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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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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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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尔·布雷斯福德（Noel Brailsford）1958年逝世时，已十分老迈，在英国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了。但在40年，甚或25年前，布雷斯福德却是享誉大西洋两岸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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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曾有几年常常来往，成为忘年之交。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比我父亲还大几岁，而他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影响力都还处于巅峰，可谓非常活跃。从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发表的文章来看，那种清晰、简朴而优雅的散文风格，显然深受18世纪创办《观察者》杂志（spectator）的英国作家艾迪生（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和斯梯尔（Steele）的影响，而非布雷斯福德心仪的17世纪清教徒。他的文章常常被人拿来讨论与引用，甚至连丘吉尔和艾登（Anthony Eden）等对他的政治观不以为然的人也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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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一旦在英国出现，大西洋对岸的《新共和》（New Republic）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也跟着刊行，在新政时期的华盛顿，人人无不仔细拜读。在那几年间，布雷斯福德也为所谓的“左翼书会”（Left Book Club）写了非常多的书和小册子。他的作品融合基督教循道宗（Methodist）的烈性与马克思学派炫耀式的才学，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追求普罗流行风潮(proletarian chic）的必读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刻成为英国最受瞩目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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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雷斯福德从来就没掌握过大权。他是良知的代表，曾经一度出山竞选国会议员，却出师不利——这真是他的幸运，要不然，成为政治人物的他，不出半年就会落得身败名裂。他是标准的“局内人”，十分关心时事。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原则，他常与人对立。他就是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这也是他重要的地方。然而，他这个人要比他代表的事物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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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全名为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看起来极像糅合了英国传统的圣诞童话剧中的那“穿靴子的猫”（Puss in Boots）。他比一般人要矮，短腿、阔肩，却有着长长的臂部。他的白发剪得极短，一根根都竖立起来，眼睛炯炯有神，嘴巴宽阔。他穿着粗花呢服、蓝色衬衫，系着蝴蝶结领带；领子浆得又高又挺，有点儿像牧师服领子。他不食荤腥，以坚果类和乳酪为主食，但好为客人下厨，烹调牛排大餐。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爱抽烟斗，在享用素食餐点时，来一点黑麦威士忌、法国罗纳地区或是南非的红酒。我这一生从来没有遇见过比布雷斯福德更称职的主人，他是那么风趣，专心听你说话，而且很会鼓励别人。他常在饭后和客人闲聊，炉火摇曳，就这么谈着谈着，直到夜半三更。有人说，他的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他有一种温柔，也就是法文中的“douceur”——一种没有糖分的男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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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的信仰非常坚定，但是他所宣扬的信仰却是“反宗教”。他们家世世代代不是不服国教派（不服国教派（Nonconformist)：指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牧师，就是隶属浸信会或是循道宗。宗教的热诚和修辞一直跟随着他，直到老死。生于1873年的布雷斯福德，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许多人物，在十几岁时历经相当严重的精神危机，不再相信宗教，变成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任何一个人说尖酸刻薄的话，但只要提到基督教，这个温文儒雅、和善可亲的人马上转变成一个心胸狭窄、怒火中烧、有着派系之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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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所有的教会、牧师和神职人员，像是诺克斯（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多次遭到信奉天主教当局的迫害。后创立苏格兰长老会，与人合写的《苏格兰教会信仰声明》被定为苏格兰国教纲领。），以最狠毒的话来谴责天主教的“皮条客”和偶像崇拜者。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17世纪好战的清教徒，特别是“平均派”的成员，他曾以这些人为题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他说，他永远都无法原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背叛；英国古老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和贵族阶级因此不能被推翻，且和“平均派”追求的基督教集体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他最常引用的作者就是伏尔泰，床头总摆着一本伏尔泰抨击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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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派（Leveler)：17世纪苏格兰内战及共和国时期一个民主共和派别的成员。平均派之名是敌人命名的，指支持平均派的人想要“平分人们的财产”。他们主张社会改良，真正主权移转至下议院，男子均有投票权等。他们诉诸理性，反对援引先例或圣经权威作为论证，在政治思想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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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年轻时，曾在牛津大学任特别研究员或大学导师。