛的体力就是他身上最基本的财富。先是在莫农格希拉，接着是独立战争时期在特伦顿、普林斯顿和约克镇战场上，横飞的弹片从他身边擦过，好像他周围有一个刀枪不入的保护场。他就像一个天生的运动员，自视体格超群，在每一个舞池中、每一个战场上，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已经看到，到了18世纪80年代，岁月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显现出来，这副坚不可摧的铠甲终于开始出现裂口。身体衰老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促使他越来越频繁地发表宿命似的观点，即华盛顿家族的男子注定早早衰老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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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就任总统后不久，两件事情加重了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世的想法。1789年6月，他的大腿长出一个很大的肉瘤，必须用手术摘除。一连好几天，病情都非常危急。人们甚至关闭了总统府邸前的那条街道，以免经过的马车妨碍他休息。然后就是1790年5月，他患上流感。由于肺部受到感染发炎，有3天的时间，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探望的客人报告说，在漫长的康复期间，他的眼睛始终噙满泪水，双耳几乎完全失聪，这位身体出了名强壮的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华盛顿自己也承认，两次大病的康复过程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要是再来一次严重的病痛——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和父辈们一起安息了”。杰斐逊散布了华盛顿身体状况下降的流言，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并不完全可信。然而杰斐逊是要暗示人们，总统身体遭受的打击还引出了精神问题：“他那强有力的头脑，过去引人注目，现在却开始松弛了。他变得无精打采，渴望安宁，希望别人来替他行动，甚至替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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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并没有像杰斐逊说的那样悄悄衰老，也没有到了无法担负总统职责的地步。然而，他也不再是那个率领大陆军征战将近8年的强壮男子了。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华盛顿都感到自己的时间像沙漏一样一天天流逝，无情的公务榨干了他最后的宁静时光。在1789年5月，玛莎来到纽约伴随华盛顿以后，很快就惊呼自己“感觉完全像一个囚徒”，她说出的无疑也是华盛顿的境况。在革命时代的领导层，尤其在弗吉尼亚王朝中，华盛顿那重复了无数遍、希望退职回到无花果和葡萄藤下的田园的念头——它完全是真实的——已经像公理一样为大家所熟知。先前被推举统率大陆军，乃至出任制宪会议主席时，他宣布退休还只是出于典型的西塞罗式动机，意在向外人，甚至也向自己隐瞒雄心抱负。而现在，他已经真正决定将辛辛纳图斯的角色当作自己的命运。在美国总统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华盛顿更希望避免担任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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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解释了华盛顿就任总统期间通信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篇幅最长的那些信大部分和公务没有关系，而是有关芒特弗农的庄园事务。即使是在卷入对法外交谈判期间，或是在和汉密尔顿争辩财政政策期间，华盛顿也会抽空给庄园管家发布各种细致入微的指示，诸如犁地、除草、除虫、翻耕土地的计划，以及何时开始准备冰屋，不同的外籍劳工和奴隶有何不同的性格与劳动习惯，收获季节如何配给食物和朗姆酒。人们可以看到，写信人有一个永不放弃的执着愿望，即做一位勤勉的乡绅，讨论一架新型脱粒机的优点比讨论《杰伊条约》（Jay Treaty）的错综复杂更让他兴奋不已。当然，如果分析得更深入些，我们还可以认为，芒特弗农庄园的通信让华盛顿得以在这个日益冲突、几乎完全反对任何控制的政治世界里保留了一片自我控制的空间。然而最终，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还是，华盛顿的灵魂，或至少他个性深处的最后一块角落，从未真正踏入过纽约（以及后来的费城），而是一直留在了芒特弗农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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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华盛顿作传的诸多作家中，有一位曾经十分敏锐地指出，在就任总统之时，华盛顿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了，他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假如人们承认他的地位。与华盛顿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看待他的，但这绝不是华盛顿看待自己的方式。在理解他的总统生涯时，他个人的视角必须作为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宪法提供的背景将我们带到了未来，预示着行政部门中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先例的创立；历史提供的背景则引导我们回溯过去，展现了当时人对强有力的行政权可能导致君主制的恐惧；而华盛顿的个人背景则指向了南方的芒特弗农庄园，因为那里是他唯一可以摆脱公共角色、做回自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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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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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总统任期的4年里，诸事平静，这刚好符合华盛顿的期望。