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7759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6]

1705567760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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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2 崇高与病症——回施瓦本的旅行——荷尔德林首次来访——老希律王之死——丹内克的半身像——与科塔的计划——回到耶拿——费希特的革命——做自我的新兴致——自我的命运——耶拿浪漫派——歌德与席勒相互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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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4 1793年初，席勒创作了《卡里亚斯》通信；由于病情加重，他在2月底暂时搁笔，直到5月初才重新拾起思想的红线，很快在六个星期之内便写完了《论秀美与尊严》，即便他的健康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先前的不适，”他在1793年5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复发得那么频繁，通常又持续得那么顽固，导致我三天里肯定要失去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在感觉不错的间歇中抓紧时间，才能完成我的工作中必要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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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6 席勒不得不在与病痛的搏斗中思考的事实，也反映在他于此时开始创作一篇关于激情的论文这件事上。他之后会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讨论的是“崇高”（Das Erhabene），其二则是“激情”（Das Pathetische）。[1] 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过分敏感之毁灭性后果的清算占了很大篇幅。“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不讨他喜欢，他嘲笑那种只是为了“挤干人们的泪囊”[2] 的文体。他现在所处的境地迫使他与身体病痛做斗争，而那种娇弱的美学完全不符合他在这一处境中的情绪。他很紧张，不愿失败，因此思考的更多的是“振奋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3] 他用康德所发展的“崇高”概念来解释这种“振奋性的美”，而康德本人则继承了思辨“崇高”的传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崇高与美》（1773年被译为德语）[4] 以降，这一思想史传统在18世纪末推动着众多哲学、神学与文学头脑继续思考。在“崇高”这一概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伟大，祂突破了一切维度的现实，人们不能爱祂，只能敬畏祂。随后，“崇高”从上帝过渡到自然的若干方面，过渡到宇宙、沙漠、高山与海洋令人害怕的美——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必定觉得自己渺小而迷失。而正是康德开启了“崇高”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现在，“崇高”意味着主体在庞然大物面前的自我提振。“有两样东西，”康德说，“使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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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8 席勒继承了“崇高”的主体化。他也同样认为：崇高的并非对象，而是我们自身，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强力面前不轻易投降，而是在我们心中发现某种不可战胜之物，发现一种力量，能够抵御那些让我们变得渺小甚至将我们消灭的强力。根据他的生存处境，席勒把这一从康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崇高”的主体化用到了自己的身体上。抵御身体的命运、在病痛的物质面前捍卫精神的自由，就成了他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则会赋予他崇高的尊严。他必须证明：“我们的生理状态可以被自然所决定，但我们却并不将之算作自我，而是视之为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不产生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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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0 康德把这种胜利的独立性限定在道德人格上，但席勒却认为它也适用于审美状态。如果一种美的感受能无视身体的煎熬打动人心，如果能成功写出一句话、一行诗、一个音符，如果人能说出他所忍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如果人甚至能用美的方式说出——那么精神的自由就能在感官的领域实现，而不仅仅是像康德所以为的那样，只能在与感官的对立中实现。道德的主权表现得严肃而冷峻，但审美的主权却在游戏，哪怕是在紧要关头。这虽然不会带来永生，却能防止人们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死去。“美”让人活下去；它没有终点，因为它还能美化每个终点，也就是美化死亡。