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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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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症共生——投身艺术与研读康德的决定——“思维方式的革命”——超越康德——《卡里亚斯》通信——“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自由的审美盛宴——革命恐怖——美因茨共和国——福斯特——胡博深陷其中——诗人的道德——《秀美与尊严》——纠正康德——美的灵魂——歌德对“若干段落”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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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席勒一直观察着自己身体的命运。在1791年上半年连遭重病之后,他心里清楚,自己活不了多少年了,漫长的死亡已经开始,必须精打细算地用好他剩下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就意味着:他要回归文学,回归他本来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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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创作很成功,也让他很愉快;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获得了所能获得的一切,也学到了所能学到的一切。他已明白,历史真实并不是一项计划的实现,而是有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以及无人曾预见到的后果。他已认识到,人们虽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加入目的论原则,却无法从历史中读出这一原则;然而,的确存在无法否认的进步,也的确可以谈论哲学头脑所钻研的“普遍历史”。受康德的启发,席勒将哲学精神引入历史,并用历史来探寻人类的可能性;历史丰富的素材为他的诗意想象提供了养料。因此,当席勒在第一次生病后不久,即1791年1月与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在埃尔福特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到写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的念头,就不是什么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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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不能立刻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中抽身而走。他还得写完《三十年战争史》,但这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疾病总是复发、折磨着他,然而他仍将会在与病痛的艰苦斗争中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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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1年5月的重病过后,席勒暂时好转了起来。高烧退了,下腹部的痉挛也更少了。“胸闷的感觉,”他在1791年8月27日记录道,“虽然没有一天缺席,但已经不那么强烈,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了。”9月6日:“痉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是有些气短。”但他每天已经可以读两三个小时书了。11月19日:“呼吸和下腹部的情况还没有好转。”病情就这样一直持续着。在短暂的缓和与恢复之后,疼痛又卷土重来。“通常情况下……一天的好心情得用五到六天的压抑和疼痛来偿还”,他在1797年12月8日回顾那几年受的苦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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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不得不与病痛共生,最重要的就是习惯病痛。席勒曾在一次对话中说,人们必须把疾病看作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庭成员,虽然总是硬要彰显自己的存在,但因为人们没法和他一刀两断,还是只能把他接纳进家庭,不过得起码让他少惹事。席勒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他参加社交活动的次数更少了,戒掉了有一阵子曾滥用过的兴奋剂。如果疼痛让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在白天补觉。大声说话会导致呼吸困难,于是他中断了讲课,申请休假,获准带薪休养。1793年春天,他再次继续课程,直到一阵剧痛让他晕厥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归课堂。他让洛蒂加入了柏林的遗孀普遍保险,确保她在自己身故后能得到400塔勒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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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现在过着一种低调却不孤立的生活。他很少拜访别人,但业已成名,接待了许多前来拜访的客人。同时,他还与很多人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人们可以把席勒的信件看作他作品中的重要部分。他虽不在场,却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公共领域如此引人注目。全世界都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因此更惊讶于他的创造力。连歌德也在90年代初和席勒的交往中,感到他是徘徊在鬼门关的人。“当我第一次认识他时,”歌德日后对爱克曼说,“还以为他活不过四个星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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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得病的最初几年,席勒发展出了一种和自己身体的对抗关系。从现在起,自由对他而言就是那种抵抗身体的进攻、为自己赢得活动空间之力量的代名词。从现在开始应该说:身体才是那害你的刺客!正是因此他才宣布,由自然决定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属于他的自我,而是必须将之看作“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2] 但他最大的对手、也是之后的朋友歌德,则无法认同这一观点。他称其为席勒的“自由福音”,表示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3] 这反过来又让席勒看不惯。