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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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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退休生活时，华盛顿曾经对伊丽莎白·鲍威尔开玩笑说，读贝奇在《北极光》中写的讽刺文章，使他能预见到人们在他死后会给他怎样的评价。他向鲍威尔保证，自己能比贝奇活得更久，一直到下一个世纪，除非出现“重大的意外”，否则不会违背这个誓言。他一语成谶，贝奇于1798年因感染黄热病而死去，而1799年秋，世纪末渐渐迫近时，华盛顿却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玛莎于9月感染了致命的热病，这时华盛顿的弟弟查尔斯去世，这预示着他自己的死期也将很快临近：“在我父亲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中，我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什么时候我会被叫去与他们相聚，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这个时刻到来时，我应该欣然面对。”然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发表类似的宿命论了。看来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鲍威尔的允诺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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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证据表明，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成长时期。他再次浏览了法印战争以来写下的手稿，又一次注意到，天意让他幸存下来继续为美国效命，因为在莫农格希拉战役中，他本有可能与布拉道克一起倒下的。11月份，他取出很早以前的测量仪，开始对位于贝尔沃的、以前属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小块土地进行丈量，也许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他决定将它买下。而1年多前，他曾写信给萨莉·费尔法克斯，这位年轻时代无法与他相恋的女子，现在成了一位老寡妇，正在英国度过她的余生。这封信中也夹着玛莎的信，显然表明华盛顿的那些亲切话语并非为了悔恨他曾做出的决定。给萨莉的信结尾处描述了她离去之后弗吉尼亚的自然风光，最富戏剧性的是在波托马克河边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预言道：“如果这个国家一直能够保持统一的话（统一是其政策所向，也是其利益所在），一个世纪以后，在波托马克河边将会出现一个城市——虽然不会像伦敦那么大——只有少数欧洲城市能够与之匹敌。”他没有提到，这个城市将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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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往日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断来访，大部分人都称主人为“将军”而不是“总统”，有些人还采用了更老的尊称“阁下”。汉密尔顿继续写信给他，就新军征求建议，华盛顿则以一位老将军的口吻回信，警告说在西部边疆驻军有可能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虽然这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想要的结果。一些联邦党人注意到共和党人在国会选举中占据了优势，就劝说华盛顿公开批评草案，因为杰斐逊很有可能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打败亚当斯。华盛顿拒绝了这些建议，反而严厉抨击了这种党派倾轧的风气，然后最后一次使自己摆脱了这些不名誉手段的牵连。杰斐逊的党羽于是更加抓住了把柄，指责华盛顿的老朽。“让那伙人结成党派吧，”华盛顿高呼，“把它叫作‘真正的自由之子’、‘民主党’，或其他任何符合他们意图的绰号，它将完全控制他们的投票！”他承认，政党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政治的面貌，出现一些他看来与政治无关、甚至妨碍政治运作的因素。新的基本规则很快就会在新世纪中大行其道，但对他而言这些是陌生的、也是令人厌恶的，那个世界中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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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态度上，华盛顿摆出了一个有趣的姿态。他写了一封信，请求帕特里克·亨利重归弗吉尼亚政坛，以遏制共和党的势头，该党派正围绕在即将赢得总统选举的杰斐逊周围。这是一个奇怪的请求，因为亨利与杰斐逊抱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尤其是亨利也反感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害怕它威胁弗吉尼亚州的内部事务。然而，华盛顿依然清晰地记得，亨利在战争的黑暗年代曾给他以政治支持。他相信，亨利和杰斐逊不同，不会允许共和党的信条凌驾于国家的历史之上。（也许他还知道，亨利和杰斐逊都极为憎恨对方。）然而，当亨利的顽疾最后恶化为致命的疾病时，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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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特弗农庄园依然让他欢喜又让他忧愁。他还在尽力而为，努力通过出租庄园土地的方式巩固原有的财产。他那最新的计划比战争期间制定的任何军事战略都更加谨慎、更加详细：决定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解雇忠实却无法胜任的管家詹姆斯·安德森，然后亲自管理其余的土地和工人。他显然在考虑，假如不能把过剩的奴隶租给当地人，还不如让他们去西部，在那些处女地上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虽然他在遗嘱中明确宣布去世后解放奴隶，却依然将经济上和道德上的考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道德必须不断地与残酷的现实进行斗争，而不只是简单地维持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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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12月12日，残酷的现实终于发生在华盛顿自己身上。尽管下着大雪和冰雹，他依然像平常一样出去巡视，在暴风雪中驱马行走了5个小时，接着决定不换下湿透的衣服，因为回来时午饭已经准备好，他不希望客人因为他的迟到而受打扰。第二天，他嗓子哑了，却仍坚持冒着恶劣的天气出去，以便将几棵需要砍伐的树木标记出来。他知道自己着凉了，但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不去管它：“就让它怎么来怎么去吧。”这是他的原话。然而半夜里，他却叫醒了玛莎，说嗓子很痛，喘不上气来。拂晓时分，利尔和詹姆斯·克雷克（James Craik）被叫来了，后者是华盛顿40多年的私人医生和朋友。克雷克很快就诊断出，华盛顿的病情十分严重，也许是致命的，于是派人骑马请当地的两位大夫来芒特弗农，好确立周密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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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受到了当时医疗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疗。