不是某个虔诚的人（席勒并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道德家，而首先是美学家席勒在要求“摆脱尘世的恐惧”。[7] 席勒将他关于“崇高”的论文分成两部分，并将后一部分以《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 ）为题发表；他在其中描写了剧作家如何与“可怕之物”和痛苦“游戏”。只要人仅仅是一场舞台表演的观众，这一美学胜利就对他没有太多要求。但谁若能以观众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在其被可怖的暴力所威胁之际依然如此，就在自己身上证明了美的力量，因为他是在与自己所陷入的极端情况游戏。对席勒而言，这种美的力量具有某种崇高之处，他也因此觉得康德对崇高的道德化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席勒认为，自由在哪里胜过自然与命运的强制，哪里就有崇高的参与；而自由既可以在道德的自我坚守中又可以在审美游戏中赢得胜利。在前一种情形中，人的精神自然展现出的是尊严，在后一种情形中则显现出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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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2 当席勒完成了《论秀美与尊严》《关于崇高》（Vom Erhaben en）及《论激情》三篇论文后，他终于得以在1793年7月1日给朋友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觉得自己现在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多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宣布了自己下一个宏大计划；要回到施瓦本的故乡。父亲马上就要70岁了，他担心父亲时日无多，而母亲也抱有小恙。洛蒂怀孕了，席勒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能在祖辈的故土上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经济上能负担这场旅行，因为丹麦方面的第一笔1000塔勒的年金在7月寄到了。在动身前不久的1793年7月13日，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寄去了关于“美的哲学”的第一封信。他计划写一系列信件，在其中对自己关于艺术的思考做个总结。他计划将这一系列书信出版，并作为感谢公爵大方赠予的年金的谢礼。公爵给了他生活保障，而席勒则想要公开地（coram publico）告诉公爵，自己是如何好好利用了这段生命。然而在1794年2月26日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Schloss Christiansborg）大火中，席勒先前寄来的信被尽数焚毁。幸好，席勒让人做了抄本备份，也因此才能在1794年夏、在他与歌德友谊拉开序幕的激发下，重新拾起创作这一系列书信的工作，并最终以《审美教育书简》为题编辑出版。整个古典主义时代正是通过这一部作品实现了其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歌德之后也将给予这部著作最高的赞美：他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那些“部分是我所经历的、部分是我所期望经历的东西，竟以这样一种前后连贯且高雅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致席勒，179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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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4 1793年8月1日，席勒踏上了前往施瓦本的回乡路，8月8日抵达海尔布隆（Heilbronn）。这个帝国自由市为他提供了庇护。席勒必须先探一探情况，看他自己是否能没有风险地回到卡尔·欧根统治的地区，所以暂时还是需要家人先来海尔布隆。席勒的父亲和妹妹路易丝前来探望他。洛蒂就要临盆了，于是路易丝留了下来，好帮着做些家务，也可以在洛蒂生产时给她帮助。在海尔布隆，席勒与医生格梅林博士（Dr. Gmelin）[8] 有些交往。他是动物磁性催眠学说的重要权威，二人详尽地探讨了梦游与相关现象。或许席勒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奥尔良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戏剧的念头，因为贞德可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催眠师。无论如何，他将会在之后创作《奥尔良的童贞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时想起当年的对话。正是通过格梅林，海尔布隆才作为奇异事件的秘密中心而举世闻名；因此，克莱斯特让他笔下那位梦游的姑娘小凯蒂在海尔布隆开始她的故事[9] ，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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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6 8月末，席勒正式请求卡尔·欧根公爵准许他踏上符腾堡的土地。公爵当时正在莱茵地区逗留，并没有给他回复；但从宫中传来消息，席勒即便进入符腾堡地界，人们也会无视他。于是席勒冒险在9月8日搬到了路德维希堡，在求学时期的好友霍文家附近找了一个住处。他们两人重新开启了友谊，几乎每天都见面。现在已经是知名医生的霍文在9月14日帮着洛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Karl Friedrich Ludwig）[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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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8 夏洛蒂·封·卡尔普曾请席勒帮忙为她的儿子找一位家庭教师。