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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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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汉堡的邀约——爱情喜剧——告别挚友——魏玛：著名的蜗牛壳内的世界——魏玛众神——维兰德、赫尔德和其他人——第一次读康德——《尼德兰独立史》——为何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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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曼海姆剧院的种种失望后，为了创作《唐·卡洛斯》，席勒只能设想自己的剧作不是为剧院，而是为读者所写的。而为了找到恰当的情绪，他绝不能幻想剧本有任何上演的可能。必须把难堪的回忆与糟糕的情感挡得远远的。在《塔利亚》杂志上发表的《唐·卡洛斯》残篇上，有这样一则脚注：“几乎不用再说明，《唐·卡洛斯》不会成为一部戏剧。作者大胆地越过了剧院的界限，因此也不再受剧院尺度的评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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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全剧称为一场“行动的对话”，只有在不受“剧场之法则”的限制时，才能发挥出最大效果。但当全剧的尾声已近在眼前时，他还是允许自己设想一场可能的演出。他在1786年夏天请求他的出版商葛勋，接洽一下维也纳的城堡剧院。他从曼海姆演员贝克那儿得知，汉堡的剧院总监施罗德很赏识《塔利亚》上发表的残篇，于是立马给他写信。席勒不知道的是，施罗德早先曾警告过曼海姆的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要小心席勒，可现在他的确对席勒的评价更加正面。施罗德颇具名望，对当时的剧院生活也是一言九鼎。因此席勒毕恭毕敬地和他套近乎：“我向您承认，我早就在心中幻想最欢愉的希望，即能结识整个德国唯一能将我所有的艺术理想化作现实的人。”（1786年10月12日）他接着写道，由于人们在舞台上对自己的剧本“极为失当的处理”，自己在曼海姆“几乎失去了所有对戏剧的热情”。他希望情况能通过施罗德的影响得到改善。与施罗德合作最能实现浮现在他眼前的舞台艺术理想，因此“我所有的剧作都应当为了您的舞台而创作”。他请施罗德关注《唐·卡洛斯》，同时还预告明年自己会有一部新戏《愤世嫉俗者》（Menschenfeind ）[2] 。他用一段自白着重强调了这一提议：“我怀着急不可耐的憧憬，一直向往着那种舞台，能允许自己的想象力稍稍大胆，不必目睹感觉的自由飞行竟遭到如此惊人的阻碍。对于环绕舞台的木墙以及剧场法则中的其他必要事项为诗人所框定的界限，我现在也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但渺小的精神和贫乏的艺术家还给自己设立了更狭窄的限制，而伟大的演员和艺术家的天才则必须将之超越。我希望能免于此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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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很快就回了信。他说，他自己也非常希望能与《唐·卡洛斯》的作者建立起联系。他不仅表示了对作品的兴趣，更邀请诗人前往汉堡，因为在他看来，一位戏剧诗人必须身处舞台所在的地方。我们不清楚施罗德所设想的是一个固定职位，还是较为自由的合作。能得到施罗德的青睐，起初让席勒觉得颇受奉承。但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不迁居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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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理由是席勒认为，离真正的剧院太近反而会妨碍他的创作。他现在已很了解自己艺术创造力的条件。“此外也请您相信，”席勒在1786年12月18日给施罗德的信中写道，“如能保有一种幸福的幻想，我对表演艺术的热情就会有很大收获。但只要幕布和纸墙在我工作时让我想起我的界限，这种幻想就会立马消散。首先做完全自由而大胆的尝试，等到整理与修订时再来考虑剧场的限制和惯例，这样始终是更好的选择。”他还在信中承诺明年到访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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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席勒于1787年7月20日动身前往魏玛时，原本的目的地的确是汉堡。他只是想在去汉堡的路上经过魏玛歇歇脚。1787年8月29日，《唐·卡洛斯》在汉堡首演，正如一位观众所言，演出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3] 不过施罗德本人却没有那么激动。或许他还在因为席勒不来汉堡而闷闷不乐。他在1787年11月14日致席勒的信中表示，他至少没有吝惜“苦功夫或是开销”，此外还希望“全剧的时长或许能缩减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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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在1786年秋的招徕，促使席勒重新思考了他现在在德累斯顿的状况。是什么还让他留在德累斯顿？当然，他的朋友，特别是科尔纳。但日复一日，起初的热情也在习以为常中慢慢消散。席勒感到自己停滞不前。“你看，”他在魏玛写信给科尔纳，回顾德累斯顿的时光，“从此之后——对咱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事情做得很少，享受的却很多。”（1787年9月22日）之后，他对德累斯顿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看得更加清楚。1789年3月9日，还是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们为什么得相互分开生活？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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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友谊，德累斯顿本身就更不可能留住席勒。他在最初几个月已享受过这座城市的建筑之美与艺术珍宝，但城市的文化生活却让他大失所望。“那儿一片精神的荒漠……德累斯顿人完全是一群肤浅、萎靡、叫人无法忍受的乌合之众，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让人舒心。他们整天就关心自己那点儿私利，一个自由而高贵的人会彻底迷失在众多饥饿的国民之中。”