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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7章 刑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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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世界：为了钱而非兴趣工作■贝尔实验室的商业分析系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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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科层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设计软件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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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9点钟之前，我一定要坐在公司的办公桌前。现在，我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17年，这样的时间安排看起来已经是非常晚的了。可在当时，这绝对非常早。如果约书亚不吵醒我的话，我大约在早上7点钟起床，吃过早餐，浏览完《纽约时报》，然后从洛克菲勒大学公寓楼地下车库中取车，驾车穿过林肯隧道，上新泽西高速公路，在纽华克的24号公路向西拐，直奔默里山。这是一个与别人相反的上班路线，路上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晚上回来的路上即使遇上晚高峰，也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第一天上班的早晨，由于不确定开车到达公司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到达，停在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吃了一个蛋饼，用一种悠然的方式浪漫地感受了一种一无所有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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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从来没有从事过有固定时间约束的工作。以前我总是做我想做的工作。现在，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为了钱而做“上司”想让我做的工作。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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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班前几周，当我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深夜品尝威士忌酒般忧伤的想法，浅酌一小口，感受一下自己身处窘境的滋味，还要寻找一些生活的希望。最初，我试图将开车上下班的时间当作一种冥想练习。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转为听新闻或音乐。那时我最喜欢的是收音机里的脱口秀节目，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这种节目才刚刚流行。我喜欢的交通广播节目是WBAI，这个节目有着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标新立异，充斥着一些固执己见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能把任何让他们困扰的事情说上个把钟头。我听到过迈克·菲德，上西区一个帮派成员，每周一次用斯伯丁·格雷风格的独白，搞笑地唠叨一个小时，都是他生活中令他痛苦的事情，掺杂着一些短暂的快乐时光。多年以后，他在位于西81大道和百老汇大街的莎士比亚书店工作，而现在这家书店早已被超市和互联网搞垮。我还听过玛格特·阿德勒的女性节目，还有关于她在巫术流行之前作为巫师的生活。还有一个男同性恋主持一个一小时的情感类音乐节目，就是在这个节目中，我第一次听到克伦·阿克斯演唱的日耳曼风格的歌舞秀。有时，我会收听古典小说如《磁带上的书本》（Book on Tape）等。但还是脱口秀更适合我，特别是由不开心的、被压迫的人所做的脱口秀。我也喜欢自我提升类的节目，特别是WABC频道在每天傍晚我开车回家时播出的托妮·格兰特主持的节目，她用动听、清纯、流畅的美国口音告诉带着问题打电话进入节目热线的听众“慢慢来，不要着急”。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5年，是我唯一一段听广播能超过几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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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直靠工作谋生的人告诉我，贝尔实验室是一座象牙塔。可对于我来说，这里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大概能赚到1.8万美元，可在贝尔实验室刚开始就能赚到4.2万美元，半年后又提高到4.9万美元。但对于在纽约生活的我们来说，还是显得过少，而且增加的薪水也没能使在世界中迷失方向的我得到宽慰，尽管我努力不把这点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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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过的焦虑和压抑，促使我比其他人更注意AT&T各种形式的规定。我每天9点钟之前一定要到办公室，一天，在上班路上我车上的气泵出了故障，我能估计到这至少会让我迟到10~15分钟。8点45分的时候，我十分惶恐地将车停在高速公路边上的公共电话厅旁，然后给我上司的秘书打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迟到。而当我半个小时后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她尖锐地批评了我，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会在乎这些事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但我是他们雇来工作的，我必须按照他们所要求的行事。我怨恨这种状态，有种强迫症的倾向，更关心规章制度的文字表述，而忽略其宗旨。一次，为了去约书亚的幼儿园，我需要请假一个上午，我试图向哈里解释一下原因。哈里很善意地告诉我，他根本不想知道这些琐事。但我又是太爱抠字眼且不够成熟，不想利用这些非常有益的自由。很多年后，当我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那里我是可以做任何我喜欢的事情的，还可以做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都不会有人会注意到。我的朋友马克·哥尼斯伯格在1986年年末离开贝尔实验室而去所罗门兄弟公司就职之前，就用他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来研究期权理论的相关书籍，尝试寻找一种确定美式看跌期权价值的闭式（closed-form）解决方案。我怀疑是否有人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尽管马克的研究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但这并不能给贝尔实验室商业分析系统中心带来直接的商业价值。