9月末，席勒接待了一位施陶德林大力推荐的年轻神学硕士，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对这个腼腆地站在屋里，甚至不敢落座的英俊的年轻人并不是一无所知。席勒曾在《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nach ）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这位年轻的硕士“并非没有诗歌才华”，席勒给夏洛蒂·封·卡尔普写道，“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他的外表。另外，他也展现出许多教养和礼貌。人们对他的品行评价不错；但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定型，我也不期待他的知识与行为能有多么细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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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0 在第一次见面中，荷尔德林很紧张也很兴奋，因为席勒就是他青年时代的神。16岁那年，他为《强盗》而激动，在钢琴上练习《布鲁图斯与恺撒》（Brutus und Caesar ）的曲子[12] ，想象自己就是布鲁图斯那个角色。年轻的荷尔德林觉得，《强盗》里的阿玛莉亚和《阴谋与爱情》里的路易丝就是他女性理想的化身，更将这种理想转移到年轻时的爱人路易丝·纳斯特（Luise Nast）身上。还是个孩子时，荷尔德林就活在席勒的人生里；当他有一次到了奥格斯海姆时，就去了席勒在逃亡斯图加特路上曾住过的那间客栈。“这里对我来说是如此神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泪水因为对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的崇敬涌上我的眼睛，而我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藏住眼中的那一滴泪。”（178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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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2 对荷尔德林而言，在与席勒本人初次见面的那个瞬间里，“伟大人物就在附近，这让他变得无比严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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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4 在席勒的推荐下，夏洛蒂·封·卡尔普聘用了年轻的荷尔德林。于是荷尔德林出发前往瓦尔特斯豪森（Waltershausen），期待当他所敬仰的席勒回到耶拿时，自己能离他近一些。荷尔德林相信，作为诗人的自己能受到席勒的提点，但在二人初次见面时，他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半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在一封长信中详尽地总结了自己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并在信后附上了他的诗歌《命运》（Das Schicksal ），请席勒批评并发表在《新塔利亚》（Neue Thalia ）[14] 杂志上。这封信很务实，语调也是汇报性的；然而在某一处，荷尔德林终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为什么我必须如此贫穷，却对精神的财富有如此多的兴趣？我永远得不到幸福。但是，我必须有所追求，我也会有追求。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请您时不时地赏赐我认真的一瞥吧！”（1794年4月）同龄人诺瓦利斯也同样狂热地崇拜着席勒，他的信又怎么会有任何不同：“我当然能更轻松地忍受一切，只要我知道您对我有分毫的好感，知道当我再度见到您时，还能在您的心中找到我原来的位置。”[15] 尽管是诺瓦利斯在追求席勒的赏识，但他的言语却带着对待同辈时的自信亲切；而荷尔德林则在对席勒的崇敬中丢失了自信，觉得自己缩了水，变得羞怯，又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愧疚。因此与诺瓦利斯不同，荷尔德林永远不会在他尊敬与爱戴的席勒面前找到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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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6 在席勒动身前往符腾堡之前，胸部和下腹部的痉挛消退了；但才过了几周，恰逢荷尔德林来访时，病症不仅复发，而且更加猛烈。在感觉尚好的那个把小时，席勒为他计划创作的《华伦斯坦》做了若干笔记；而当他感觉更糟糕的时候，他就写美学书简。他不让人看出自己正忍受着痛苦。他给荷尔德林留下的印象，是自己果断、专注同时又好客而友善的精神。但在某些瞬间，他还是觉得病痛很快就会让自己无法坚持了。1793年12月10日，他给科尔纳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身上这种顽固的病症……最终也会征服比我更强大的勇者。