他的官方通信多数都与退伍军人、老友以及全然陌生的人寻求官职有关，大部分人都以极其恭敬的口吻请求他的赞助——法印战争时期，华盛顿正是这样写信给他的英国上司的。写信人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基于共和原则的答复：联邦官员的任命必须依据才能，而非恩惠和庇护。至于总统本人，人们并不十分肯定他是否大权在握，还是徒有其位。流言不胫而走，认为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礼仪性、象征性的角色，在启动了美国之船的处女航、并以个人威望护佑它两年之后，他就会全身而退。当时已经有传闻说华盛顿的任期会很短，而且会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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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即使是仪式性的场合也有许多烦人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作为这个国家的象征，他究竟应该如何行事，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副总统亚当斯本想出面解围，结果却在参议院激起轩然大波。他提议用“尊敬的民选陛下”或者“阁下”这样带有君主色彩的头衔，一时间震惊和嘲笑声四起。有人反过来建议亚当斯本人应被尊称为“圆场阁下”。最后，参议院以最无伤大雅的方式解决了争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应仅被称为“总统”，不多也不少。至于社交礼节方面的诸多事项——总统应该如何与公众打交道？公众在哪些场合下可以接触总统，而其他场合又必须与总统保持距离？——催生出无数的备忘录，以便应对汉密尔顿所说的“可爱的吹捧”，而在此之前的一小段时期，总统曾经“像东方的喇嘛”一样处于与人隔绝的状态。解决方案是每周举行一场叫作招待会的开放日活动，它有点像皇家宫廷庆典，充满了做作的屈膝礼和鞠躬礼，又有点像非正式的社交聚会。招待会的风格恰好介于宫廷式的繁文缛节和新兴国家的简单朴素之间，却因为沉闷和按部就班而声名不佳。只是偶尔有人会即兴发挥，打破成规。例如有一次，华盛顿俯身亲吻了纳撒内尔·格林的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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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的了无生趣正好符合华盛顿的性情，因为他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保持缄默的能力，即使当周围人为了打破寂静而被迫说些什么时，他也能够依然故我。（亚当斯后来曾说，“沉默的天赋”是华盛顿最大的政治资本，他深感嫉妒，因为他本人完全缺乏这种能力。）华盛顿还有一种使别人敬而远之的能力，这使他可以躲开别人的侵扰而毫发无损，就像当年在战场上轻易躲开子弹一样。招待会上的虚礼和华盛顿那天生的高贵（或许是超然）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任何一种不可能在任何现代首都出现的政治气氛。这就是说，当法国革命在剧烈的震荡中爆发、注定彻底重塑整个欧洲的政治面貌时，当麦迪逊巧妙地引导国会通过了迄今为止保障人权最彻底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时，招待会上却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些重大话题，也没有人期望华盛顿对此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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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很想让自己和自己的总统生涯超脱于政治争端之上，这一愿望得到了美国先贤祠中另一位无可比拟人物的支持。1790年4月，唯一能和他竞争美国第一英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逝世。在遗嘱中，富兰克林将自己的苹果木手杖遗赠给华盛顿，他的解释是：“假如它是一个权杖，华盛顿已经配得上它了，而且，它肯定会成为一个权杖。”（苹果木权杖的观念完全符合富兰克林的风格，它是普通和高贵的完美结合。）在此之前一个月，费城发行了美国第一枚奖章，奖章的一面印有华盛顿头像，另一面印有他的功绩。再往前一个月，即1790年2月，将华盛顿的生日当作国家庆典来庆祝成为一项传统。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华盛顿与其说是在领导政府，不如说是作为一名富于远见而又深受爱戴的守护人，看护着新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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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是社交礼节或象征也可能引起宪法问题，1789年8月，华盛顿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总统具有缔结条约的权力，但必须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和认可”。最初，他将这一宪法条款解释为，他本人应出席参议院，并召开咨询大会，就特定条款征询参议员的意见。然而，当他带着几项和南方印第安部落达成的条约议案来到参议院时，争论变成了一场关于程序的冗长争吵。辩论拖得越久，华盛顿的怒火就越难以抑制，最后他宣布“这破坏了我来这里的任何目的”，然后断然走出了议会大厅。一位目击者说：“他显得很不满……愠怒之中透出一股尊严。”