［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Charlotte von Lengefeld）与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Karoline von Lengefeld）[4] ，1788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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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早已失去了强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5] 时代的那种社会与宫廷的辉煌。王室已经出于政治原因改宗天主教，盲目虔诚与假正经之风盛行。剧院审查越发严格。例如，《唐·卡洛斯》必须做大量删减才能在德累斯顿上演，主要是那些针对宗教裁判所的文字成了文字审查的牺牲品。整个社会生活都停摆了。当席勒在魏玛被人问起，为何离开了美丽的“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他回答说：“平庸的交流造成的损害，比最美的风景和最有品位的画廊所能补偿的要更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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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他开心不起来的绯闻，完全毁了他在德累斯顿的最后几个月。席勒于1787年2月在一场假面舞会上结识了19岁的亨莉埃特·封·阿尔尼姆（Henriette von Arnim）。这个姑娘全城闻名，有不少条件不错的追求者，而且美貌动人：黑色的卷发，雪白的肌肤，还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她选了一套吉卜赛女郎的装束。席勒被她选中，欣然应允，与她跳了一整个晚上。他恋爱了。科尔纳警醒席勒，亨莉埃特的母亲要给她安排一桩更好的婚事，却依旧无法把他劝住。他追求她，少女很享受，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其他爱慕者。亨莉埃特与席勒商定，她的窗边若是燃起一根蜡烛，就表示当晚无法与席勒见面。可明娜·科尔纳却声称，她发现这个暗号只是为了打发走席勒，好诱惑更受她青睐的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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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激情与嫉妒共同增长。这段关系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科尔纳说服自己的朋友，暂且先去附近的小镇塔兰特（Tharant）住上一段时间，以便不受干扰地写完《唐·卡洛斯》。4月的天气相当糟糕，席勒在旅店一家供暖不足的房间里，觉得自己就像被丢在了一座“荒芜的孤岛”（1787年4月18日）。他完全没有“诗兴”，拿爱情折磨着自己，不能写作，只能拿英国啤酒消愁，请求德累斯顿的朋友们给他一点读物来对付“可怕的空洞时光”。明娜·科尔纳找到了恰当的东西。她给席勒寄去了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Gefährliche Liebschaften ）[7] 。席勒似乎并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警告，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棒了”（1787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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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致席勒的书信，有两封保留到了今天。在1787年4月28日的信中，这个19岁的少女形容自己已经历了种种失望，因此决定不再去爱，而只让别人坠入爱河：“我想像大多数男人一样薄情，让自己免于会激起情感的一切，却还要在我周围聚集起一支追求者的大部队。”可她说，席勒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在他面前，她再也不能保护她的心“免于遭逢爱情”[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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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给亨莉埃特的回信没能流传下来，但从她5月5日的第二封信里可以推想，席勒显然没有把她的第一封信当作爱的表白，而是将其视为承认自己的风流，于是拿她先前的情史去责怪她。但她的回应很自信：“您说这是我的罪过，但您本来也可以批判您自己。”她觉得席勒的举动是一种僭越，因此在信中抗议：“您信中的每一处都向我证明，在您心中，爱情还太过于屈从自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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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互相猜疑，却又离不开对方。5月2日，席勒给她送去了一首诗，把眼前情感的困扰归咎于二人初次靠近的那场假面舞会。“这段生命的一幅惟妙肖像，/一场假面舞会，让你成为我的女友。/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欺骗。/但我们的缘分，在说笑中结下，/有心灵的共通作见证。/……/我们友谊的开始不过是——假象！/接下去的应当是真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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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实却无从寻找。一切都是那么混乱，特别是背后还有亨莉埃特的母亲插手这段感情。她虽然欣赏席勒这位知名的诗人，但并不认为他便是自己日后的乘龙快婿。席勒有所察觉，却始终不愿相信。他折磨着自己，即便是德累斯顿朋友们的鼓舞与命令也于事无补。“打起精神来，该死的！”胡博在5月2日写道，“快把你自己哄回你力量的白昼。不过，国家本来是该给单相思的可怜人一点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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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席勒终于找回了力气，结束了这段痛苦的感情。他避免公开分手，甚至还在信中保留着一点对亨莉埃特的友情。没过多久，她便按照等级要求，远嫁东普鲁士，在一座庄园中生活，丈夫死后才重回德累斯顿，直到1847年方去世，非常高寿。她十分珍重年轻时那段爱情的回忆，总是骄傲地向访客展示席勒的画像。