我用全部的抽象天赋、用我所有丰富的想象力与之对抗，但还是守不住阵地……我的健康这样脆弱，只能自己心中找出一切能让我苏醒的方法……老天保佑我不要失去耐心，保佑一段时常被真正的死亡打断的生命，还能保留些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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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8 在这封哀诉的信中，还有一段简短的评论：“老希律王（Herodes）[16] 之死除了让所有曾经要直接与这位贵人打交道的人——例如我的父亲——感觉好极了之外，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影响。”被席勒称为“希律王”的卡尔·欧根公爵于10月24日去世。席勒不曾忘记公爵曾是自己年轻时的暴君；在他的信中没有丝毫宽恕之感的痕迹。但霍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不同的描述：公爵之死让席勒的心中充满悲伤，“就好像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死讯”。[17] 而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则说：“当公爵的遗体从斯图加特被运往路德维希堡的王室墓地时，我弟弟从他的住处望着出殡的队伍驶过，饱含着真挚的触动——他的眼中噙着泪水，对在场的人说：‘上帝啊，现在他也走了——我真的有许多地方要感谢他。’”[18] 但人们不能太相信这两份记载。当克里斯多芬娜于1826年把这则逸事告诉施特莱歇尔时，她不得不考虑到席勒的大儿子正作为护林官领着符腾堡公国的俸禄，而霍文的说法则是在30年后从一个性情温和、易于宽恕的老人的视角出发写下的。但对席勒而言，年轻时受的压迫在1793年秋还没有淡去。回到家乡，当年令人压抑的记忆便重新涌上心头，以至于据说他曾对在路德维希堡重逢的年轻时的好友艾尔维特（Elwert）说过：“我恨斯图加特。斯图加特不会在白天见到我。”[19] 的确，他第一次回斯图加特就是在夜里，没待几个小时就又离开。但席勒却不再公开地表达他的愤慨与受伤，而是坚守着当年（1784年）在《莱茵塔利亚》杂志发刊词上立下的原则：“我对剩下的都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与在此之前一直待我如父的那个人作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礼貌的……我与他的一切联系现在都一笔勾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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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0 从路德维希堡出发，席勒前往图宾根拜访了他的老师阿贝尔；此时的阿贝尔已被聘往图宾根任教授。对二人而言，这是一场触动心灵的重逢。阿贝尔为他闻名遐迩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席勒于图宾根逗留的几天中根本不愿离开他身边，甚至晚上也不行。当时也在场的霍文描述说，阿贝尔手中举着蜡烛去到席勒的卧室，一连对他说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根本没有注意到席勒早已沉沉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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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2 到了11月，席勒访问了卡尔高等学校。为了向他表示尊敬，400位学生共同聚集在欢庆的盛宴，用热烈的“万岁”呼声迎接他。席勒感动得几乎落泪，情绪也变得忧伤，因为他也听闻了卡尔·欧根的继承者打算关闭卡尔学校的传闻。而在3个月后的1794年4月16日，传闻最终变成了现实。斯图加特人说，学校大楼差一点就要被改造成马厩，全靠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同学、也是施瓦本诗人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Johann Christoph Haug）精彩的讽刺才得以幸免。豪格提议给马厩刻一个特别恰当的铭文：“Olim musis，nunc mulis”——“曾献给缪斯，今服务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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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4 1794年3月初，战事逐渐逼近[21] ，威胁符腾堡。一座皇家野战医院被转移到了路德维希堡附近，而在周边的某个地方则暴发了疾病，人们怀疑是野战医院迁来的后果。“一片充斥着瘟疫的军医院阴云正冲着施瓦本而来，”席勒在1794年3月7日给格梅林博士的信中写道，“我得保护自己，别让闪电击中我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他匆匆忙忙地计划在几天之后离开，随后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悲伤的消息：新公爵正打算把索里图德的育林场也一关了之。这可是父亲一生的心血。“我之后的命运如何，”父亲在给正准备远行的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因为我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就像当年费利佩二世听到他的海军上将报告整支无敌舰队[22] 都已被摧毁殆尽之时一样。”本想离开的席勒又犹豫了，尽管父亲也建议他先走为上：“既然我已见到你们，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你们，我还能对命运抱怨什么，即便我们现在就要再度分离！”父亲本想在3月9日派辆马车过来，接席勒一家最后一次到访索里图德。但席勒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心意。他推迟了返乡之旅，在3月15日搬去了离危险较远的斯图加特，还将在这里住上两个月。他住在一个漂亮的花园洋房，这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春天。席勒的病痛渐渐减轻了，在临近的博蒲瑟森林（Bopserwald）中散步；当年，他就是在这里给他的同学们朗诵《强盗》的。