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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二章 营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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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垮台使君主主义组织感到震惊和丧气，1917年的事件正朝着与其目的完全背离的方向发展。他们认识到，任何从沙皇村亚历山大宫救出罗曼诺夫一家的企图都是自杀性的，因为当地驻军规模巨大，里面都是讨厌尼古拉什卡的士兵。彼得格勒苏维埃会动员他们抓捕罗曼诺夫一家及企图营救他们一家的人。因此，没有阴谋分子准备采取行动。君主主义只是一个想法，还不是一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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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被转移到托博尔斯克，随后爆发十月革命，少数君主主义者因此改变了几个月以来的被动状态。尽管他们渴望果断行动，但还是不清楚如何才能营救沙皇一家。这件事风险巨大。如果他们进入“自由之家”，警卫分遣队势必会抵抗并造成流血事件。如果救援人员设法劫走沙皇一家，那么追捕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春季冰雪融化之前，他们无法利用河流向北到达北冰洋或向南到达秋明。在冬季，唯一的选择是乘坐马车或雪橇。如果他们前往秋明或鄂木斯克，那么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会发出消息，红军会拦截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救援队前往城西的森林，但是如果采取这种方法，他们仍然需要决定下一步去哪里。城中遍布敌人。逃离“自由之家”只是艰难历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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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后支持君主制的最活跃人物是尼古拉·马尔科夫，即众所周知的马尔科夫二世。他在1917年之前曾领导俄国人民联盟，并且自1907年以来一直担任杜马议员。他腰身粗壮，留着长发，外貌很有特点。他是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他在报纸上开玩笑地用“非犹太人”当笔名。马尔科夫二世是独裁者的狂热信徒，他对尼古拉执政的主要批评是，尼古拉向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屈服了太多次；他不认为二月革命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他认为，亟须对尼古拉展开救援并恢复尼古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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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和制糖商卡尔·亚罗申斯基似乎为君主主义组织炮制出的这些计划提供了十七万五千卢布的资助。[541]亚罗申斯基是一位充满活力的金融家，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拥有五家大银行的控股股份。他在资助疗养院时与沙皇一家熟悉起来，在二月革命之前，亚历山德拉和女儿们在疗养院里任护士。[542]克伦斯基担任总理时，亚罗申斯基向他提出了一项旨在恢复国家枯竭的财政的计划。他提出可以动用自己的资源提供帮助，他无疑是希望将来在尽力帮助俄国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利润。克伦斯基将这一计划提交给财政部审查，很快便遭到了拒绝。亚罗申斯基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543]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后，马尔科夫二世对他唠唠叨叨地讲述了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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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一家在沙皇村时，马尔科夫二世曾让亚历山德拉的密友尤利娅·杰恩作为信使送信给皇后。沙皇一家被转移到托博尔斯克时，他派了一名克里米亚团的可靠军官去找他们，以期组织营救。他希望安娜·维鲁波娃也加入，但她拒绝合作，并反对马尔科夫二世派一名军官到西西伯利亚。维鲁波娃认为，马尔科夫二世使自己营救沙皇一家的努力复杂化了。她在秋明的行动负责人鲍里斯·索洛夫约夫采取措施阻止了马尔科夫二世的使者前往托博尔斯克。[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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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是一名陆军军官，1918年时只有二十八岁，是众所周知的狂热君主主义者。他性格暴躁。临时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彼得·帕尔金斯基对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颇有微词，这惹恼了索洛夫约夫，两人差点打起来。[545]他后来没有再回到自己的部队，而是开始为亚罗申斯基工作。他和其他人说服亚罗申斯基为他们的营救任务提供资助。[546]然而，索洛夫约夫不仅仅是一个自称支持已废君主的狂热分子，还是拉斯普京曾经的追随者。通过结识拉斯普京，他向他的女儿马特廖娜求婚并娶了她。对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来说，这是一个好人选。许多俄国君主主义者对拉斯普京的态度仍然存在差异。在1917年的政治乱局中，很少有人敢大胆为尼古拉说话，但索洛夫约夫时刻记着罗曼诺夫一家的利益，因此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可。他还接受了军事训练以便执行危险的项目，这令曾经的宫中众人感到震惊。索洛夫约夫年轻而充满活力，似乎准备好牺牲个人安全来营救尼古拉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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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20日，他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托博尔斯克，途经叶卡捷琳堡和秋明，行李中放了钱、巧克力、香水、亚麻布以及人们给罗曼诺夫一家准备的礼物。