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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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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回顾《强盗》岁月——殉道者舒巴特——愤怒与缺乏经验——强盗世界与《强盗》：哲学理念和极端个性的实验场——理念戏剧与激情艺术——“美也终会消亡”——戏剧天空下的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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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在《莱茵塔利亚》（Rheinische Thalia ）[1] 杂志的发刊词中，席勒回顾了在卡尔高等学校度过的岁月，描绘了《强盗》一剧诞生的种种情状。正是这部剧让席勒一夜成名。“我的热情与军事纪律斗争了整整八年，但对于文艺的激情却如火焰一般强大，仿佛是人的初恋。原本要叫它熄灭的东西，却让它燃烧得更加猛烈。为了逃离那对我而言已成酷刑的境遇，我的心在一个理想世界中徜徉——却不了解真实的世界，因为一道铁栅栏将之与我隔开——不了解真正的人，因为我周围的这400人，是用同一个模具忠实地浇铸而成，而生动的自然早已庄严地与这模具分道扬镳——不了解自由而独立之存在的喜好……不了解女性之美——只有在女性变得有趣之前或是不再有趣之后，这所学院的大门才向她们打开——对人类与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我的笔必然会错过位于天使与魔鬼中间的那条线，必然会造出一个怪物，幸而世界上并无此类。我之所以愿这怪物能长生不死，是为了使‘服从’与‘天才’二者那违背自然的交媾所诞下的产物能够永恒——我指的是《强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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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写下这几句话时，已经逃离了公爵的统治疆域。他可以更加明确地谈论卡尔学校中的悲惨，但或许还不能太清楚，因为父亲还在为公爵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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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席勒服从了军事化的秩序，只是滑稽地、时常是讽刺地流露出他的不满。督学带着诧异一一做了记录，但正如弗里德里希·封·霍文所描述的，“他的同学们却更能理解”。学生们互相在题词册中写下诗句或格言；此时，他们就可以冒险采用不加遮掩的语言。同学们的题词册中留下了席勒的手迹。有一回，他模仿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写道：“哦奴役，/是耳中的雷声，/是理智的黑夜和思想的蹒跚，/是折磨心灵的感受！”[3] 而另一行符腾堡圣歌集中的诗句，则被他改编为：“某人得病静养休息/病床满是奢侈黄金/装饰如同王公贵族，/可他到底厌恶浮华/于是他在夜里整晚/过着一种悲惨生活/心里数着每个钟点/叹息期盼美好明天。”（177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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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学什么政治理论，就能体会到惩罚体系、日复一日的监管、扼杀精神的纪律之中所含的压抑。但当席勒通过阅读弗格森、卢梭和普鲁塔克的作品，熟悉了共和与人权思想的世界后，他学会了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学校的情况，于是感到义愤填膺。他在弗格森对暴政体制的描述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剥夺人之权利的宪法，或是……认为人民只能通过强制和对刑罚的恐惧才能统治的法律，其后果就是在君主中引发暴政和狂妄，在臣民中造成奴隶精神和低贱下作：用苍白遮盖每一个脸庞，用懦弱和嫉妒填满每一个心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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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政究竟能恣意妄为到何种程度，年轻的席勒可以从政论家舒巴特的例子中近距离感受。他在路德维希堡就结识了舒巴特，当时的舒巴特还是教堂合唱领队兼管风琴师。10岁的席勒亲身经历了人们是如何把这位颇受年轻人敬仰的人驱逐出城的。人们指责他生活不检点、铺张浪费、在文学上“毫无廉耻”。而他自己则在晚年回首那段岁月时坦陈，他对“道德和宗教”越来越“冷淡”，读的尽是“无神论者、讽刺宗教者、鄙夷道德之徒和窑子里的写手”所著之书，又把吸入的“毒药”传染给了别人。[5] 无论如何，舒巴特讨人喜欢的管风琴演奏已经在教会高层那里引起了非议，因为他在曲子中掺杂了骑士风流歌剧的主题。据说他还曾经醉醺醺地坐到管风琴凳子上。在酒馆里数他嗓门最大，尤其是谈到政治、政府的丑行和部长们的腐败时。当这位放肆的合唱主事又添了一位情妇时，一场针对他的纪律监察终于开始了。人们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针对宫廷显贵的讽刺诗。于是公爵下了逐客令。当时正是1773年。舒巴特先是在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Augsburg）找到了栖身之所。他开始编纂《德意志编年史》（Deutsche Chronik ），一份带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政治杂志。不久，舒巴特就成了闻名德国的政治传单作家、揭露黑幕的记者，以及政治斗争诗人，让一些人害怕，又让另一些人敬佩。正因为如此，奥格斯堡也容不下他。市长宣称：“一个流浪汉偷偷溜进了我们的城市，想给他无可救药的刊物求一帽子英国式的自由。他一个胡桃核的自由都得不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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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于1775年动身前往乌尔姆（Ulm），在那儿继续出版《德意志编年史》。