从那时起，“意见和认可”不再意味着政府直接向参议院征求意见，因为参议院与政府共同起草条约被认为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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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以后再未走进参议院，但他确实逐一走访了这个新国家的所有州。1789年秋天，他花了一个月时间走遍新英格兰，访问了60个市镇和村庄。每到一处，当地居民都纷纷走出家门，争相目睹这位美国最伟大的英雄。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新英格兰人就变成了美国人，至少在他访问期间是这样。唯一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在访问的最后阶段，阴晴不定的天气使呼吸道感染病流行，因为大批人群围聚在一起，为亲眼看到华盛顿而一连几个小时淋在冷雨之中。（有些报纸以颇具讽刺效果的恭维将这场流行病称为“华盛顿热”。）由于罗得岛尚未批准宪法，他绕开了这个州。次年夏天，他才单独访问了该地，庆祝它成为这个国家迟来的新成员。在纽波特访问一个犹太会堂时，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演说，后来成为他对这一原则最有力的一次肯定。（我们只能称他“发表了”、而不是“撰写了”演说，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演说稿是杰斐逊写的。）而在此之前，无论新英格兰人对联邦政府这一陌生事物有多么怀疑，当尊贵的乔治·华盛顿出现在他们的乡邻里所时，他们为之欢呼雀跃、干杯祝愿，就像接受自己的政府一样接受了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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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春天的南方之行则更令人筋疲力尽，行程将近3000公里。不过，华盛顿没有将它看成对健康的威胁，反而称之为强健体魄的锻炼。他相信，真正威胁身体健康的是被困在办公桌前，成为一个长坐不起的总统。旅行队伍共有11匹马，其中包括他的那匹用于游行的白马普莱斯科特。每到一个城镇的郊外，他都会换上这匹马入城。他要让自己符合军旅生涯时候流传下来的英雄形象。出场之前，普莱斯科特的四蹄会被修饰一番。华盛顿通常还会牵着最喜爱的灰狗康沃利斯（一个恶作剧的名字），以便增添几分戏剧效果。就像现代政治候选人一样，华盛顿的每一处演讲都重复着同一个平凡的主题：光荣的独立战争和光荣的新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查尔斯顿、卡姆登和吉尔福德县府大楼这样的地方，这种联系显得十分自然，它们都曾经是南方的战场，现在华盛顿是再次造访。）每当华盛顿步入舞池，查尔斯顿的女士们就激动地将自己的偶像团团围住。尽管道路很难通行，甚至根本无路可走，普莱斯科特和另外四匹驭马还是继续前行。而康沃利斯却死了，它被埋葬在萨凡纳河边上，当地人为它建造了砖石拱顶、大理石墓碑的坟墓，并保存了数十年，以此纪念其主人的历史性访问。最后，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各州终于都宣称看到了那面鲜明的旗帜，即华盛顿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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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期间，对华盛顿引人注目权威形象的批评最早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专栏哀叹道，每到一处，华盛顿都受到类似圣徒一样的待遇，或像一个半神半人一样“被各种恭维所包围”。但最大的抱怨还是困扰着所有共和派的根本恐惧：“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联邦元首的人格，我们都只能认为，眼下流行的对他表达爱戴的方式都只适于君主制，而与共和精神背道而驰，身为总统他不应该欣然接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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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总统生涯的最初几年，此类批评很少公开出现。它们之所以一直潜而未发，暴露出美国革命面临的政治两面性。为了捍卫革命的果实，在国家层面必须出现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比国会等集体更能有效地代表国家权威。通过接受总统职位，华盛顿已经接受了这一角色，事实上，他把自己的象征性角色看作总统的核心职责所在。然而，作为革命遗产的核心部分，人们又对“非凡人物”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有着致命的怀疑。而且，由于国家行政首脑这一观念是全新的，人们找不出一套词汇来形容这个新生事物，只能沿用与欧洲宫廷和国王有关的传统用语。华盛顿相信自己的角色是历史所需，但却因此而使自己陷入易受围攻的境地，美国人把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对君权的恐惧都指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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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有理由宣布，自己是绝无仅有的“非凡人物”，有资格获得人们的信任、掌握大权。他还可以声明——就像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对朋友说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急于退休。他是真的厌恶眼前的公职，因为它像一个越拖越长的阴影，渐渐吞噬了自己无多的时日。如果批评者总愿意在他背后说三道四，说他骑着白马、披着紫袍、坐在镶金的马鞍上，俨然帝王之相，那么就由他们去吧。他自己清楚，与权杖相比，他更希望得到一根苹果木手杖。与此同时，他也会扮演好指派给他的无为而治的角色，或者用很多人敬酒时常称呼他的话来说，“使众心团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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