这幅被常青藤环绕的画像就挂在她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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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7月20日，在用《唐·卡洛斯》的书稿与汉堡剧院版本的稿酬偿还了部分债务后，席勒动身前往魏玛。之所以去魏玛，也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依旧不保险。他期待着几年前授予他顾问头衔的魏玛公爵能赏他一口饭吃——要么是像歌德或赫尔德一样有份差事，要么是像克尼贝尔[11] 一样挂个闲职——让他可以投身于写作而不必以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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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刚到魏玛，这种希望便破灭了。他在瑙姆堡（Naumburg）听说公爵已经在同一家驿站换了马，要继续前往波茨坦。也就是说，他暂时不会在魏玛见到公爵，依旧得靠写作维持生计，必须续写稿费优渥的《招魂唤鬼者》这部小说。此外，他还有一部关于尼德兰独立史的著作，刚写了开头几页。席勒原本计划只写一篇关于尼德兰独立的文章，收入《最奇特的叛乱与阴谋故事》的合集中；但他感觉到，从中可以有更大的收获。他于1787年7月21日傍晚到达魏玛，行囊中就有这两份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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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曾被魏玛的文学光芒迷住了眼，那么他快到魏玛的时候就会恼怒地发现，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都得离开方便通行马车的大路而拐上小路。这个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完全处于交通上的死角。通往魏玛的最后一段路，路况差得可怜。席勒在“太子客栈”（Erbprinz）落脚时，全身脏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在车里摇晃得都快散架了。他在当地唯一的熟人就是夏洛蒂·封·卡尔普。他几乎每天都去见她，而她则把席勒引入了城里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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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魏玛的一共约有6000人。虽然在文化上声名斐然，但这里依旧没有失去乡村小镇的风貌。穿着丝绸长袜的剧院观众还能在街上碰见猪群，在陵园的草地上还放牧着牛群。各家门口的粪堆也是市景的一部分，在夏天吸引着成群的蚊虫，因此条件更好的市民才会逃向周边的温泉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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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更好的市民”都围绕着公爵的宫廷：首先是宫中官员、大臣、内廷顾问、宫女、有头衔的教士，然后还包括政府与警察等部门的公务员，宫廷乐团及剧院成员，教师、医生、药剂师、律师——他们有别于手工业者、农民和短工。无论社会分层如何细致，对一个带着很高期望踏入这座著名城市的外人而言，原先的大世界倏然缩水成了乏味的小地方。“在魏玛，”一份当时的游记写道，“人们徒劳地寻找一座都城中应有的欢快纷繁或是喧闹的感官之乐；这儿喜爱闲暇的人太少，家境殷实、可以在无用的消遣中自我放纵的人也太少；根本不需要警察，更不需要什么秘密警察，整座城市之小，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就把每个人都置于宫廷的监管之下……只求享乐之徒很容易把魏玛视为一个悲伤的地方。人们白天都在工作，即便是那些不用干活的少部分人，也羞于被当作游手好闲之徒……一到六点，人人都赶去剧院；称之为一场大家族的聚会，倒是很恰当……演出大概九点结束；可以想见，到十点钟，每个酒馆老板都已睡得很深，至少也是在他的四面墙内安安静静地度过整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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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魏玛在定期举办的集市中回归它的乡村本真，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才会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洋葱集市，还有席勒初到不久便赶上的丰收节。人们用绿叶装点屋子，畅饮美酒，在街上载歌载舞，到处都能闻到大葱和芹菜的味道。而木材集市也办得很热闹。来的甚至还有富有的荷兰造船厂主——对于正在创作《尼德兰独立史》的席勒而言，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会面。每个月都会在雅各教堂门前举办一场猪集，让住在边上的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赫尔德很是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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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才刚到魏玛不久，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些定期举办的乡村欢庆集会的间歇，魏玛从近处看就是一个“蜗牛壳内的世界”。贵族的小团体为其社会地位而骄傲，不与旁人来往；市民与小市民的圈子亦是如此。人们到处炫耀荣誉，这些荣誉或许是因为表现听话或者在要求之前就服从，从社会的上空像雨一样掉下来的。对头衔的癖好和乱封顾问的现象，魏玛比别处更加严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访客说，“始终只听见宫廷顾问维兰德、枢密顾问歌德、副首相赫尔德。”[13] 幸好，席勒现在也可自称“顾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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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世界就夹在宫廷与市民世界之间——而即便是这里，也有蜗牛壳、党争和派系。到处都树起了旗帜，同一派的就在旗下集合。维兰德与赫尔德分别是两派的头目，二人互不来往。只有仍在意大利的歌德，遨游在所有人上方：克内贝尔是他的代理人，定期把朋友们聚集到歌德的花园别墅中来纪念他。维兰德则总向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14] 献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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