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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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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新生活——勇于拥有勇气——失败的《斐耶斯科》朗诵会——热忱与冷淡——戏剧诞生——谋叛的假面游戏——开放的结尾——不可预知的自由——逃离曼海姆——在法兰克福的绝望——奥格斯海姆——施特莱歇尔弹奏钢琴——踏上前往鲍尔巴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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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的那个晚上，两位朋友一直在赶路，终于在清晨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黄金国（El Dorado）”[1] ，也就是普法尔茨选帝侯（Kurfürst von Pfalz）领地的边界。“您看呵，”席勒高声喊道，“界桩和栅栏都被涂上了多么友好的蓝白色！”[2] 他们进入的是巴伐利亚的领土，因为1777年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家族的巴伐利亚支脉绝嗣之后，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蒂奥多尔（Karl Theodor）大公就同时成了巴伐利亚大公。[3] 宫廷事务迁到了慕尼黑，但曼海姆却保留了一座皇城所有的文化设施，尤其是大剧院。普法尔茨选侯领—巴伐利亚是政治上的强国，因此席勒期望能暂时躲过卡尔·欧根公爵的爪牙。但他绝不能自以为已完全安全，因此在熟人圈子之外，他和施特莱歇尔用的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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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曼海姆的城门在晚间不对新来的外乡人开放，二人就在施维青根过了一夜，在1782年9月24日一早进了城。他们换上了最好的衣服，“以便装出富裕的样子来博取旁人的尊敬”。[4] 首先，他们拜见了剧院导演威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迈尔（Wilhelm Christian Dietrich Meyer）[5] 。作为斯图加特盛典的宾客，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还没有回来。看见席勒突然出现在眼前，迈尔着实大吃一惊，他还以为席勒也在斯图加特的庆典上。虽然曾听说过席勒在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但迈尔不曾料到他竟然孤注一掷地逃了出来。被牵扯进一桩违法的事情之中，让迈尔浑身不自在。他建议席勒再向公爵求一次情，并且向他暗示，达尔贝格总监肯定也会在政治纠葛面前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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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这场会面原本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迈尔的顾虑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关在一间侧屋，开始分别给公爵和自己的两位上司——奥杰将军和卡尔学校的主管齐格上校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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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爵的信又是在语气上谦卑恭敬，在内容上却坚决而自信。席勒写道，他不得不逃离符腾堡，因为如果他胆敢再向公爵请求免除创作的禁令，人们就威胁要把他投入监狱。但他必须得坚持这一要求，因为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借此间接地抱怨了军医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薪水），而也只有通过写作，他才能为自己，同时也为他的公爵“挣得名声”。这和他在9月1日请求公爵取消他写作禁令的信中的论点一模一样。但现在却从一个请求中发展出了三项明确的要求：首先，公爵应取消对席勒的写作禁令；其次要允许席勒用写作的收入前往外国游学；最后要允许席勒作为医生“着便服”，也就是在军队之外行医。若是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从一个陌生的国度赶回我的公爵、我的祖国身边”。（1782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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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可曾真的认为公爵将会让步？或许没有。但他的确想要淡化出逃这桩大事，所以才会与公爵讨价还价，尤其是考虑到他父亲的职位还依附于公爵。他写道，自己只是为了能提出合理的要求而不被立马打入大牢，才不得不前往外国。席勒给他的出走赋予了一种策略性的、因此显得危害更小的措辞，尽管对于军团医生而言，这种出走原本就如同临阵脱逃。他在1782年11月6日给好友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雅各比（Christian Friedrich Jacobi）的信中写道，这封致公爵的信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保护我的家庭的安全，同时把我这一激烈的举动尽可能解释成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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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前，席勒正因为决意出逃而情绪高涨，迷狂般地继续创作他的《斐耶斯科》。