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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斯堡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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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一定还有些许才出火坑、又入地狱的感觉。因为此时在斯特拉斯堡，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冲突正变得越发尖锐，甚至升级成了战争，一些城市贵族因此离开了这座城市。但约翰内斯·根斯弗莱施·古登堡——这是斯特拉斯堡的文书中称呼他的方式——应该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波及。由于他既不是斯特拉斯堡的城市贵族，也没有在这座阿尔萨斯大都市中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这些斗争并不涉及他本人。相反，这座城市中的情况甚至有利于他这个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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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的《誓约书》（Schwörerbrief）中写明，由14位城市贵族和28位行会成员共同组成议会。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上升成为战争的冲突后，斯特拉斯堡主教在1422年的《施佩耶尔协约》（Speyrer Rachtung）中承认了斯特拉斯堡作为自由市的地位。与美因茨不同的是，行会以及由行会主导的议会得到了大教堂教士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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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中，城市贵族通常站在主教这边，而主教也支持城市贵族，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达赫施泰因战争[1]中，城市贵族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试图挽回失权的局面，但以失败告终；1428—1429年，主教与市议会之间的最后一波军事冲突以教会的失败结束。1430年，主教和市议会缔结了友好协定，终结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约翰内斯·古登堡离开家乡的那一年，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有利于行会的方式尘埃落定。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许多城市贵族开始经营某种行当，由此成为行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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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因茨不同，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进行了艰难的财政整顿。15世纪20年代时与权力斗争同时发生的是，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将贷款利息转化为了终身年金。这解释了弗里勒和古登堡兄弟在1429年3月来到斯特拉斯堡的原因。父亲弗里勒的金融业务遍布多地，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城市都提供贷款，斯特拉斯堡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完全有可能的是，在继承人小弗里勒和约翰内斯·古登堡兄弟的同意下，父亲老弗里勒提供给斯特拉斯堡的贷款被转换为一份或两份终身年金，兄弟俩此次在斯特拉斯堡可能得到了终身年金的第一次支付。这一转换为离开美因茨的约翰内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当时的美因茨市议会将不愿回乡的城市贵族视为敌人，古登堡无法想象这样的市议会愿意继续向自己支付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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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特拉斯堡也受益于其位于莱茵河畔的有利位置：人们通过莱茵河大量运输谷物、织物和葡萄酒。这座城市连接了意大利北部和弗兰德这两个发达的经济中心，相当于经济网络的中心连接点。1388年，斯特拉斯堡人在莱茵河上建起一座大桥，在此后的200年中，它一直是莱茵河上最靠北的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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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行会成员中诞生了强大的、以生产和盈利为导向的市民阶层，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师傅。与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不同，他们不依靠金融生意、特权和年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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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有趣的还有：早在1362年，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就禁止了城市贵族经营行当，除非他们依靠财产生活。[66]受此影响的主要有金匠、剪毛匠、盔甲师、锡器师和皮纸匠。这项禁令使越来越多的城市贵族不得不加入行会，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行会的力量。到15世纪时，能在斯特拉斯堡的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只有行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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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拥有大量修道院和教堂，众多手工业者、艺术家以及大教堂建造行会的师傅和学徒，此外还有开放且充满好奇心的市民阶层，在与意大利北部各个中心城市持续不断的交流中，市民阶层中形成了文化上的追求，这些因素使城市变得富裕且活跃。斯特拉斯堡成为玻璃彩绘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斯特拉斯堡的人文主义蓬勃发展，与巴塞尔和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关系紧密。埃克哈特大师等重要哲学家，卡特莱（Kathrei）等勇敢且激进的贝居安修会修女，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和卢尔曼·麦斯温（Rulman Merswin）等神秘主义者都曾在这里活动。