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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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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且多样的信贷业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一大特征，这个时期甚至可以被视为借贷业的根本时代。当时人们常以赊账和抵押的方式进行交易，结账通常要到大型展会上才进行，例如法兰克福的展会。在美因茨，换汇等金融生意盛行，贷款生意的范围远及意大利。虽然社会上的支付习惯普遍不佳，但似乎没有造成大麻烦，因为当时的金融系统正是建立在坏账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借贷链的最后一环，不要成为只能索债的人，而是也要将债务转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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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禁止高利贷，正是这一禁令促进了松散的金融行为。原则上，基督徒不得提供有息贷款。例外的只有一些因历史原因享受特殊待遇的意大利商行和南法城市卡奥尔的市民，在此不深入探讨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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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可以用来应对这一限制。一方面，终身年金备受推崇，它们不仅是投资对象，也非常适合用来交易。繁荣的年金市场由此诞生。另一方面，恰巧有一条例外规定鼓励负债——如果有人向犹太人、伦巴第人或卡奥尔人有息贷款，又将借贷而来的钱转借他人，他就可以要求他的债务人支付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他要向上述债主支付的利息。这一规定的法律基础在于，可以要求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其为提供贷款而遭受的损失，其中既包括贷款人自己需要支付的利息，也包括贷款人因借款人未按时还款而错失的收益[122]。因此，除了年金市场，借贷市场也一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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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充满干劲的企业主，古登堡深谙其所处时代的各种融资形式，巧妙地利用融资公司筹集资金，他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例。在那个充满活力与投机行为，银行、公司和个人不能指望国家伸出援手的年代，破产和债务重组是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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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以下两个名人的例子就足以反映私人提供贷款的普遍性。大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丟勒的父亲是金匠师傅，他提供贷款并入股矿业公司；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父亲，矿主汉斯·路德也提供贷款，他的借款人中包括贵族。这两位经济状况尚可、但不算十分富裕的人都参与到了金融领域之中，因为这在当时是稀松平常的做法。当约翰内斯·古登堡在美因茨建立印刷工场时，丟勒的岳母安娜·弗莱（Anna Frey）的娘家，也就是纽伦堡城市贵族家族的鲁梅尔（Rummel）家族的银行因美第奇银行的衰弱而坠入深渊。所幸的是，鲁梅尔家族此前已经将不动产生意与银行生意分离，因此免遭灭顶之灾。这一切都表明，古登堡对融资手段的运用在当时绝非罕见，要说罕见的话，应当是他融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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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明家和企业主约翰内斯·古登堡而言，问题并不是融资本身，而是所需的金额。根据工作进展，在预估设计、制作、购买材料和纸张、快速上涨的工人酬劳等一系列费用后，他得出了800古尔登这一可观的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因茨城区10幢宅院的总价，约合今天的17.6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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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他遇到了约翰内斯·福斯特。福斯特是商人、律师、企业家和武器商，同时也涉足借贷和金融市场。后人常常将他描绘为浮夸俗气的人，但实际上人们对他的了解甚至远少于对古登堡的了解。不论是将福斯特打上大恶棍的烙印，还是把他视为精明狡诈的古登堡的牺牲品，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不顾时代背景地对古登堡做出这一评价，那么福斯特和古登堡两人都算得上精明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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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年4月，福斯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输了一场官司。由于认为自己受到中间人欺骗，福斯特拒绝支付一笔约1000古尔登的款项及40古尔登的附带费用。法院判决，福斯特必须向卖家支付这笔费用，理由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中间人的欺骗，那么他应该追究的是中间人的责任，而非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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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福斯特在这场官司中遭受了约合22万欧元的损失，但他还是愿意以百分之六的利率为古登堡的大胆事业提供800古尔登的贷款。上述官司的具体情况不明，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福斯特是真的遭受了蒙骗，或者只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尽管官司的存世资料不全，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约翰内斯·福斯特习惯与大额资金打交道，而且在投资的选择上并不挑剔。如果不是在法律纠纷这个层面上，而是以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古登堡和福斯特这两个老练商人的行为，就完全偏离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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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要求古登堡将印刷工场抵押给自己，以此保证贷款资金安全。在古登堡这个大胆的、不无风险的项目中，福斯特提供的贷款将成为工人酬劳、技术准备工作、工场设施——特别是用于“书籍作品”的印刷机和字模——的资金来源。因此，福斯特提出的抵押条件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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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斯特的贷款存在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见多识广的商人福斯特是否意识到了古登堡的发明的重要性？或许对此他比古登堡本人看得更清楚？福斯特是否得到了年轻的彼得·舍费尔的建议？在历史记载中，出生于1430年前后的舍费尔也被称为盖恩斯海姆的彼得（Peter de Gernsheim），此时刚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展现出自己作为抄写员的过人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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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古登堡的人生看作传奇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应当朝充满悲情的方向发展：主角是个单纯幼稚的德意志人，天赋过人却不谙世故，他终日钻研，却被无赖夺走了自己的发明，这位年老的大师因此孤苦地游荡在美因茨的街道，甚至有人说他变成了瞎眼的乞丐。但这样的故事不仅不符合历史叙述的要求，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历史小说。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彼得·舍费尔——他后来成为出色的印刷工场主——在福斯特与古登堡共同上演的人生戏剧中扮演了绝对不容小觑的角色。古登堡与福斯特之间的不同之处，恰好成为舍费尔和古登堡的纽带。