不幸的是，医生的每一种努力都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他们给他放了4次血，抽出的血液多达5品脱；他们在他的颈部周围撑起支架，还给他做了几次通便——所有这些企图清除身体感染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做法。假如当时有抗生素的话，华盛顿几乎肯定能够活下来，完成他对鲍威尔夫人许下的诺言。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喉咙的感染导致了无法治愈的致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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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专家的事后研究证明，华盛顿很有可能是会厌软骨（位于喉咙口的一块李子大小的软骨组织）受到了病毒的感染。死于这种病是非常痛苦、非常恐怖的，尤其是对于华盛顿这样非常注意自我控制的人。每当吞咽的时候，会厌软骨就关闭了气管，导致呼吸和吞咽都十分困难，最后甚至完全无法呼吸。病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正被体内的肌肉慢慢地扼死。华盛顿遭受的痛苦就更多了，因为他实际上同时还在遭受着医生们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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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命令医生们停止野蛮的治疗，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待会儿。“大夫，我很痛苦，”他低声说，“但我不怕死。”接着，他对利尔做出了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指示：“我要死了。葬礼办得庄重些，至少要在我死了两天之后，再把我放进墓穴……您能理解我吗？”华盛顿相信，有很多表面上已经死去的人，包括耶稣，实际上却是被活埋了，他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厄运。人们还注意到，他忽略了临终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房间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的声音，没有保证永生的基督教仪式。19世纪的艺术家们难免会将华盛顿的去世比作一种宗教式的象征，经常描绘他的肉身升上天堂，周围有天使在合唱。然而历史证据却表明，华盛顿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天堂或天使，他知道自己肉体唯一会去的地方是地下，而灵魂的最终归宿却依然未知。他死得与其说像一个基督教圣徒，不如说更像一个罗马的斯多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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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是12月14日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除了玛莎、利尔和几位大夫之外，在场的还有3位担任看护的女奴和几年前就代替比利·李作为华盛顿贴身男仆的克里斯托弗·希尔斯（Christopher Sheels）。（不久之前，克里斯托弗试图带着新婚妻子逃跑，但华盛顿没有惩罚他，而是将他留在身边直到自己去世。）随着死神的临近，华盛顿发现已经站在他身边好几个小时的克里斯托弗突然变得人影模糊，于是叫他坐下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很好。”最后一个动作则是摸着自己的脉搏直到呼吸停止，表明他在最后一刻都试图保持对自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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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以后，他被葬在家族的墓地里。长期以来关于他身高的争论这次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人们量了他的尸体，好为他做一个镶有铅线的桃花心木灵柩。华盛顿身高1.94米，不过有些学者对数据的准确性抱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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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400多个城镇和村落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他被人们描述成那个时代唯一一位不可替代的英雄、独一无二的“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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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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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悼词只对华盛顿的去世表示了一般的哀痛，人们往往将他的离去与18世纪的终结相提并论，而后者明显意味着美国历史的第一篇章将要终结。不过，有两位哀悼者写下了颇具影响力的悼文，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尚未被神话浸染的华盛顿——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传说围绕着他，就像常春藤围绕在雕像四周，把他的个性遮蔽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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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李写下的悼词流传了好几代，他把华盛顿描述为“战时第一人，和时第一人，国人心中第一人”，这一说法简洁而文雅地概括了华盛顿的三大历史功绩，他的美名正是建立在这三大功绩的基础上的：率领大陆军克敌制胜，赢得美国独立；守护着新国家草创初期、十分脆弱的阶段，捍卫了革命成果；作为新兴的所谓“美利坚民族”象征，将实际上十分混乱的地方和州政府团结在一个共同体之下。当时的人们存在着一个共识，且这种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强调，即除了华盛顿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这些任务完成得很好，也许根本没有人能去执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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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建立过程有两个独特的创造性时刻，即赢得独立和创建国家，而华盛顿在这两个创造性时刻中都是中心人物。在开国元勋的那一代人中，没有一个人符合他这样的革命资历，他俨然位于美国的奥林匹斯山巅，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挑战。不管犯过哪些小错误，在所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总是很有预见性，好像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一样；又或者说，美国的未来似乎不得不按照他的选择向前发展。