然而在曼海姆，迈尔心存疑虑、缩手缩脚的举止，以及众人看见那个被捧上天的《强盗》作者现在竟成了难民出现在眼前时脸上所流露出的惊恐，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清醒过来，重又鼓起了勇气。从现在起，就要为了名誉放手一搏了。如果公爵让步，那好，他就会回国，但是要作为得到了辩护的胜者。他绝对不会匍匐着回去。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想象成他笔下的强盗世界中反叛的一员，他的心中洋溢着伟大的谋叛者斐耶斯科的激情，而他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创作这部戏剧。他知道自己还亏欠着自己的梦想些什么。现在岌岌可危的，已经不只是自尊，也不单单是对自己行为的忠诚。他知道自己已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他出逃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就在斯图加特内外传开。没过多久，整个德国文学界都听说了此事。因此，他更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席勒感到，捍卫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所成为的那个形象，已成为一种责任。他必须继续表现出他自己所构想的样子。出逃是一桩追求自由的举动，然而在这一桩自由之举面前，他却没有了自由。行动不只是理念，理念可以收回，但行动却不行；人只能背叛自己的行动。可席勒却不愿意这样做。他鼓起全部的力量、勇气，誓要实现自己曾经定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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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的是与家庭的要求所做的斗争。席勒知道父亲期待着他迷途知返，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在之后的一年里，他将会多次听到家里的情况。当他的期待在曼海姆如此决绝的破灭，当父母以为儿子已彻底失败，再一次明确要求他回家时，席勒在1784年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中写道：“此事若是操之过急，将会给你弟弟的幸福造成永远的打击。德国的一大部分已知道我和你们公爵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清楚我为何对公爵敬而远之。人们对我的兴趣损害了公爵的利益。读者对我的尊敬（毕竟是读者决定了我未来的全部命运）和我的尊严将会如何可怕地降至谷底，一旦人们怀疑我竟在找机会回国！怀疑是我的处境强迫我反悔先前迈出的脚步，怀疑我竟要再次回到祖国去找寻大千世界无法提供的酬劳！倘若我坚持不了，我凭借决绝的逃离所展示出的公开而高尚的胆量，就会被冠以‘幼稚的冲动’或是‘愚蠢的粗暴’这类称呼。”（178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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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踏出的每一步中，席勒都将拼尽一切来捍卫迈出第一步时的“胆量”。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假如父亲继续恳求公爵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国且不受惩罚，公爵当然会拒绝，那么他席勒就有胆量敢“用对公爵的公开讽刺”来报复“自己受到的侮辱”。但这一招肯定不符合父亲的利益，因为他完全依赖于和公爵的良好关系。所以父亲也得考虑到自己儿子的胆大妄为，别再试图在他和公爵中间协调出一种腐坏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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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已经笃定心思，决不回国，除非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作家，不用再小心翼翼地向他人征求写作的许可。直到与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拉开了距离，席勒才真正意识到公爵的暴政有多么可怕。现在的他确信，说到底，不能允许任何人干涉他人施展自身的才华。阻挠他人完善自我是一桩罪行。对席勒而言，为了这一信念而工作就成了他的使命，仿佛宗教一般神圣。对他百般阻挠的公爵亵渎了人类的圣物，亵渎了个体将自身的丰富带向世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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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曼海姆的困苦和轻视压得席勒抬不起头时，他就凭着这个念头重新站起身来：他之所以反抗公爵，绝不是为了今天被日常的悲惨征服。在失败与挫折的情绪中，他总想到卡尔·莫尔的那句话：“让苦难碰上我的傲气无所作为！”[6] 出逃这一高傲的行动就成了为他自己的新生活奠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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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9月底至10月底，奥杰将军（受公爵的委托）先后四次催促席勒回国，语焉不详地承诺会对他“开恩”。但席勒不要什么“开恩”，只要他的权利，因此他毫不理会回国的要求，直到1782年10月31日，他被打上“逃役”的标签，从斯图加特部队花名录中划去，被正式宣布成了一名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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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之后的几周，席勒的遭遇确实非常悲惨。