他认为自然已经足够强大,不用再来什么帮手;人们更应该助受到威胁的精神权利一臂之力,并确保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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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席勒曾无忧无虑地折腾自己的身体,活得超出了身体的极限。他吸鼻烟、抽烟、喝过量的咖啡,用金鸡纳和鸦片治疗自己经常出现的黏膜炎。曾经的军医很懂得如何下猛药,不仅给别人,也给自己开烈性的方子。1784年冬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治疗方法可能有些过头,担心他的方子可能已给自己“造成了一辈子的损害”(致威廉·封·沃尔措根,1784年新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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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对待自己的身体根本不计后果,可现在却谨慎得如同一名身处敌境的士兵,关注着身体的每一个信号。他还不想败给身体,想要从身体上赢得尽可能多的东西。在那封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著名信件中,席勒总结了他的人生,写道:“我恐怕没有时间在自己体内完成一场宏大而普遍的思想革命,但我会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当整座大厦最终倒塌时,我或许已经从大火中抢救出了值得保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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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保存的东西”?对席勒而言,这首先就是艺术,就是美。但他知道:“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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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濒死时分,席勒决定将他剩下的时间献给美、献给艺术、献给这短暂的永恒。他想要从现在开始不离那个身处艺术之中的神半步。他在死亡的领域起誓要将有限的生命化作文字,这便是美的宗教:“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6] 不,他不愿意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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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要投身艺术,但在此之前,他还要先开始详细地研读康德。投身艺术与研究康德,这两个决定又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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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读康德,当然也是因为人既然在耶拿,莱因霍尔德又在这里建立了康德的教会,就肯定得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才能理解他所引发的“思维方式的革命”(门德尔松语)。但1791年2月,在两次重病期间阅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让他产生了对康德的特殊兴趣,个中缘由也在他要投身艺术的决定里。他希望能在自己和读者面前用哲学说清楚,为什么艺术值得成为也应当成为首要之事。他要在哲学的严格考试中测试他投身艺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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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知道,康德重新构建了精神性的与实践性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关联,也重新定义了理解世界的活动空间。他在康德那里寻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在写作时,究竟是在做什么?我所感受到的美、优雅和崇高,究竟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感受能促使我花费生命的能量使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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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不需要康德来做出投身艺术的决定,但他需要康德来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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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艺术的利益,席勒要通读康德哲学。当他于1791年2月开始时,曾写信给科尔纳:“你大概猜不到我现在读的与学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差劲货,而是康德。我自己买了一本他的《判断力批判》,书中清晰而又智慧的内容让我一读就停不下来。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渴望,就是一点点深入研究他的哲学。”(1791年3月3日)席勒以为他很快就能读完。因为已经有艺术计划在催他,《华伦斯坦》的戏剧在他脑海中有了最初的形状,他还有若干续写《招魂唤鬼者》的想法,而《大钟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 )[7] 的第一份提纲也已完成。尽管有各种文学项目,席勒却依然被康德牢牢攫住。先是《判断力批判》,然后是《纯粹理性批判》——席勒起初怀着敬畏之心看着这部巨作如同一座大山似的在自己眼前升起——从对二者的研读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活力,几乎占用了席勒所有的工作时间。一年之后的1792年1月1日,席勒写信给科尔纳:“我现在怀着很大的热情钻研康德哲学,要是能和你在晚上闲聊些相关的内容,我倒是愿意放弃很多东西。我不会收回我的决心,在把它搞明白之前绝不放弃,即便要花上三年的时间。另外,我已经在其中有了很多收获,并把它们转变成了我个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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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接近康德时清楚地意识到,康德之于哲学,正如法国大革命之于政治:二者都是18世纪末的伟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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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康德登场以来,西方思想便不再与先前一样;康德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骄傲地说:“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8] 的最初观点是一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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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用老式形而上学的风格开启了他的研究:他追问思想的前提,也就是追问思想在一切经验(有“形”之物)之前被给定的确定性,因此依照传统可以奠基一种“形”而上学。