他们两人都有复制手抄本的经验，都对复制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古登堡最大的对手其实是舍费尔，从各种事实中不难得出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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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44年夏季学期出现了“彼得·盖恩斯海姆”（Petrus Ginsheym）这个名字，1448年冬季学期则有“牧羊人彼得”（Petrus Opilionis）。作为美因茨总教区的重要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再一次出现在了书籍印刷史中，不仅古登堡和胡梅里曾在这里就读，它也是彼得·舍费尔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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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舍费尔并不满足于在埃尔福特学习。他的胸中燃烧着雄心壮志的火焰，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看到更大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像马上就能看到的，他的追求也有具体的动机。舍费尔从埃尔福特前往巴黎，来到著名的索邦神学院。大名鼎鼎的神学家让·热尔松曾任学院所在大学的校长，他将宗教修行置于经院哲学理论之上，对中世纪晚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无人可比的影响。在塞纳河畔，彼得·舍费尔很快就因抄写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成为著名的抄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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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古登堡研究者居伊·贝什泰尔（Guy Bechtel）根据特里特米乌斯（Trithemius）的记录得出结论，认为舍费尔是福斯特的养子。[123]贝什泰尔写道：“如果这个企业家因为等不来自己的后代而收养了这个来自盖恩斯海姆的孩子——这样的模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各种文献资料就逻辑地、有意义地串联到了一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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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舍费尔可能从小村庄盖恩斯海姆来到美因茨上拉丁语学校，福斯特家的收养为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收养消解了福斯特夫妇无子的压力，让他们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儿子汉斯（Hans）和女儿克里斯汀娜（Christina）在1445年后出生，后者在彼得归来后嫁给了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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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村庄的孩子成为富裕家庭的养子，大概因为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属灵恩赐（geistige gaben）而意外获得了进入知识世界的机会，他自知幸运，同时也感到有义务把握机会。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稍加延伸。舍费尔的属灵恩赐——而非心理学技术层面上的“天才”（talente）——引人注目，值得得到帮助。属灵恩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是上帝施予人类的慈悲。如果上帝赐予一个孩子天分，那么基督徒就有义务实现上帝的意志，向这个孩子伸出援手。福斯特家似乎因此获得了回报——他们以基督徒的方式对待彼得·舍费尔，然后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彼得·舍费尔而言，收养为他开辟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让他可以拥有原本出身无法带给他的未来。现在到了他探索人生的时刻，他要多加了解上帝对他的安排，而非鲁莽地定下自己的人生。这一念头激励着彼得·舍费尔，他因此踏上了前往巴黎的道路。“壮志凌云”或许是最适合用来形容他此时心理状态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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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舍费尔属于德意志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虽然怀勒的尼古拉斯（Nikolaus von Wyle）和赫尔曼·舍德尔（Hermann Schedel）在1410年出生，但是德意志第一代人文主义者的真正开端是1415年出生的彼得·路德（Peter Luder），接着是1420年出生的艾布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Eyb）、1430年出生的肯恩纳特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Kemnat），此外还有哈特曼·舍德尔等。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前往法国巴黎或意大利的学习之路，彼得·舍费尔显然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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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彼得·舍费尔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养父及岳父保持忠诚，另外，这个天资聪颖的年轻人也对印刷师这个职业展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他在字体和版面设计工作上的背景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经验丰富的彼得·舍费尔踌躇满志地从巴黎回到美因茨，成为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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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得知他加入古登堡的印刷工场的具体时间，可能是1450年末或1451年初。舍费尔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排字技术，但他的兴趣不止于此，他想了解印刷术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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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就开设过培训课程，现在他同时进行的是教学和研发工作。在浇铸原型字模后，古登堡随即进行试印，目的是在批量生产活字之前检测字形是否精确，是否能整齐排列。不止如此，因为古登堡以超越美因茨的那位修道院抄写员为目标，所有活字在正式开始印刷之前都经过试印，以检测精确度。如此细致的工作意味着要投入时间。古登堡知道，在必要的环节节省必要的时间最为致命，急躁的后果是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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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间也意味着金钱，古登堡不得不在1451年时再次向福斯特贷款800古尔登。但贷款过程似乎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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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深受振奋的彼得·舍费尔一再向养父描述古登堡的发明工作是多么的伟大和具有前景。从事过抄写工作的舍费尔与古登堡同样追求字体完美，或许是舍费尔让福斯特相信，想要实现惊人成果，就必须接受工作所需的时间。古登堡和舍费尔很可能互相促进，对字模精益求精。如果将舍费尔之后印刷的《圣咏经》与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进行比较，就会看到它们展现出的是同样的细致和高要求，只是前者无法再现后者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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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日子里，福斯特或许产生了成为印刷企业主的想法。印刷工场的发展和养子取得的工作进展让福斯特的心中充满了商人的喜悦。他此时应该还没有将古登堡排挤出印刷工场的想法。如果古登堡无力偿还第一笔贷款，印刷工场自然会落入他手，古登堡还为福斯特培训出了一个能力出色又绝对忠诚的印刷师，福斯特因此也有运营这个工场的能力。但这还都是未知数，因为理论上古登堡随时都有可能偿还贷款或解雇舍费尔。因此，古登堡再次出现的经济困境正如他所愿。这次福斯特不再满足于提供贷款，而是要求作为股东入股。他又一次拿出800古尔登，用于支付古登堡员工的酬劳和购买铅、锌、纸张、皮纸等，换而言之，古登堡的新合伙人承担起了项目的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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