在他逃难的行李中，就有几乎已完成的《斐耶斯科》文稿。他要在迈尔家中把这部剧念给一众演员听。那是9月27日下午4点，席勒开始了他的朗读。整个剧团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施特莱歇尔对这一场景的描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朗读第一幕时“虽然安静之至，却没有半点鼓掌的迹象”。人们借着幕间的短暂休息谈论着当天的新鲜事，甚至当席勒已开始朗读第二幕时，谈论也没有立马停止。随后就渐渐安静，太安静了，没有赞许或鼓掌的迹象。最后，人们互相传递着茶点、水果，开始闲聊，其中一位演员甚至提议到花园里玩一场“射弩”。一刻钟后，所有人都走散了，只有主人迈尔和伊弗兰留了下来。人们顾左右而言他，却小心谨慎地避免谈起刚刚朗读的戏剧。出门时，迈尔把施特莱歇尔拉到一旁，问道：“请您现在诚实地告诉我，您是否确实地知道，真的是席勒写了《强盗》？”为了向满脸惊愕的施特莱歇尔说明这么问的缘由，他补充道：“因为《斐耶斯科》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差劲的剧本，写出《强盗》的席勒绝不可能弄出这么平庸、这么可悲的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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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莱歇尔把席勒的手稿给了迈尔，迈尔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他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您是对的，”他对施特莱歇尔说，“《斐耶斯科》是一部杰作，比《强盗》创作得更加完善！”这部作品在他第一次听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要归咎于席勒的“施瓦本口音”，以及席勒“那种激昂地朗诵每一个字的令人厌恶的方式！他用同一种高昂的语调诵读一切，无论是‘他关上了门’这样的旁白，还是涉及他笔下英雄的重要段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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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席勒的朗诵风格的确风评不佳。尚在卡尔学校时，他有一回曾在歌德的《克拉维戈》[9] 一剧中出场，但他来回滚动的眼珠、狂放不羁的肢体语言和喊叫，让观众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可是他并未以此为戒，而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把自己当作一个优秀的演员。在迈尔家灾难性的朗诵会后，席勒根本不曾想过这种糟糕的印象或许和他的朗诵风格有些关联。恰恰相反。他抱怨演员们的不理解，更在施特莱歇尔面前咬牙切齿地说，要是为剧院写作得不到成功，他就要作为演员登台亮相，因为“毕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朗诵台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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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迈尔修正了他对《斐耶斯科》的评价，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虽然还得等待剧院总监的评判，但认为根本不必考虑剧作还会被退稿这种可能性。当孔茨这位学校的老友来拜访他时，席勒对他说：“我的强盗可以毁灭！我的斐耶斯科将会留存。”[11] 而阿贝尔则描述了席勒有一回是如何冲进他的房间，满怀激情地朗读了正在创作的剧本中的一幕，即斐耶斯科站在画家罗马诺（Romano）的画作之前，用崇高的行动来衡量艺术表现的崇高的那一幕。他是这样说的：“你在没有生气的画布上绘出冒牌的生机，花费微乎其微的力气使伟大的事业永世长存，就因为这样，你便站在这儿，显出这么自以为是的样子……哼，你的油画是骗人的把戏——假象应当由行动来代替……我已经完成了——你只是画出来的事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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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关注的一场戏，因为作者在此用艺术的手段贬低了艺术的梦想。席勒幻想着自己成了行动着的角色，从那儿带着鄙夷，轻蔑地看着语词织成的网，而行动的梦正是从这张网中诞生。他在写作时常有此感。想象力的激昂一把将他从语词中拽离，让他仿佛置身于现实，直到他忘记自己不过是在舞文弄墨而已。语词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就成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如此迅速地从热烈的激情转换到冷静的观察，还能清醒地权衡作品的技术细节。他曾在如痴如醉地朗诵完一段场景后对阿贝尔说，他的目标是使这部剧臻于人们在德国舞台上还从未见过的完美；《强盗》曾沾染的种种错误，不会有任何一个再来使这部剧走样；凭借这部剧，他才能奠定自己作为戏剧诗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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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在正式出版之前把这部剧送给莱辛、维兰德和歌德评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还没来得及给莱辛寄去手稿，莱辛就去世了；此外，他还听说维兰德和歌德对他的《强盗》评价不高，因此犹豫着是否将新作交给他们。或许席勒听说了维兰德致维特斯[13] 的信，其中写道：“对那个涅卡河畔被人称为天才的满脑子怒火的人，歌德和我一样厌恶至极。”[14] 多年之后，席勒早已去世，在歌德的记忆中已近乎神圣；而歌德则带着某种愉悦讲述道，他曾经在马林巴德（Marienbad）[15] 听某位大公谈论起席勒的《强盗》。“倘若我是上帝，”这位大公说，“正要创造世界，却在这个瞬间预见到席勒将要在其中写出《强盗》，我肯定不会创造这个世界。”