从父亲那里也传来好消息：他先前工作的地方得以保留，自己甚至被提拔为少校。如果阳光灿烂，席勒就会再次拿出《华伦斯坦》的手稿；心情大好时，他还宣布：只要敲定了剧情的计划，他就能在三个星期之内在斯图加特完成这部作品。在斯图加特，老朋友和新朋友们在他身边聚集成一个完整的圈子，其中就有当时的知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封·马蒂松（Friedrich von Matthisson）[23] ——席勒之后会写一篇关于他的详尽评论；还有雕塑家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Johann Heinrich Dannecker）[24] ：他将会在这最后几周为席勒雕刻那座著名的半身像，其数不胜数的复制品正是19世纪席勒崇拜的组成部分。丹内克于1794年9月22日把第一尊浇铸件寄往耶拿，并附信说：“真是奇妙，当我完成它时不再喜欢它，可现在却像个傻瓜一样深深地爱上了它。但我也得和你说，你的塑像会给人留下不可捉摸的印象：那些曾见过你的人都觉得完全和你一模一样；那些只从你的作品中认识你的人，觉得这一座塑像甚至比他们的理想所能创造的还要多。”席勒现在则开始逐渐习惯被当作经典作家对待，并在给丹内克的回信中说：“我可以在它前面一连站上几个小时，不断地发现作品中全新的美。”这尊“无可比拟的半身像”也给席勒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几乎想要把它买下来，但最后还是他身体里节俭的施瓦本性格占了上风：“要是它只要两三个路易金币，我肯定很乐意出这笔钱，因为我们由此获得的快乐是无法估量的。”[25] 在席勒去世后，丹内克以半身像为起点，完成了一尊纪念碑：“我想要把他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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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6 在1794年这个明快的春天，席勒与奋发进取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开始建立起联系；日后，这种联系将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年轻的科塔学习过法学与数学，身处一个年轻艺术家与时评人圈子的中心，他1787年继承了父亲的图书事业，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把这家成立于1659年、包括一个印刷厂的家族企业扩张成在德国独领风骚的出版社。席勒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家印刷厂付梓的。有这样坚实的本钱，再加上他企业家的技巧、他的社交才华和他在智识上的好奇心，他用不了几年就实现了自己的雄心。他旗下的作家除了歌德和席勒，还有让·保尔、荷尔德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以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与洪堡。科塔想要进军报纸杂志市场，计划办一份日报。巧的是，席勒刚好又在考虑编一份新杂志，1792年10月就想为这个新计划争取他的出版商葛勋。“我原先的打算是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双周刊，请德国最好的30～40位作家为我撰稿；我总是认为这个计划对您是最好的，您将会有一份人生的杰作；您将会也必然会因此成为德国首屈一指、最受人尊敬的出版商。”（1792年10月14日）可是葛勋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塔利亚》在经济上失败后，葛勋对席勒的杂志计划始终抱有怀疑。1794年3月，在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的介绍下，席勒与科塔第一次见面；当科塔在这次会面中听席勒谈起他的计划时，他对于通过席勒吸引过来的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创立一个文学—哲学平台之愿景感到非常兴奋。在5月初的第二次见面中，他们一起远足去了下图克海姆（Untertürkheim）；途经卡棱山（Kahlenberg）时，葡萄酒与春日的阳光让他们的情绪充满着对未来的喜悦，于是二人立刻敲定了两个项目：一份日报与一份美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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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8 席勒把这两项计划装进行囊，于1794年5月6日与洛蒂和孩子一起踏上了回耶拿的旅途。与父母的告别令人动容，因为他预感到自己不会再与他们相见，即便父亲在告别时表现出心意已决的样子，要在第二年骑着自家的马去图灵根，探望自己在迈宁根和耶拿的孩子。他打算通过卖自己关于培育树木的书挣足旅费，而席勒已经和科塔约定了出版这部著作。父亲的书的确在第二年出版了，但他的快乐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病倒了，于1796年10月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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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0 在9天的旅途后，席勒1794年5月14日到达耶拿，健康状况还算不错。他搬入了在下集市街（Am Unterem Markt）上的新家，正好与2月搬来耶拿的威廉·封·洪堡比邻。在莱因霍尔德被聘往基尔（Kiel）后，尚在施瓦本的席勒就开始运作，希望能让费希特被聘来接替莱因霍尔德的教席。费希特上门拜访了还在斯图加特的席勒；他之所以接受耶拿的聘书，也是因为他敬仰席勒，觉得与席勒一起在大学里发挥影响的前景颇具诱惑力。他对洪堡说，席勒“对哲学而言意义重大”，在他身上可以“期待哲学的全新时代”。[26] 不过，费希特也足够自信地把这种“全新时代”与他自己的登场联系起来。