但那时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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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能记起到底那里是叫“商业分析系统中心”还是“商业系统分析中心”了。他在5号楼办公，那里有100多人。我们这些前科学家来自各种领域，现在略做培训就为AT&T遇到的各种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改进的商业问题提供内部咨询了。我们听命于上司吉米·唐斯。他以前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大概将近50岁，受到当时某些物质利益的吸引，来领导这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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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畏惧唐斯。他似乎将社交活动当成一场竞争性的奥林匹克赛事，将他那旨在迅速将对手扳倒的充满柔道色彩的对话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通过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出某种咄咄逼人的、玄妙但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定论，唐斯完成了“比赛”。让我懊恼的是，他手下的那些资深员工还四处宣传他那些令人费解的言论。我最近听说罗杰·洛文斯坦——一名供职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同时也是《当天才陨落之时》（When Genius Failed）一书的作者——评论约翰·梅利韦瑟是“除非占尽优势，否则绝不出手”。唐斯相信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占尽优势。他在每次交换意见时都要占主导地位。你所知道的任何事实，你所具备的任何兴趣，都是一个表面没什么特别但其实内藏暗箭的攻击，需要他进行报复，把你打倒。如果马克·哥尼斯伯格对解决热传导中一个边界值问题发表了意见，那么唐斯就会用南方人那种拿腔拿调的语气，谈起在20年前他用傅里叶分析做出的一项非常聪明（但却毫不相关）的成果。当他看到我们一群人准备在午饭时间去跑长距离长跑时，他立刻会加入我们，尽管他已经吃过午饭了。他会速度非常快地向前冲，决心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或是空腹的人，直到因为胃痉挛而速度越来越慢。我在他身边感到不舒服，与他保持着距离。当我们有一次在一起吹牛聊天的时候，谈到冥想是实现忘我和谦卑的一种途径，他有意无意地坚持说，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要谦卑。这种说法中的讽刺意味连我都差点没注意到，当然他就更不会体会到了。我认为让他真正受折磨的是一种被夸大的让人没有安全感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同样折磨着很多科学家和学者，但却让他变成一个焦虑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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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直接上司是罗恩·谢尔曼，他是部门总监哈里手下的四位主管之一。罗恩是一位身材矮胖、和蔼可亲的工程学博士，曾是电磁脉冲（EMP）领域内一篇很重要的实验研究的共同执笔者。这项研究表明，核爆炸所产生的强磁场将会在全国电话网电话线上产生法拉第电流的瞬间增大和热量的瞬间聚集，因此，一次核攻击即使没有人员伤亡，也很可能会融化并毁掉整个电话网。罗恩是我们中心最温和、优雅的人之一，富有幽默感，待人友善，尽管他早年经历过家庭悲剧，使他成为两个幼子的单身父亲，其中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写出很受欢迎的剧本。在我看来，罗恩在贝尔实验室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他自己制定自己上班与下班的时间，且不受别人约束。他兴趣广泛，年复一年积累着更多的学位：先是工程学博士学位，接下来是高级管理人员（Executive MBA，EMBA），最后我想好像是个法律方面的学位。在贝尔实验室，行政助理和秘书类的岗位很少，罗恩会在我准备下班时，把一堆文件交给我，让我复印给小组里的每一位同事，而他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丝快乐。有时，他会让我在小组讨论会上做会议记录，并称赞我写的字好。不幸的是，这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的同时，也感到自己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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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和我不过是巨大科层体系中的两个节点。在贝尔实验室和AT&T还没有分开时，这个巨大的科层体系不但包括整个贝尔实验室，还包括AT&T、西部电力公司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属于整个贝尔系统的组织。每个主管下面有三四个MTS（技术人员，譬如我），每个部门总监（如哈里）下面有四五位主管（如罗恩），每位“吉米·唐斯”下面又会有四位“哈里”。从这里开始，整个组织架构向上延伸到越来越高的层级，最终把整个公司都包括进来。我曾经想过，如果他们再将公司扩展四个层级，或许他们就会把整个美国的成年人都变成雇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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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新来的员工都会逐渐凭直觉意识到这种报告层级。当你第一次进入公司，很快就会有人向你解释说，贝尔实验室组织架构里的职位要比AT&T组织架构里差不多同等级的职位高半级。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位于贝尔实验室底层的技术人员事实上“几乎相当于AT&T里的主管”。我在贝尔实验室的五年中，经常听到有人大声说“我刚刚参加完一次四级会议！”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种说法到底是指这个会议非常重要，需要有一位来自高高在上的第四层级的人出席来体现其重要性，还是指会议议题涉及广泛，需要同时有四个层级的人参加呢？职级越低，级别越高，你会为这些职级高的人身上散发出的神秘色彩而颤抖。吉米·唐斯常说，除非你自己得到提拔，否则你永远不会理解比你高一级别的人的行为，比你高两个级别的人的行为注定永远就是个谜。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种卡夫卡式的怪诞意味。华尔街整体上（特别是高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在这些地方工作五年以后，并没有因为职级高低差距悬殊而带来恐惧感。那时在高盛，如果业务上需要，你是非常容易接近那些重要（也是很富有的）人物的。举例来说，在我进入高盛的第一年里，我就曾与鲍勃·鲁宾谈过好几次话，那时他还是固定收益部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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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贝尔实验室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大概有100万的工作人员，从架线工到律师。