后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可能不仅在此工作，还使用了古登堡的发明，例如凯瑟斯伯格的约翰·盖勒（Johann Geiler von Kaysersberg）、古登堡的第一位传记作家雅各布·温菲灵（Jakob Wimpfeling），以及彼得·肖特（Peter Schott）、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等。斯特拉斯堡也是美因茨以外最早拥有印刷工场的城市之一，创建者为约翰内斯·曼特林（Johannes Ment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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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斯特拉斯堡后，古登堡首先要寻找住处，他很快就在圣阿博加斯特（St. Arbogast）区有所收获。这个区虽然位于城外，但紧邻7世纪传奇主教阿博加斯特所建的同名修道院。在那些并非世代居住于斯特拉斯堡、没能继承大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工场的手工业者当中，圣阿博加斯特区颇受欢迎。古登堡由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Lorenz Beildeck）及其妻子照料生活，后者负责家务。从这点上说，他虽在流亡之中，过的仍是不失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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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更详细地了解他母亲的遗产具体如何分配给三个孩子，但是除了斯特拉斯堡的年金，约翰内斯还有美因茨的年金。此时的美因茨拒绝向这个出逃者支付年金。当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WǮrrstadt）到访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不假思索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以拖欠债务的罪名使他被拘捕。因为美因茨的每个市民都要对城市的债务负责，被拖欠年金的古登堡完全有权利以这种方式迫使城市进行支付，他选择的是一种相当激烈的方式，这也使他的新家乡陷入外交纠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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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在城中当差的可恨敌人被关进牢房，古登堡应该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不就是一个奸诈的妒忌者和诽谤者，一个通过诈骗上位的穷光蛋吗？国王西吉斯蒙德甚至在1425年6月4日准许尼古劳斯使用他的徽章。1428年，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与埃伯哈德·温德克——一个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同阶层其他人损害而站在行会这边的城市贵族——一起，伙同亨内·克瑙夫（Henne Knauf）和约尔格·格吕尔（Jorge Gruel）挑唆行会，导致行会暴动，最终使得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其他城市贵族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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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心满意足地看着尼古劳斯被捕。他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司法上最艰难的方式来获取年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此刻的快感。美因茨当政者想尽快结束这桩丑闻，因此向古登堡承诺从现在起按时为他发放年金，斯特拉斯堡市也想尽快结束古登堡对美因茨尴尬却不违法的羞辱，因而担保美因茨将信守承诺，同时暗示古登堡，如果不想因自己的行为遭受损失，最好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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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的美因茨人古登堡现在确实可以展现出他慷慨大方的一面，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按时支付年金的保证，也看到了一个可恨敌人的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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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年3月14日，古登堡为斯特拉斯堡市政府的文书做证：在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宣誓清偿美因茨拖欠古登堡的终身年金和利息共计310古尔登，以及今后按时支付终身年金后，这位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被释放出狱；这也是第一份证明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停留的文书。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离开了负债人监狱，美因茨市从现在起按时支付古登堡的年金，因为美因茨不想再冒自己的市民被拘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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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两个月之后，即同年的5月30日，美因茨出具了另一份关于年金的文书。美因茨市同意将哥哥弗里勒的终身年金转移给约翰内斯，但是金额从14古尔登减少到12古尔登，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弟弟领取年金的时间将比哥哥更长，也可能只是约翰内斯在可接受范围内妥协的结果。显然，美因茨之前也同样阻止了这份年金的转换和支付，因为弗里勒也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更多地居住在附近的埃尔特维勒，而埃尔特维勒应该也是转移这份年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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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姐姐埃尔泽和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获得了古登堡宅院，哥哥弗里勒想要独占埃尔特维勒的房产，相应地用这份终身年金来为弟弟做补偿。此外，古登堡还有从父亲前妻的兄弟约翰·雷海迈尔（Johann Leheymer）那里继承来的10古尔登的终身年金。这样一来，约翰内斯·古登堡至少享有五份年金：斯特拉斯堡一份，弗里勒一份，父亲前妻的兄弟一份，法兰克福一份，还有一份来自身份不明的得尔肯海姆的卡特琳娜（Katherine von Delkenheim）。