他还带了三包来自安娜·维鲁波娃、弗拉基米尔和叶夫根尼娅·维耶科夫的信件——维耶科夫家在二月革命前一直是皇室随从，男人担任宫廷指挥官，女人担任侍女。[547]索洛夫约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在秋明，他使用化名斯坦尼斯拉夫·科尔热涅夫斯基。[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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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称，他把人们送给罗曼诺夫一家的钱转交给了男仆阿列克谢·沃尔科夫，后者将其交给了皇后。[549]皇后对这份礼物很满意，开始与索洛夫约夫通信。[550]沃尔科夫带来了皇后的信息，皇后建议索洛夫约夫与阿列克谢·瓦西列夫神父联络。[551]1918年2月6日，亚历山德拉可能向索洛夫约夫提出了以下要求：“让我知道你对我们境况的看法。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安静地生活，就像普通家庭那样，远离政治、争斗和阴谋。我很坦率地给你写信，因为我收到你的信时很相信你的诚意。”[552]索洛夫约夫不愿意表现得过于乐观：“非常感谢您表现出的感情和信任……整体来看，目前的情况非常困难，可能会变得危急。我确信我需要来自忠诚的朋友的帮助，或是奇迹，好让一切顺利，您对安静生活的渴望也得到满足。你诚挚而忠诚的鲍［里斯］。”[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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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索洛夫约夫决定白天从“自由之家”的路旁走过。如他所希望的一样，罗曼诺夫一家看见了他——阿纳斯塔西娅、玛丽亚和塔季扬娜当时站在窗户旁俯瞰街道。皇后给他写了一张便条，由女仆传递。他之前对于救援的希望一直描述得模糊不清，在亚历山德拉看来，除非神帮助他们，他们没有希望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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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证实了我害怕的事情：我感谢你的诚实和勇气。我们的朋友要么在遥远不为人知的地方，要么已经不在了。我不知疲倦地向主祈祷，将我的希望寄托在主身上。你谈到了奇迹，但主将你送到我们面前不正是奇迹吗？愿上帝保佑你。感激不尽，亚。[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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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从来没有见过索洛夫约夫，但直觉上很信任他。她很绝望。索洛夫约夫是除了宫廷随从以外，少数几个成功突破他们一家周围警戒线的人之一。在她眼里，他是一位完美的骑士，愿意为皇朝的事业和基督教信仰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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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认为索洛夫约夫不那么温和。甚至他的妻子都反对他。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马特廖娜经常遭到殴打。[555]她还抱怨索洛夫约夫对金钱的态度。在1918年3月2日的日记中，她提到亚罗申斯基是她丈夫经济上的资助者之一：“我知道雅罗申斯基［原文如此］给了鲍里亚［即鲍里斯］多少钱，但他一点钱也不想给我。他认为他的钱只属于自己，而我的钱却属于他。”[556]几乎可以肯定，索洛夫约夫将一部分用于帮助或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资金收入自己囊中。他似乎只给了皇后三万五千卢布，而这只是亚罗申斯基资助的十七万五千卢布中的一小部分。[557]在后来的几年里，亚罗申斯基证实，他与索洛夫约夫没有直接交往过。当然，在资金被从彼得格勒转移走后，亚罗申斯基可能并不知道确切的资金转移链。他也不清楚钱是被一次性转走还是分开转走的。即便如此，索洛夫约夫被那些同情沙皇一家的人视为骗子，那些人近距离看到了他和阿列克谢·瓦西列夫神父在托博尔斯克开展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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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不喜欢被人反驳。他也十分狡猾，每当手下的新兵挑战他的权威时，他都会以编造的理由向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告密，而苏维埃很乐意拘捕这些人。[558]塔季扬娜·博特金娜很鄙视他，她对瓦西列夫评价也不高，认为瓦西列夫看起来对赚钱更有兴趣，而不是真的想帮他们一家获得自由。她猜测，如果尼古拉重返皇位，瓦西列夫可能也会操纵政治以便自己可以获利。[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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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经常夸大他们“组织”的规模和潜力，而瓦西列夫，一个酗酒成性的人，常常端着酒杯夸耀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560]两人声称，已有三百名以前的军官潜入了托博尔斯克。虽然镇上确实有一些新兵，但塔季扬娜·博特金娜怀疑其中是否真有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所说的那些训练有素的人。[561]在她看来，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就是骗子和幻想家。她遇到了一个两人招募来的人，这人向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到达秋明并伪装成体力劳动者在这里生活的。[562]博特金娜发现，他从未到过托博尔斯克这一点很重要，她认为，沙皇一家的希望被人为地放大了。据她所知，唯一一位成功的资助者是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伯爵，他让部下从秋明北上并通过博特金医生向多尔戈鲁科夫转交了八万卢布。（这似乎是多尔戈鲁科夫4月份带到叶卡捷琳堡的所有钱。）博特金一家还结识了一位活跃的君主主义者，他在托博尔斯克居住了几个月。但事实证明，他所属的组织完全没有制订任何严肃的计划来营救罗曼诺夫一家。