而他在耶拿教学生涯的开始也的确像几年前席勒的入职讲座一样，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费希特现在就是耶拿的灵魂”，荷尔德林在给他的朋友诺伊费尔（Neuffer）[27] 的信中写道（17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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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2 当费希特来到耶拿时，已经是个著名人物了。他哲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一声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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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4 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生于1762年，是一个手工匠人的儿子。在大学修习神学与法学之后，费希特首先成了一名家庭教师。他的一个学生想请他带领自己一探全世界都在谈论的康德哲学，于是费希特拿过了《纯粹理性批判》。他之前还因为这本书晦涩难懂而在其面前却步，可现在竟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他立马在1791年夏前往柯尼斯堡拜访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他遇到的是一位疲倦的老人，对他一副相当无所谓的样子；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已举世闻名的康德早已被崇拜者们包围。甚至近来还有女士们向这位声名远播的老处男寻求在生活窘境中的道德建议。和其他不少先生太太一样，费希特一开始也被打发回家。他在家中闭关35天，带着发了烧般的迫切写出一部作品，想要借此在大师面前自荐。这就是《试论一切天启》（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 ）。这部作品给康德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不仅邀请作者共进午餐，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出版商。1792年春，此书出版，却是匿名——这违背了费希特的意愿。因为顾忌审查，出版商做事非常谨慎，同时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在宗教问题上，公众等康德的最终结论已等了很久；而现在这部作品完全是按康德的精神写就的，以至于出版商预计读者会将之视为康德的作品并乐意购买。情况确实如此。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报道说：“借助这一系列作品，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个人只要读过这些著作中的一丁点儿，都能立刻认出那本书（《试论一切天启》）崇高的作者。”[28] 康德随后在同一份报纸上感谢其恭维地将此作归在自己名下，同时解释说自己并非那位“崇高的作者”；这份荣耀应归属当时仍籍籍无名的费希特。因为康德的澄清，费希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知名的哲学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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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6 席勒也同样立马读了费希特关于宗教的论著，并相信这本书出自康德之手。在给科尔纳的多封信中，他表达了对论著基本思想的同意：并非宗教创立了道德；恰恰相反，是道德创立了宗教。如果一种宗教的天启偏离了上述事实，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天启。道德自我的自律（Autonomie）是检测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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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8 初次登场就一炮而红让费希特极为振奋，于是大胆地试图重构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他将康德的自由概念推向了极端。他在耶拿第一次讲授了《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29] ；在这部书中，他从康德的名言“‘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30] 推导出了一个全能之“自我”（Ich）的概念；这一“自我”将世界体验为其“本原行动”（Tathandlung）的惰性阻碍或可能质料。费希特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我”之使徒而登场。在耶拿的人们传说费希特曾要求课上的学生盯着对面的墙看。“先生们，请诸位想想那面墙，”费希特说，“然后再将你们自己设想为与之不同之物。”人们嘲讽般地可怜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们：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费希特的课堂，却只能毫无头绪地盯着墙看，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其自我。但费希特却希望通过这堵墙的实验将寻常的意识从其自我僵化与自我物化中解放出来，正如他常说的，要让人们把自己当成月球上的一块熔岩，比让他们视自己为充满生命力的自我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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