我想，他应该是喜欢学术生涯的古典学者。这条路也很适合他。他有一种在牛津相当受到欢迎的机灵——一种没有一点尖刻或恶意的机智；他的举止优雅，在院长和诸位导师间颇得好评。然而，为了秉持自己的良知，他坚决反对布尔战争（布尔战争（Boer War)：1899年～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战争。），于是退出学术界，一头钻进政治中。他把自己的理念写成小册子出版，发表演说，且组织会议和示威游行。这种姿态当然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当时以托利党为主的牛津人眼里。他们让布雷斯福德心里有数——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踏入学术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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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那些反战的文章却得到《曼彻斯特卫报》那个“老斯科特”（“Old Man Scott”）的青睐。在所有的英国大报中，只有《曼彻斯特卫报》批评布尔战争。事实上，这家报纸正因其反战的立场，才得以突破地域的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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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邀请布雷斯福德加入《曼彻斯特卫报》，当国际新闻的主笔。布雷斯福德也由于这项工作而首度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英国自伊丽莎白时代起，在和平时期与欧洲其他强权结盟，先是和法国，再是俄国，这种既定政策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转变。这种改变完全是自由主义政府之功，而《曼彻斯特卫报》就是最崇尚自由主义的报纸。但是，身为该报国际新闻主笔和编辑的布雷斯福德，强烈反对政府的新政策，他认为这么做是鼓励战争，而非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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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他又做了一桩最不受欢迎的事。这段时期正是吉卜林（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主要表现大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所谓的“衰退期”——英国首次意识到自己不再强权在握，政治和经济的龙头地位即将拱手让人。而新的结盟政策因为标榜可压制德意志帝国新兴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因此受到各个党派的喝彩。布雷斯福德写的社论却泼了大家一桶冷水，他也因此大大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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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他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巴尔干半岛采访报道。在这场战争中，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本来一同对抗土耳其人，后来又双双打了起来。那场在1912年至1913年进行的巴尔干战争，今天看来只是史书上一个小小的注脚，但在当年，大家却认为这就是欧战的前奏曲。那人人预期即将开打的欧洲大战，很像30年代的人对西班牙内战的感受。在巴尔干半岛的那两年，对布雷斯福德而言，或许是这一生中收获最多的时期。他厌恶战争，在这段时期看够了烽火带来的痛苦。为了更进一步观察，他志愿帮开战的任何一方抬担架。他受过两次伤，一次是在为希腊军队服务时，另一次则是帮保加利亚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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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却爱上了这一片浪漫的土地：春天的野花遍地、夏秋的干燥静寂、深谷中的溪流、多岩的峭壁，还有那活力充沛、绿意盎然的河谷。特别是，他就像许多在他之前的英国人，爱上了那些简朴的人民，也就是未曾经过“文明”洗礼的人——他们仍然保持古老的生活方式，怀抱着简单的信仰与荣誉，唱着民谣，述说着古代的民间故事；他们不会哼“风流寡妇”，也不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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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一面报道这场残酷、漫长而且混乱的战争，一面描述当地的民间故事、丰年祭、婚礼、血斗和葬礼等，也谈到他们的迷信和民间疗法、亚历山大大帝的英雄史诗、伟大的山林之子，以及对抗土耳其人的游击队。他还记录这些部族及其传统、大半被遗忘的语言，还有由一连串的侵略者和征服者——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以及土耳其人造成的废墟。这些报道汇编出版的书在英国大大地畅销，直至1930年，欧洲各国外交部无不把这些书当成基本教材，来训练即将前往巴尔干半岛服务的年轻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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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布雷斯福德作古之后，我遇见一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铁托政府里的高级官员。他告诉我，尽管布雷斯福德的书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书，但依然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政府服务的年轻人必读之书，以了解那些有着浪漫之名的荒原，诸如马其顿（Macedonia）、色萨利（色萨利（Thessaly)：希腊北部一区，位于马其顿南面、伊兹鲁斯高地和爱琴海之间。在公元前2500年为新石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巴尔干战争后，全部归属希腊王国。）、鲁美利亚（鲁美利亚(Rumelia)：原神圣罗马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鲁美利亚”原意为“罗马人的土地”。）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山杰克”（“山杰克”(Sanjak)：土耳其帝国时代省之下的行政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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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前往巴尔干半岛采访时，是一个秉持异议的自由主义者，返回时已成为异议的社会主义者。千万别称他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他很早就弃绝基督教了，但他所持的社会主义还是带有宗教色彩，而非科学辩证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他去巴尔干半岛以前，无疑地一定接触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正是20世纪初在欧洲读者最多，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作家；他笔下展现简朴的社会主义，具有悲天悯人和谦卑的特色，更表达出对农民和村夫村妇的爱。这些在布雷斯福德这个牛津大学研究员和曼彻斯特报纸主笔看来，似乎相当奇特有趣，毕竟曼彻斯特——兰开夏的首府——过去是工业革命的摇篮，现在仍是工业的堡垒。布雷斯福德发现，到了巴尔干半岛，他得以置身于托尔斯泰所述的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时代，见到家庭和村落都是互助合作的社群。