他是那种极为罕见的人物：一个极端现实的预言家，一个谨慎的先行者，这一点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奴隶的最终安排上。他的天才就在于他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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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判断力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它们不是来自于课本或正规教育，虽然当时华盛顿的很多杰出同僚如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指导思想的。这样说也许有点亵渎知识——华盛顿之所以具有明智的判断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受到复杂精深的先入之见束缚。他和富兰克林很像，确立了十分基本的自我，没有复杂的变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是十分基本的。由于年轻时在弗吉尼亚边疆探险和战斗的经历，他已经深深理解了世界的千变万化。即使没有读过修昔底德、霍布斯或加尔文等人的著作，他也明白，人类和国家都是受利益而不是理想驱动的，放弃对利益的控制不仅有害，而且往往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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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些基本信念的支持，他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对一系列因果相连的历史事件做出反应。他没有指望过乔治三世及其内阁成员会安抚殖民地人，也没有指望过印第安人不经历战争就会交出部落的土地。他认为，除非对芒特弗农的奴隶们进行严密监控，否则他们当然会偷懒。他以为《邦联条例》会以失败告终，或被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所代替，原因也与民兵志愿者永远不可能打败英军大同小异。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法国大革命那些自编自导的所谓理想将会导致独裁和悲剧。唯有波托马克之梦在地理面积推算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除此以外，他没有抱过任何幻想，对世道险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夸大不实的幻想，即人类事务中存在某种自然秩序，只要——用狄德罗[2]的话说——“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绞死”，最终的完美和谐就会到来。而在华盛顿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却处处与之相反。在他看来，美国革命不像杰斐逊想象的那样是要破坏政治权力，而是要夺取权力，并明智地使用它。从根本上说，他的生活都是与权力有关的：面对权力，驯服权力，引导权力，使用权力。他那超乎常人的可靠的判断力就是基于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刻理解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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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悼词是由古弗尼尔·莫里斯写的，他将华盛顿对权力的掌控与自我掌控联系在一起。莫里斯观察到，华盛顿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冷静和雕像般的不动声色掩盖了他那火山般的情感和精力。莫里斯声称，任何一个十分了解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拥有“狂暴激情”的人，有时候会发出“令人恐惧的怒火”。亲朋好友们都能感受到掩藏在他外表之下的爆炸性能量，“甚至见过在他胸膛中燃烧的、对一个人来说太过强大的情感”。用莫里斯的话来说，华盛顿引以为豪的自我控制力量正来自于他内心的魔鬼，只不过已经受到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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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情感和野心、性情暴烈的华盛顿形象完全违背了传统的智者形象，后者强调的是不可能属于国王的内心宁静。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那样，以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证实了莫里斯的评价。“假如他出生在森林里，”斯图尔特在为华盛顿画画的时候说道，“他将会是部落中最凶猛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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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莫里斯和斯图尔特的评价，就能够发现华盛顿一生中许多未曾被人注意到的侧面：频频对芒特弗农庄园的监工横加训斥；严厉抨击查尔斯·李在蒙茅斯县府之战撤退；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对菲利普·弗勒诺在报纸上的毁谤勃然大怒；在最后退休期间，闻知詹姆斯·门罗攻击《杰伊条约》而大发雷霆。这些显而易见的例外表明，在华盛顿成熟的内心，依然蕴涵着巨大的情感，而且用莫里斯的话说，他从未将内在的情感斗争和冲突完全成功地控制住，因为他的雄心壮志从未泯灭。毕竟，华盛顿是一个不停地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人物，尽管他十分真诚地反对西塞罗式的强烈情感，却依然希望自己至死都能将意志贯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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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位伟人是一座真正的丰碑，他有着伟大的个人历程，这点从他早期在法印战争前后的岁月就可以看出来。在这段青年时期，华盛顿的内心尚在发展，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强大力量，当时的文献记录更多地揭示了一个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人狂热奋斗的情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华盛顿不停地回去查看早期的通信，希望将这一类的证据删改掉。虽然乔治三世及其内阁大臣从没想过要让他们的北美帝国承担风险，以至于给一位弗吉尼亚的贵族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得以发挥天赋，但这些确实变成了事实。而且，它之所以能变成事实，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政治危机提供的机会，就像他非常及时地迎娶了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寡妇一样。只有当这些野心服务于超越个人荣辱的事业时，它们才变得辉煌无比，正如1775年以后的情况。然而，即使像他这样一位被内在激情推动的“阁下”，在献身于辉煌的“伟大事业”时，依然要克制自己流露出傲慢的态度。一直以来，他所具备的两个特征——超然物外和保持沉默——可能都是一种保护策略，以控制内心燃烧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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