贝尔实验室有着自己内容丰富得像百科全书式的各种各样的规章和制度。我有一次亲眼目睹一位主管在我为了一件临时任务需要向纽约打电话时，把行为手册翻了个遍，想找到这件事的合适处理方法。就像军队一样，贝尔实验室把你身上所有有关特长、学位或荣誉这些外在的装饰物都全部剥去，然后赋予你它自己的装饰物——主管、部门总监、中心主任，以及再往上的一些头衔。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理解公司卡上不能印上外面的学术头衔。安迪·索尔特豪斯是一位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对天文学充满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喜欢观测小行星，他比我先加入贝尔实验室。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否则一名带有博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向只有硕士学位的主管汇报工作时会出现尴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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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空间上说，商业分析系统中心坐落在久负盛名的默里山建筑群北部边缘地带简陋的活动房屋中，这片区域也是贝尔实验室最有趣，也是最有学术气息的部分。从逻辑空间上说，我们是网络系统区域90号的一部分。而10号区域虽然是数字最小的，但却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纯粹的研究中心，那里有着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着最尖端的研究工作，他们没有向政府寻求经费支持的负担。在那些没有放开竞争的日子里，AT&T公司是因政府管制而产生的垄断企业，它可以凭自己的需要制定价格，让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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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区域在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科学家绝对是世界级的。在那里，布莱恩·柯尼汉、丹尼斯·里奇与合作者们共同研发了现在名扬四海的C程序语言和UNIX操作系统，后来还设计了一整套应用程序，他们还给这些应用程序起了一些呆里呆气的名字，如“awk”“ed”“sed”“finger”“lex”以及“yacc”。10号区域在使人们广泛接受程序即是工具又是文本的观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程序语言写出来不但为了控制电子机器，还是为了让人读懂，为人所用。在贝尔实验室，人们以计算机编程为傲，并将其视为一种艺术。在物理学和工程学方面，贝尔实验室拥有实验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强大研究力量，在电子学和信息理论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使得后来通信领域的很多进展成为可能。巴丁、布拉顿和萧克利就是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克劳德·香农于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一种关于通信技术的数学理论》。这里也做基础性研究——由于发现了罗伯特·赫曼（Robert Herman）所预测的宇宙大爆炸后遗留下来的宇宙射线，彭齐亚斯（Penzias）和威尔逊（Wilson）获得了诺贝尔奖。即便是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期间，霍斯特·斯特默（Horst Stormer，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对量子霍尔效应进行了研究，最近凭借这项研究使他与他人共享了诺贝尔奖。就在1984年我要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费曼来这里做了一次关于量子计算的讲座，当时这项技术刚刚起步。10号区域的经济学研究团队（后来解散了）同样声名远播，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于1973年在《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期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了他的权威论文“理性期权定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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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区域里的人有着明显的自由，我羡慕那里的每一个人，并对自己都能感觉出来的不自由感到懊恼。我连续好几年与他人分享一辆小型货车上下班，往返于曼哈顿和默里山之间，因此得以接触到其他一些像我一样在贝尔实验室做应用研究的技术人员。我注意到那些从研究生院直接到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工程师，能很快习惯于这里的官僚习气和不被重视的感觉，他们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是独立科学家的人，总是对这里的行政机构氛围而感到恼火，我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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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托伊是几年后我在高盛的合作伙伴，他曾是一名实验粒子物理学家，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杰里米·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弗里德曼因为在深入质子内部的非弹性电子-核子碰撞实验中发现夸克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也正是这一实验启发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比尔在进入高盛之前也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他经历了与我一样的困惑。我们这种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希望取得某种成就。而贝尔实验室则更适合那种对摆弄最先进的昂贵仪器设备感兴趣的人，但我却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我的满足感来自于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可在5号楼里，我所参与的一些项目最终都令人困惑地陷入了绝境。你做了些工作，写了一些内部报告，哈里向吉米·唐斯做了汇报，然后唐斯宣布这个项目因为某个不明所以、神神秘秘、说不清楚的原因而失败或成功了。由于所有权属于贝尔实验室，我们写的报告是不可以对外发表的，可通常是，公司内部也不会有人真正用到这些研究成果。我越来越觉得“信息需要自由”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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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憎恶贝尔实验室中对管理层的顶礼膜拜。