到处都有人阅读这份报纸，甚至是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这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他的语言也越来越狂妄。尤其遭他针对的是把他驱离出境的卡尔·欧根公爵。他嘲讽公爵具有道德布道和包养情妇的双重天赋，不怀好意地对公爵家族不孕不育说三道四，把弗兰琦斯卡·霍恩海姆描绘成讽刺漫画中的老处女形象，将她称作“邋遢太太”[7] ，又把她比作“一个灯饰，又亮又臭”；他公开谴责把三千符腾堡子弟兵卖给英国参加殖民战争的行为，把卡尔高等学校描绘成“奴隶种植园”。当一首关于公爵的格言诗见报，诗里写道：“当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8] /不得不停止/当一个暴君/他就成了小校长”——于是卡尔·欧根终于出手。他命人用虚伪的承诺将舒巴特从帝国城市乌尔姆引诱到符腾堡境内，并将他逮捕。当舒巴特1777年2月被打入霍恩阿斯佩尔格的大牢时，公爵和他的弗兰琦斯卡就在现场，二人绝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没有庭审，没有判决，只是恣意决断而罔顾权利与法律。舒巴特做了九年卡尔·欧根个人的阶下囚。典狱长就是声名狼藉的里格上尉，席勒的教父、公爵座前曾经的红人。舒巴特被关押在城堡地基中一个污浊的拱顶地窖里，起初不能读书，不能写字，多年不许外人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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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被关押的诗人和政论家的声名却在不断增长。他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成了君主暴政牺牲品的代表。荷尔德林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男人的朋友”，而赫尔德则在他的《促进人性之通信》（Briefe zur 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中为舒巴特在自由与人性的斗士们的英雄画廊中留出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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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末，魏玛公爵和他的好友歌德出席了卡尔高等学校的年终庆典。人们建议他们不要和符腾堡公爵提起舒巴特的案子。显而易见，斯图加特的人们把歌德视为囚犯的同情者，而对思想自由的魏玛大公也并非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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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在卡尔学校的学生中尤其受到尊敬，特别是其子路德维希根据官方说法全靠“公爵开恩”才得以进入此校。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对霍恩阿斯佩尔格狱中囚徒的命运了解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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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一案的后果，就是公爵对于文学的疑心越来越大。舒巴特被当作美好精神之腐坏的警示典型，人们说，从这儿毕竟可以看出，研究文学和诗歌会导致怎样的叛逆和放纵。学生们被再次警告克制他们共同的爱好，而没有公爵允许不能擅自出版“文学作品”的规定再次得到强化。当席勒在《塔利亚》（Thalia ）的发刊词中写到“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学院，对文学的喜好侮辱了它的法则，也否定了其创立者的计划”[9] 时，他指的正是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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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把卡尔学校的生活准则称为“臣服”（Subordination）。对于他而言，公爵让他在论文第一稿遭到驳回之后再留学院一年，这种令人愤怒的命令就是一种臣服。席勒之所以十分牵挂舒巴特的命运，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同样是公爵的私刑囚犯，特别是在他不得不留校的最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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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年中，他创作了《强盗》，这部在《塔利亚》发刊词中被称为“臣服与天才之交媾”的产物。关于“臣服”的主题，该说的都已说了。人们很理解席勒的怒火与怨恨是如何积攒起来的。但在回望过往时，更让席勒感到压抑的是经历的匮乏，这是学生在校不得不接受的判决。他在《塔利亚》中写道，自己始终“不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命运”。他认为在臣服与经验之匮乏间存在关联：他被命令和规矩关在栅栏后面，与其余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经历的范围就彻底缩水，其后果就是在《强盗》中只能描绘一个想象出来的现实，不是贴近生活的人物，而是“怪物”——无论是善还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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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生活中，一切真的都必须这般守规矩，只能从生活到思想、从经验到理论、从对人的认识到“人”的概念？