就他在巴尔干半岛工作的那几年，新的“乡村社会学”运动正产生深远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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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正是穆希·波拉尼的设想，起源于匈牙利，宣扬每个有土地的小农民人人平等的草根民主，借用美国早先类似此项运动的口号来说，就是“40亩地和一头驴”。然而“乡村社会学”和美国杰斐逊和杰克逊派等先驱主张有所不同，是以社群为主，而不是个人主义，特别是由家庭推广出来的志愿合作和共同经营等理念。从任何传统的观念来看，一点“宗教”特质也没有。“乡村社会学”呼吁的是，回归农民的文化根源、信仰、民歌、先民传说、仪式和庆典。巴尔干半岛战争进行那几年，布雷斯福德都在那儿，当时也是“乡村社会学”在保加利亚蔚为风潮的时候。保加利亚的“乡村社会学者”和农民政治家斯坦布利斯基（Stambuliiski）和布雷斯福德成为好友，一直保持情谊，直至20世纪20年代被暗杀身亡。后来保加利亚的首相不知是由右翼人士或是墨索里尼的命令，还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扶植上台的，这件事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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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雷斯福德没有成为“乡村社会学者”，但是他和“乡村社会学”的接触，引领他去寻找自己的根源，也就是英国异议传统中那社群的、宗教的社会主义——回归到17世纪的“掘地派”（掘地派(Digger)：1649～1650年间在苏格兰风靡一时，主张平分土地的共产者，是一清教徒激进派别。）与“平均派”所持的理念。历史学家，包括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对其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粗鄙、言语粗俗、一点都不科学的乡下人，只会阻碍进步。布雷斯福德或许是第一个认为他们是有人道精神、怜悯爱人的社会主义先驱者。在布雷斯福德去世几年后，捷克人企图把共产主义改良为“有着一张人类脸孔”的社会主义——布雷斯福德大概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那缺乏系统但深具人性的异议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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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从来就不是主张用缓进手段进行社会变革的费边社员（费边社（Fabian)：1883～1884年在伦敦成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宗旨是在英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期成员有萧伯纳、韦布（Sidney Webb）等，一般说来，英国议会下院中的工党议员和许多党的领袖人物，都是费边社员。），他根本不在乎那一套，也讨厌权力欲重、想以官僚制度来改造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于布鲁姆斯伯利学派（布鲁姆斯伯利学派（Bloomsbury)：指1907~1930年间，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鲁姆斯伯利区聚会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以不可知论的精神讨论美学与哲学的问题，该团体的重要成员有小说家沃尔芙（Virginia woolf），福斯特（E.M.Forster），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翻译家韦利（Arther Waley）等。罗素、赫胥黎和艾略特有时也与该团体往来。）的易感、狡黠，他只有鄙视，那帮人也不甘示弱地以牙还牙。至于工会领袖，他抱持的是深深怀疑的态度。他对经济学没有多大兴趣，但对英国语言却是爱得不得了，他的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无法忍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他所持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信仰和道德之上的，而非基于历史的“科学”法则。总而言之，他的思想是“有着一颗心”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理性出发的，也非一般宣传手册上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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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可说是个“孤客”。但是，他也代表一种老式的英国传统，非费边主义、布鲁姆斯伯利学派、工会运动或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中古时期的威克立夫（Wycliffe）和皮尔斯耕农（Piers Plowman），17世纪的掘地派与平均派，至1850年以前的人民宪章运动者（Chartists）（人民宪章运动（Chartists)：为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改革议会的运动。）。这种传统诉求的是“怜悯之心”，而非“普罗阶级的团结一致”；要求穷人应得的正义与公平，而非主张对富人的报复；这是属于个人转变的传统，而非高唱福利；这种传统是良知的，不是权力的——这就是极端异议分子的传统。布雷斯福德的确很“孤独”，但是他并非“任性”或“古怪”，而是代表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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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到了1913年底宣告终结，每一个参战国都已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并饱受挫折。几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正如布雷斯福德早先预言的，所谓的“亲善协定”（Entente Cordiale），也就是英国和欧洲强权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盟，根本无法阻止德国的行动，只是使英国免于出面协调。布雷斯福德立刻决定反战。他从来就不抱着所谓的“和平主义”，但是他把“正义的”和“不义的”战争分得很清楚。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参战，以从土耳其那儿解救他们的同胞，在他看来是“正义之战”。为了几块领土、煤产或是名声，各强权之间的杀戮，对他而言则是不义的，也是残暴的战争。他再一次采取大家都不以为然的立场，并进行反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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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辞去在《曼彻斯特卫报》的职务，有好几年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有一两次还锒铛入狱，不过为时不久。很快地，他加入了由社会主义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就跟他一样，也采取反战的立场。这个小团体大抵都和布雷斯福德相似，比方说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麦克唐纳（Ramsay McDonald），有着基督信仰，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是1850年以前民权运动者的后裔，而非持激进主义的雅各宾派（Jacobins）或巴黎公社（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反对巴黎政府的巴黎起义。）的传人。他们没有一个是出自工会组织的。工会领袖都坚决参战，也利用这一点来赢得尊敬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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