康德找到了一切经验之前的确定性,即先验确定性;但他揭示出,这些确定性只适用于经验——它们不能构建一种形而上学。这如同一声惊雷:“先验”(a-priori)被从天上取下,而形而上学的教堂必须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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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席勒觉得熟悉。他很懂得这样天塌下来的情景,毕竟他曾就自己那种空想形而上学式的爱之哲学说过:“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进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10] 然而康德的攻击不是物质的,而是先验的。这里使形而上学祛魅的不是生理或身体性的因素,而是对认识行为之结构的反思。这里所关涉的是限制以及可能性的条件。既施加束缚又给予可能的先验性从被认识的真实中剥夺了一些其所谓的客观性,转而将之给了主体这一边。归根结底,客观性只可能对主体而言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不合逻辑。这一思想让席勒茅塞顿开。因此他才在1793年2月1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将康德的原则称为一个凡人所能说出的最伟大的话语之一:“自然处于知性法则之下。”运用到物质主义的问题上,这句话就意味着:威胁要摧毁精神之创造的物质主义,其本身也是精神的建构,但精神在建构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先验的角度看,物质主义实际上就是自我遗忘之理性的教条主义。在试图将创造力与自由推入人之中心的尝试中,席勒正是从康德那里借来了优秀的理论良知。无论是物质主义的“物质”,还是笼罩着物质的天空(过时的形而上学曾将其世界一直建入天际)——一切都在主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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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祛魅。但与此同时,外在的秘密却越来越神秘,因为那既创造世界又隐藏世界的“先验”机制得以被揭示,而我们正是依赖这一机制才能厘清现实世界。而且这儿还有什么没被康德发现的:既有作为直观形式的空间与时间,我们别无他法,只能以此把握现实,因此无从知晓是否真有“自在”的空间和时间;同样如此的还有因果性,这是我们知性的一种样式,我们在其帮助下才能整理经验素材。但是否存在“自在”的因果性,我们不知道,也完全无法知道。空间、时间、因果性,这是我们感受与认知的最重要的先验条件。说它们在经验“之前”,是因为只有它们才使得经验成为可能;它们并非处于经验的彼岸,或是在某个臆测的、形而上学的“无处”。康德的“先验”(das Transzendentale)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超验”(das Transzendente)的反义词,因为先验分析恰恰证实了我们无法获得任何有关超验的知识。没有从先验通往超验的道路。康德证明了因果律不过是我们知性的原则,所以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自在”之真实的知识;而随之轰然崩塌的,还有数百年来对上帝存在之理性证明所构建起的环环相扣的华丽论据链,这一证明本希望将万物附着在因果律的主线,并证明上帝乃是最初的根因。但康德通过证明此种形而上学的范畴谬误而将其摧毁,并以此为现代认识论洗礼。现代认识论清除了那种以为认识主体仅仅是接受者的误解,因为康德证明了“认识”始终也意味着“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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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认识论也承认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的自然。但正因如此,我们无法认识自然。倘若我们确实“认识”了自然,也只是由于我们的知性为其订立了法则,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从自然中“读出”了这些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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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论一定在席勒那里找到了一块富饶的土地,因为它对席勒而言既非完全陌生,也不是崭新的。在他早期的哲学尝试中,符号理论就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他试图理解康德的认识论转折时,就可以联系到自己在第三篇毕业论文及《哲学通信》中所阐发的符号理论。这一理论不认为在符号与被符号描述之物中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共同点,而只是有一种传统的联结;它因此将人类限定在其符号世界里,正如康德的认识主体被禁闭在其先验前提的世界之中。但符号理论依旧允许现实闯入符号世界。可席勒却在康德那里学到,要是将认识主体自身的力量藏得更深,这一种闯入就不再可能。自然,一种缺乏精神的物质主义之幻象依旧可能将他压倒,但他可以告诉自己,这种物质主义不能算作现实之物的闯入,而只不过是精神的建构。就连那种可能是毁灭性的物质主义也不是毫无遮掩(sans phrase)的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席勒感到被康德引向了安全地带。甚至在主体自觉无力之处,主体的创造力也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不存在剥夺精神权力的物质主义“真理”,因为物质主义本身只是精神的一种构想。的确有真实,世界并不是一场幻梦;但我们所遇见的每一种真实,正因为被我们遇见,才只是被阐释过的真实。即便物质主义会在暗中侵蚀理想主义,但它始终只是精神的造物;只要精神任人戳破其幻想,就会忘记,正是它自己造就了让它失落的物质主义阐释。物质主义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精神的产物。假以时日,席勒会在《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11] 中写道:“真理并不像现实或事物的感性存在那样,能够从外界接受,它是思维自主和自由地创造出来的。”[12] 这对于物质主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机械)必然性之设想也同样成立。它始终是自由精神的造物。精神自由地将作为其建构产物的不自由置于外在真实的领域,又将这种不自由投射到自身之中,因此可以说:必然性不过是自由的一项功能,甚至是自由的一种虚构。在上文已引用过的席勒于1793年2月18日给科尔纳的那封信中,席勒曾略显激动地谈起他的康德体验中最关键的一点,而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想法:“的确,还没有一个凡人说出的话能比康德说出的那句话更伟大,这句话同时也概括了他的全部哲学的内容,他说:由你自己规定自己吧。这句话在理论哲学中就是:自然受制于知性的规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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