至少席勒是一个擅抢先机的人。假使缺乏经验，还可以推测经验，就好像拿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豪赌一样。推测在这里意味着经验的赊账，经验的事先借用。换句话说：先构思一些情景，或许它们之后就成了经验。但若是人们超前于自身经验，万事便会显得影影绰绰，甚至连人们自己也会如此。于是人就得选用花哨的颜色、刺耳的声调，摆出令人讶异的姿态。人在年轻时如果看到“天才”在自己眼前摆弄出什么幻象，最感兴趣的不是自己本来的模样，而是一心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最主要的还是变得与众不同，于是人们把自由定义为那种允许人与自身有别的力量。自由的人就是“区别”的化身。只是在人性的中间区域，所有的不同都显得太勉强、太细微。只有极端才能吸引人。在寻觅不同的道路上，自由始终追求着极限。“强盗”卡尔·莫尔（Karl Moor）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逻辑：“法律还没有造就过一个伟人，但是自由已经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乎寻常的人才。”[10] 幻想自己化身强盗就意味着：在社会的边缘或深渊中想象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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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强盗的世界是一个浪漫化的、与18世纪末的社会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尤其是在南德和施瓦本地区，当时的盗匪团伙是国家真正的祸害。在官方的小偷与流浪汉花名册中，仅在18世纪80年代的南德地区就有近4万人记录在案。多个规模庞大、分支庞杂而令人畏惧的团伙兴风作浪，我们今天称之为“有组织犯罪”。一个个村庄被胆大妄为的突然袭击所击溃，狂徒敲诈保护费、入室盗窃、抢劫，甚至干起买凶杀人的勾当，而走私更是大行其道。在强盗团伙的骨干和正常世界中间还有相当可观的中间地带，包括知情人、零星的共谋者、小盗贼、流浪汉和其他居无定所的人。被这个强盗和流寇的世界拉下水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丢掉工作的仆役、没有职位的文人、自甘堕落的学生、居无定所的工匠学徒和退伍的兵丁。其中有不少臭名昭著的头领，例如黑森林的汉尼克尔（Hannikel）、埃尔茨山脉中的施笃尔普内尔（Stülpner）、普法尔茨地区的“剥皮汉斯”（Schinderhannes）和施瓦本的“太阳酒保”（Sonnenwirt）。关于这最后一位，席勒从他的老师阿贝尔那里得知了许多细节，因为阿贝尔的父亲作为地方长官抓获了“太阳酒保”，审问了此人并做了详细记录，直到把他送上断头台。将来，席勒会在《失掉名誉的罪犯》（Verbrecher aus der verlorenen Ehre ）[11] 这部小说中讲述这个声名在外的强盗头子的故事；而小说中提到的若干罪行，也的确取材于真实故事，至少也是基于人们在卡尔学校虽然心怀畏惧却依旧乐此不疲地讲述的那些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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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当然明白要将浪漫化的强盗图像与社会现实区分开来。卡尔·莫尔告诫柯辛斯基：“你的家庭教师把罗宾汉的故事塞到你的手里……这篇故事激起了你的孩子气的想象力，并且把对伟大人物的疯狂渴望传染给了你？”[12] 但席勒却同样被绿林好汉的故事深深吸引。在对这部剧作的自评中，席勒反思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其中的共犯越少，我们就越热烈地对他产生同情；为什么我们竟为那个被世界驱逐至沙漠之人落泪；为什么我们宁愿与鲁滨孙（Robinson）一起在荒岛上安营，也不愿与旁人在世间压抑的纷乱中同游。至少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们与面前这部剧中道德如此败坏的强盗团伙联系得如此紧密。”[13] 席勒知道，他之所以选择《强盗》，也是因为自己在好好先生们的封闭社会中没有立锥之地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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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席勒具体何时开始创作这部戏剧。1775～1777年，席勒尝试了多部戏剧。受报纸上关于某个学生自杀的消息和《维特》的启发，他构思了一部题为《拿骚的学生》（Der Student von Nassau ）的剧本。据传这部剧讲的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学生却落入种种歧途，而这个主题之后在卡尔·莫尔的人生命运中再次出现。这部剧作并未流传下来，而接下来的创作计划《科西莫·封·美第奇》（Cosmus von Medici ）也同样如此。根据席勒学生时代的好友彼得森的记载，剧本的准备工作已颇具规模，原本想要以莱泽维茨《尤利乌斯·封·塔伦特》（Julius von Tarent ）为模板，讲述兄弟反目与父爱伟大的故事——这是“狂飙突进”一代尤为喜爱的主题。据说席勒强烈地感到自己离他的榜样还差得很远，于是销毁了手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戏剧，转而模仿起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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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戏剧试作的第一个阶段，席勒获得了创作《强盗》的启发。就在1775年，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封·霍文让他关注舒巴特在《施瓦本杂志》上发表的一则逸事。舒巴特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很明确，就是给小说家或剧作家提供灵感，因为必须得证明在德国也有这样的好汉。“一腔热血，并以此行事；就像法国人或英国人一样”，舒巴特写道。[14] 这个故事据说确有其事：一个贵族有两个性格迥异的儿子。