我进入贝尔实验室的时候已经35岁了，一到那里我很快就意识到除非成为管理者，否则在90号区域内是得不到尊重的。在我以前研究物理的生涯中，才干和技巧就是一切——你会对那些为了成为行政管理者而停止创造的人感到遗憾；可在贝尔实验室，才干似乎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供管理者购买和再分配的原材料。事实上，主管们是禁止从事“技术工作”的，理由是这些工作会与下属竞争从而降低士气。因此，管理者们就成为了公司内部的调配专家，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自身的能力，而去适应只在这家机构、只在当时才有价值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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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实验室，我感觉自己年龄太大了。我的同事认为所有40岁以上的技术人员都在走下坡路。我也违背了自己良好的初衷，开始这样看待他们和我自己。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日子再过2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我最终去高盛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高盛会欣赏过硬的技术和才干，我对此感到宽慰和兴奋。交易员、销售人员、程序员、期权专家，他们都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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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在贝尔实验室，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政治正确。那时还是在1981年，我们每年都要离开公司参加一次为期一天的集体治疗性质的会议，会议由外部咨询师负责组织。在那里，我们接受色彩和性别敏感度的训练。我们还玩集体游戏，就是那种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把自己看作哪种动物，并说明原因（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温顺的女同事，将自己说成是狮子，原因是狮子是以杀为荣的雌性动物，一年之后她就成了我的主管）。我们听音乐并描述音乐所唤起的感觉。我们还假设工作场所出现危机而表演小品。以其中一个情节为例，我们被告知一群男技术人员和女技术人员去离公司不远的餐厅吃午餐，其中没有他们的主管。在餐馆里，其中一个男技术人员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其中一个女技术人员觉得受了侮辱，那么女技术人员应该：（a）保持沉默；（b）向这名男技术人员提出抗议；（c）在返回贝尔实验室后向主管报告此事？我记不清正确答案是哪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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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认为应该在这些工作之外的会议中向同事和主管坦诚你自己的私人想法，然后第二天回到单位再与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表面上的合理理由是，你的性格和个人看法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因此公司关注这些也是合情合理了。我憎恶这种将个人生活和公司生活混在一起的做法，原因很简单，我受雇于公司并不意味着我每年一次都要在公众面前讨论我个人的内心烦恼，而且我也特别不喜欢听到别人的烦恼。在20年后互联网泡沫快要破裂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也为高盛感到悲哀，因为它也开始充斥着江湖郎中沿街叫卖似的咨询师，成功兜售那些时髦的、专门针对团队建设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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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5号楼里人们处处表现出野心勃勃的样子。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同是前科学家的几位女同事，开始热衷于阅读并遵从《为成功而着装》（Dress for Success）之类的书。她们开始穿着带着垫肩的男性套装，系上丝绸领带。一位女技术人员警告我永远不要穿棕色套装，她说话的语气非常认真，以至于我以后真的都不敢再买棕色西服，怕她万一知道什么重要的潜规则。可是，有一天她在倾诉她个人生活的时候却在我的办公室里失态大哭，似乎没人知道我应该表现得公事公办一些，还是应该表现得富有同情心一些。我在贝尔实验室待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贝尔系统的解散和贝尔子公司的分拆，贝尔实验室本身有一部分被分租出去了。我仍留在AT&T，而我的一些同事则被派去贝尔通信，这是由贝尔电话公司新成立的一家电信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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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低效率与令人恼火之处可以写满一本书，最能体现其官僚作风无聊本质的愚蠢之处是在1984年，有一次从上层某处发起，要求我们在每周都要填写的考勤表上再填上加班时间（在公司或在家），然而加班根本就没有加班费。这不过是诱导你哄骗领导说你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而已，以此讨好领导。这种荒唐事真抵得上斯科特·亚当斯创作的“呆伯特”（“Dibert”）讽刺漫画。而亚当斯本人就在太平洋贝尔公司工作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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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贝尔实验室的生活也有好的方面。中心里充斥着前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代潮流”而从学术界退出来到企业工作的。其中有些粒子物理学家我以前就认识。我与马克·格尼斯伯格逐渐交好，他对任何形式的难题都兴致勃勃。我去贝尔实验室面试那天，他正好不在。但我正式开始工作后不久，对很多相同事物的共同反感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离开贝尔实验室转投高盛6个月后，他步我的后尘离开贝尔加入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马克、我还与拉里·凯格利斯交上了朋友。凯格利斯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物理学家，几年前当他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广义相对论博士生时我就遇见过他。史蒂夫·布拉哈是另外一位前粒子物理学家，过去7年里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经常遇见他，他放弃了威廉姆斯学院的博士后职位，也来到了中心工作。几年后，他也离开了贝尔实验室，成为一位波士顿地区的软件咨询师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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