[16] 在席勒还觉得自己是个“大男子汉”的年代，若是听到这样一句出自王公贵族之口的评价，肯定会让他倍感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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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盗》上演之后，席勒就开始了创作《斐耶斯科》的工作。但实际上，他在写作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在着手研究斐耶斯科的形象。论文中提到了花天酒地的斐耶斯科，这是为了证明精神力与性欲可以共存，同时驳斥认为纵欲会削弱精神的通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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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耶斯科在历史记载中是个强壮而狡猾的美男子，颇受女人欢迎，出身于高傲的贵族家庭，充满不可抑制的政治抱负。他是16世纪中期一场针对当时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者、多里阿（Doria）家族的政治阴谋的核心。[17] 斐耶斯科在历史中的形象并不清晰。人们不确定他究竟是想将共和国从王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还是想要自立为王。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对手安德里亚·多里阿（Andreas Doria）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无法用善恶来衡量。他身上的吸引力来自他的宏大，但这种宏大究竟源自道德还是罪行，倒可以不必深究。席勒或许是在卢梭那里第一次被引向了这个人物，而卢梭自己对此问题也难下定论。他举“斐耶斯科伯爵”的例子，证明动乱的共和国正是伟大人物的温床，正如人们在普鲁塔克那里便可学到的那样。这些人物或有着伟大的美德，或犯下崇高的罪行，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风平浪静”的国家罕有英雄，其中充斥着“半桶水式的人物”，根本配不上艺术家的“画笔”[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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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和卢梭一样，都是普鲁塔克笔下那些伟大人物的崇拜者。对于他而言，当然存在着一种价值秩序，而强有力的美德自然位居榜首。但居于次席的却是强有力的恶人，并非道德正确所要求的那种软弱的善人，这类人在席勒那里只能接受第三的位置。而既邪恶又软弱的则属于人类的浮渣，例如《斐耶斯科》中的廷臣洛梅利诺（Lomellino），或是《阴谋与爱情》中的内廷总监封·卡尔普（Hofmarschall von Kalb），这类人值得毫无保留的蔑视。至于从每个角度看都普普通通的人，叔本华之后会将其称为“类同工业制品的人”；他们虽然乌泱泱成群，但至少对剧作家而言并不重要。起码可以确定，平庸之物并不适合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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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斐耶斯科身上的不确定性所关涉的，必定只是价值层级的头两位：他究竟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楷模，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凶神恶煞——这才是此处的问题。席勒还没有敲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开始了这部戏剧的创作。倘若当时他心意已决，就肯定会清楚应当给这部戏以怎样的结尾。但他并不清楚。直到全剧就差最后两场没有写完时，他也依旧没有确定。不过，当他于1782年9月27日下午在曼海姆的导演迈尔家中朗读这部剧的选段却收效相当不佳时，《斐耶斯科》已接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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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1547年那场密谋的“政治机器结构”与地方特色，席勒一头扎进了历史著作中，详细考察了不少商贸数据，研究了当时的日常风俗。他做这一切并非为了发掘历史真相，而是为了给他的戏剧人物实验赋予一种贴近历史真实的背景。对他来说，贴近真实所带来的舞台效果要比历史真相更加重要。谁要是还提醒要忠实于历史档案，席勒就用剧本舞台版的后记中的一句话回答他们：“我敢说自己马上就能搞定历史，因为我不是［给斐耶斯科］写历史的。在我看来，只要能通过大胆的虚构在我的观众胸中激起哪怕一次情绪大迸发，就远胜过最严谨的历史精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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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历史精确”，就要求让斐耶斯科死于一场意外。因为斐耶斯科事实上正是在谋反者的战斗中落水溺亡，当时的他正在港口急匆匆地翻过护板，要登上船去，让蠢蠢欲动的划桨奴隶们恢复秩序。按席勒的话说，这么一种可怜的“意外”绝对不能在一部历史人物剧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主角要么死于反派之手，要么因为自身的原因失败。脚下一滑却不是什么失败。因此席勒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用不着什么历史真实。《斐耶斯科》必须另觅结尾；而他则希望能顺着剧本内在的动力——他称之为“机器”——来发现恰当的结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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