弗朗茨天性虔诚，热衷名誉，胆小怕事，精打细算，没有什么游历世界的喜好。卡尔则与他相反，无忧无虑、热情洋溢，充满好奇且容易冲动。他是父亲的爱子。求学期间，美酒与佳人是他最爱的消遣；他嗜赌，欠了债，与人陷入种种纠纷，不得不趁着夜色和迷雾逃离学院。他想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中寻找容身之地，在一场战斗中受了伤。在战地医院，他终于醒悟，决心痛改前非。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袒露了他的悔恨并承诺改正。但这封信却被他的兄弟截获，导致卡尔并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隐姓埋名，化装成一个仆役混入父亲的乡间城堡。有一天在砍柴时，他目击了父亲遭人袭击，英勇地挺身而出救下父亲。随后，他终于揭下了面纱。真相很快便水落石出：弗朗茨为了尽早继承遗产，雇用了杀手。于是弗朗茨被逐出家门，而卡尔这位回头的浪子、父亲的救命恩人则得以重新为自己正名。在故事的结尾，舒巴特评论道：“何时才能有一位哲学家，去探究人类内心的深处，追寻每一个行为的萌发，关注每一个借口，写就一部人类心灵的历史，抹去伪君子脸上虚伪的表情，坚守诚实心灵的权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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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借用了故事架构和两兄弟的性格以及部分情节要素，例如卡尔在大学期间的放纵，他的出逃、悔恨，他的迷途知返、回到父亲身边，揭露兄弟的阴谋等。但恰恰当弗朗茨截获了兄弟的悔信，而卡尔没有得到父亲的宽恕，只能老老实实地假扮仆役以求栖身——恰恰是在故事的这个节骨眼上，席勒让他笔下的卡尔开始了强盗的生涯。与故事中的卡尔不同，席勒的卡尔要向整个人类复仇。他无法阻止兄弟杀人的行径，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场捍卫“诚实心灵的权利”、反抗整个世界的“伪君子”的斗争当中。席勒赋予了原先故事中的形象一抹丰碑般的色彩，不管对于恶人弗朗茨还是卡尔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即便是“怪物”，席勒仍然像舒巴特所要求的一样，作为“哲学家”深入了“人类内心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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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剧以弗朗茨·莫尔的罪行开场。卡尔因为与人决斗以及其他种种学生式的胡闹，被开除出学院；但弗朗茨不仅截下了他充满悔意的信，还捏造了一封假信，在其中大肆渲染兄长的过错。于是轻信的父亲诅咒了儿子，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卡尔因为这一举动陷入绝望，听凭他所身处的这个不三不四的群体把自己选为强盗首领，借着这一身份让自己个人对铁石心肠的父亲的愤懑变成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怨恨。与此同时，弗朗茨则试图在父亲的府邸攫取控制权：他散布长兄已死的谣言，试图让哥哥的未婚妻阿玛莉亚（Amalia）屈服于自己的暴力，更命人把因为震惊、绝望与悔恨而昏倒的父亲活埋了事。卡尔受够了强盗的生活，却又被效忠的誓言所制约；他隐姓埋名回到父亲的宅邸，面对的是其弟的罪行与未婚妻一直延续的爱。整部剧的结尾令人恐惧：弗朗茨自杀；在坟墓中侥幸活下来的父亲却在卡尔自白身份之时，因为惊骇而一命呜呼；阿玛莉亚死于卡尔之手，因为他身陷对阿玛莉亚的爱与对团伙的忠诚之间的冲突，找不到另外的出路。牺牲阿玛莉亚让卡尔解脱了对团伙的义务，终于向法警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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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的首演结束后，席勒立即写了一篇自评，批判自己剧中的人物缺乏与现实的贴近。他们并非按照自然，而是按照作者的阅读勾勒出来的。无论是强盗卡尔·莫尔，还是恶人弗朗茨·莫尔，都是按“莎士比亚的风格”[16] 构思的；对于卡尔而言，其基本的个性还有一些是从普鲁塔克与塞万提斯[17] 那里借来的；至于阿玛莉亚的形象，就必须考虑到作者读了太多的克洛卜施托克。但若接受作者“跳过了人类”这一前提，那么他笔下的人物自始至终到底还是“与自我完全一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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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为了以极端情况开展实验，常见的凡人是被“跳过”了。这部剧就是这样一场为极端性格所设置的实验：他们虽然极其片面，却前后连贯地将他们的存在原则发挥到极致，直到最后的灾难。从这个意义看，他们的确保持了“与自我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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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莫尔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伟大灵魂——具有一切可以出人头地的天赋，却带着一切天赋沉沦”。[19] 而弗朗茨·莫尔则是一个会思考的恶人，“以心灵为代价雕琢他的理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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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卡尔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怀着内心的热情相信一个善良的、充满父爱的世界秩序；但他的自恋只要被伤害到一丁点儿，就能在他心中激起向破败的世界秩序复仇的狂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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