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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17055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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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七章 孤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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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日本人严密监控的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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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也是记录中国农历月份的方式，“双几”这种日子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0月10日是独立纪念日，又被称为“双十”。令人咬牙切齿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在北京附近制造借口而发动的，那是1937年的7月7日。可能从日本人的角度，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步伐太快，因此日本人必须要先发制人，7月28日，他们攻占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隆隆的轰炸声震醒，日军正在空袭一处校园附近的中国军营。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校园里乱作一团，并且散播着各种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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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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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么效仿其他大学向自由区撤离，要么留下来接受命运的挑战。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真实企图。所有的朋友都来到我这里与我交谈，问题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所决定。最后，还是我敲定了主意，留下来。本来已经废除的出入检查岗在燕大门口恢复了，校园内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在那之前，旗杆上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是燕大的三角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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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时燕京大学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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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每天都会发生，尽管都是些小摩擦，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又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进行沟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国土被外国人侵略，民众义愤填膺，空气里的火药味一触即发。我很快找来一位燕大的毕业生，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并且在日本读完了硕士，他的日语讲得十分地道。他在和日本军官及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在东方文化中才会出现的面子问题，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给他怎样的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他能够和日本人平起平坐，所以这个职位必须要高，可又不能高过学校内的学术前辈，不能让这些前辈在他面前丢了面子。由于当时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师生们以为他通敌卖国，竟把他划分到了敌人的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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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微妙局势下能够维持良好的关系，我只好在他的建议下讨好日本官员、军官，付出这些代价也算是值得。为了加强对文化的控制，日本最高指挥部会时常安排日本代表团来到华北参观，当然，他们想要赢得“本国”同胞的支持就要展示成功的例子。而在他们的参观路线图中，燕大成了不可避免的景观。对于这些来访者，我不得不请西方同事帮忙招待。有时候我也会请一些中国人来，让他们在日本人面前展示出一副超越民族情绪的友善。代表团的人形形色色，商业界、教育界，甚至还有基督教牧师团。那次接待，很多积极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参与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基督教的理想缓和了国仇与家恨，让双方可以不至于太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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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事先有特殊的安排，否则学校的大门是绝对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的。日本人只要进入校园，就会全程有人陪同，陪同人员通常是我的秘书。我很快找到了对付日本人的秘诀，那就是软硬兼施。中国人之所以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是因为日本人强大而残忍的军事能力，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这样的顺从也是勉勉强强而已。日本人表面张牙舞爪，实际上他们对自己信心不足，外强中干。他们心里依旧还有一丝的恐惧，那是因为美国还没有明确态度。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在不流露出恐惧的同时，用真诚的行动来对待他们，这种方法让我抵抗住了日本人的多次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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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所属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对安全，但是同学们都明白，不要妄图利用这个优势来进行抗日活动。我也曾经几次提醒学生中的某些爱国人士：如果你想任意反抗，那么就请离开校园。如果你想留在校园里，就必须考虑到其他同学的安全，所以必须要放弃一切抵抗，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地下抗日活动是日本人特别关注的，他们派出大批秘密的警察和特务，许多人被逮捕并且被关起来严刑拷打。重点防范对象就是燕大的学生。在周末，学生们会坐车去城里，而这个时候日本人会把他们揪下车带回去审问。每当这时，我那足智多谋的秘书就会登场，把学生们迅速及时地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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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被酷刑拷打的男生受了惊吓，在被释放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无法走出阴影，他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害怕。到后来，我被获准去他家探望，那时的他还无法走出病态般恐惧的阴影。直到几年后，他依然没有恢复正常行为，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对这起惨案我万分惊恐，可还得继续在被日军占领的大学工作，哪怕是战战兢兢的。我接受了另一个男生的羞愧坦白，他说，在被秘密警察审讯时，他被要求要么关进大牢拷打，要么充当日本人的耳目，以监视校园情况。他选择了做日本人的耳目，并且学校发生的事情他每周都要汇报上去。我告诉他，我并不会责怪他，也不能阻止他对日军告密，但是要求他要经常向我汇报日军做出的反应。没过多久，我从他的口中得知，日本人将他打发了，因为他没有搜集到有意义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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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次长时间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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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不断离开大学，由于爱国和其他的原因，他们很多人都去了未被日军占领的自由区。我指派了几个也是学生出身的底层校方人员，由他们协助学生制定逃跑路线。沿着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是一条路线，途经上海是另一条，还有一条是更加安全的，可是路线太长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条路线是通过香港、仰光后，沿着滇缅公路行走。沿途我安排了朋友守候，并且为他们预付了资金，这样就可以为逃亡的学生提供支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我被囚禁，前期我就被押往宪兵总部，进行过四次长时间的审问。日本人最惦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些秘密逃亡计划的。这个计划被日军的秘密特工探明，日军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此，我用极为坦诚的口吻回答，对那些学生我像是他们的父亲一样，我有义务资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旅行，而他们旅行的目的则与我毫无关系。对此，日军无法反驳，于是，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地要我说出其他中国协助者的名字。我心里清楚，如果我将这些人说出来他们会有怎样的下场，因此，我拒绝了日本人：这些人帮我的忙是因为信任我，而如今我若是背叛他们，恐怕就连审讯官都会看不起我。我已经是个老头了，就算少活两年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们提出的问题与我个人有关，我知无不言，如果你们想折磨我，那么请随意，可我绝对不会出卖我那些忠心耿耿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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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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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审问的另一个问题是燕大的实质和目的。我明白，对此日军一直感到迷惑。这些人认为，一个私人机构不该只纯粹为了宗教和慈善事业而活动。审讯期间，我得知我要被一个高层官员亲自审讯重要的事情，当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担心是我们中间有人犯了错。幸运的是，这位高层官员进门后只是打听学校资金方面的需求，他说每年都会有一大笔补贴，问我能否接受，当然，这笔钱在名义上是傀儡政府给予的。于是，我对他解释，就连美国政府也没有给过燕大一分钱，燕大只接受私人自愿捐助，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款项。这位高官惊讶万分，甚至连日本人本能的礼仪都忘记了，他离开房间时甚至都没有说句告辞。对于我的话，那些审讯官也都觉得难以置信。这种事在他们眼里非常奇特，他们甚至停止了对美国政府渗透的调查，而所有的话题都改成了他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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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介石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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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我的关系是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和傅泾波在“七七事变”后，每年春天都会去香港，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68]）的会议在那里举行，而我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之一。这个组织最初一年开会是在汉口，而后就一直固定在重庆。从北京到汉口和重庆的路线是最近的，当然也是唯一的，尽管绕过了整个中国。先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乘船抵达香港，最后再乘飞机向西飞，当然日本人的驱逐和骚扰也是一路上需要提防和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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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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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旅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展示燕大虽然沦陷，但依旧全力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二来，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事情的进度，要知道，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经由日方审核过的。如果能够得到最真实的情报，最好是好的情报，那么师生们的士气也许不会这样低落。幸运的是，我带回的都是好消息。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大学的沦陷情况，这些都是我带给教育部的常规性报告。不管哪一次，这样的旅行都是激动人心的，与政府官员甚至是委员长见面、会谈都是经常性的，也会举办集会，召集传教士、燕大的校友等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地安排与他人见面。而第一次在重庆开会时，某一个下午我又一次经历了恐怖的空袭。在那之前，我约定了与委员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正在我等车时，忽然天空飞过27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排成了V字形。而当天的轰炸极为惨烈，在第二天早上清查时，道路两旁的建筑全被炸毁，长度达到1英里半，路上布满了烧焦的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