作为出逃者的古登堡无法亲自到美因茨领取年金——他曾将在美因茨有权有势的书记员弄进监狱，出现在其权力范围内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由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代古登堡处理美因茨的年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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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新住地的官僚不把古登堡划分为城市贵族，而是后城市贵族（nachconstofler），即不是斯特拉斯堡人的城市贵族。这一归类符合他的自我认识，也符合这座城市的规定，因为此时他的生活来源还是年金，而非手工业。年金让他过上了舒适愉悦的生活：不会挨饿，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仆人可以使唤，同时他依旧享受着夜晚的狂欢社交活动。根据他1439年缴纳的葡萄酒税金额可以推算出，当年他的地下室里存放了1924升的葡萄酒，相当于每天可用5.3升。不过，当时的人们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葡萄酒掺到饮用水中，以此为饮用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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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时应该也存在饮酒的喜好，喝纯葡萄酒的意大利人往往瞧不起北边喝掺水酒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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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得知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结识了恩尼琳·伊瑟林·托勒（Ennelin zu der Iserin Thüre），她来自阿尔萨斯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该家庭自1418年起不再有男性继承人。无论如何，家世良好、正处壮年的34岁左右的古登堡与恩尼琳开始了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发展到了让后者的母亲——寡妇埃勒维贝尔·伊瑟林·托勒（Ellewibel zur Iserin Thüre）认为两人应该结婚的程度。这些信息体现在了后来关于婚约的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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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看当时关于婚约的众多诉讼记录，就会发现中世纪晚期人们在性行为方面并不那么拘谨。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以在亲密接触后认为双方在事实上存在婚约。在一次引起轰动的诉讼中，纽伦堡城市贵族西吉斯蒙德·施特罗默（Sigismund Stromer）对彼得·伊姆霍夫（Peter Imhoff）的外甥女芭芭拉·罗斐尔霍尔茨（Barbara LǮffelholz）提出控告，原因是她不想遵守自己在共度的几晚中承诺的婚约。爱侣这几晚的表现是否让她彻底失望，或者她是否因为属意约翰·皮克海默（Johann Pirckheimer）而不愿兑现诺言，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当时人们对待婚约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婚约被视为有约束力的允诺。因此，不遵守婚约的行为经常被诉诸法庭，特别是宗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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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古登堡的婚约诉讼原始档案未能传世，我们要感谢生活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斯特拉斯堡档案管理员雅各布·文克尔（Jakob Wencker），他的摘录提供了相关信息，其中可以看到，1436年时“恩尼琳·伊瑟林·托勒”对“美因茨的汉斯·根斯弗莱施，人称古登堡”（Hannsse Gensefleisch von Mentze, den man nennet Gutenberg）提出控告，原因是他不想遵守向前者承诺的婚约——就像可以猜到的，双方曾有一段美好而热烈的关系，但古登堡并不想迎娶这位年轻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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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是在大教堂附近结识了对方，考虑到古登堡与城市贵族圈的交际，他们也可能是通过介绍认识的。恩尼琳的母亲带着善意看待这段关系的开始，正因如此，她后来深感失望，行为也越发激进，最终采取了法律手段，想以此强迫这个骄傲的城市贵族与女儿结婚。但是约翰内斯不想置身于这对母女的双重管束下，相反，他想要的是为所欲为的自由。除了他并不排斥的享乐之外，此时吸引他注意力的还有头脑中越发清晰的革命性的创业想法，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想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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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解决婚约诉讼带来的麻烦。鞋匠克劳斯·肖特（Claus Schott）或许因为劳务费成为寡妇的证人，他的说法让约翰内斯·古登堡如此反感，以至于辱骂肖特是个靠欺诈艰难度日的可怜的穷光蛋。肖特因此向议会控告古登堡，议会将这项控告移交给了同时也处理他婚约诉讼的宗教法庭。婚约诉讼的处理时间漫长，因此，为了节约费用和时间，各方达成一致，请城市仲裁员处理肖特对古登堡的控告。仲裁员判定，古登堡须向肖特支付15莱茵古尔登，在宗教法庭对婚约做出判决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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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古登堡显然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在宗教法庭做出不认可婚约的判决后，他爽快地向鞋匠支付了15古尔登。他至少在婚约诉讼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挣脱了这个孀妇用法律编织的牢笼，依旧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男人。约翰内斯·古登堡永远都不会受到婚姻约束，永远都不会困在一个女人身上。他为自由、为享乐，特别是为他的事业而活。而恰在诉讼进行的那几天，他开始落实几个月来积极设计的第一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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