[563]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怀疑，索洛夫约夫不仅仅是骗子，还是为德国人卖命的间谍。直到1919年人们发现他拥有德国情报文件，这一点才得到证实。博特金娜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目标就是要摧毁沙皇一家。[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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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康斯坦丁·梅尔尼克少尉也对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没有什么好印象。康斯坦丁·梅尔尼克于1917年9月和1918年5月两度留在托博尔斯克。他认为他们的“组织”是假的。据他所知，他们截留了大部分给罗曼诺夫一家的钱，而且根本没有安排任何营救行动。据说，瓦西列夫索取并获得了一万四千卢布，钱的用途却未向梅尔尼克透露，但梅尔尼克确信他意图不良。[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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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马尔科夫也是军中一位听命于马尔科夫二世，为君主主义事业服务的年轻人。在沙皇退位前的最后几天，他曾闯入亚历山大宫，问皇后自己如何才可以帮助她。[566]作为克里米亚骑兵中一名骄傲的军官，他认为二月革命中的叛乱是叛国。[567]1918年3月，他化名为一位叫马琴科的商人，前往托博尔斯克制订合适的救援计划。[568]他忽视了他的上级马尔科夫二世给他的警告，即任何此类冒险的资金都非常紧张。在秋明，他找到了已经与罗曼诺夫一家建立联系的索洛夫约夫。索洛夫约夫的话使他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他乘坐马拉雪橇抵达了托博尔斯克，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家空荡荡的酒店里住了下来，酒店里的其他房客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努力改变俄国的私营商业，而索洛夫约夫正是伪装成一个普通商人的：他必须小心行事。[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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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静静地向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介绍了自己，并向她展示了自己从彼得格勒带来的包裹。布克斯赫韦登将包裹转交给了男仆沃尔科夫，沃尔科夫又把包裹带进了“自由之家”。[570]马尔科夫在去教堂祷告后的第二天，向当地教区的格尔莫根主教介绍了自己，并解释了他在托博尔斯克的目的。格尔莫根告诉他：“上帝会因此而奖励你。”[571]马尔科夫还联系了阿巴拉克修道院的阿列克谢神父，罗曼诺夫家的仆人基尔皮奇尼科夫和他住在一起。[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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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皮奇尼科夫是最低级别的随从，他在厨房工作，还照看罗曼诺夫一家来到托博尔斯克后买的猪。（他还在院子里单独划出了一块地来养自己的猪。）他是一个衣衫褴褛但力气巨大的男人，因为忠诚而受到喜爱，但他为罗曼诺夫一家做饭和为动物准备食物用的是同一套锅碗瓢盆，这让人们非常厌恶他。基尔皮奇尼科夫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想法，但有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臭味太浓烈，罗曼诺夫一家和随从们不得不逃到楼上的房间，把门关上。吉布斯很挑剔，当基尔皮奇尼科夫为猪准备食物时，他实在没法继续待在“自由之家”。他没法忍受难闻的气味，便称得了流感，回到自己的房间，整个冬天都开着窗户。但是警卫队的士兵信任基尔皮奇尼科夫，他能够把信件和糖果带进“自由之家”，交给罗曼诺夫一家。[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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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对马尔科夫记忆深刻，乐于收到他送来的信和书。她通过阿列克谢神父送给马尔科夫一件礼物：“给小马，长官非常感谢你，并送上来自陛下的礼物，一支象牙烟斗。”神父解释说，亚历山德拉不知道该给马尔科夫什么，但她希望马尔科夫每次点烟时都会记得她。[574]亚历山德拉很快也表达了对马尔科夫的安全的担忧，因为他很可能被科贝林斯基和比特纳认出来，毕竟比特纳在沙皇村见过他，可能会告发他。虽然科贝林斯基为罗曼诺夫一家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他毕竟是临时政府任命的人，在亚历山德拉看来终究是不值得信任的。她建议马尔科夫回到索洛夫约夫身边，那时索洛夫约夫住在波克罗夫斯科耶。[575]但是马尔科夫行事不够谨慎。在与皇后交换信息后，他在“自由之家”外面晃悠了一阵，这样罗曼诺夫一家就会看到他。亚历山德拉正巧站在阳台上，发现了他。1918年3月25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我的前克里米亚军官马尔科夫路过，还有施泰因。”[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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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已经是马尔科夫最接近营救皇室的尝试了。格尔莫根主教并不惊讶，因为他已经得出结论，俄国的君主主义者仍然缺乏严密的组织，将沙皇从宝座上推下的革命风暴也会轻易将这些人吹散。[577]马尔科夫是大胆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但除了在“自由之家”外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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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对其他君主主义者的消极态度很不满，他继续想办法营救罗曼诺夫一家。他认为有几种可能。一种方法是组织尽可能多的骑兵军官，马尔科夫二世可以提供人马并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托博尔斯克。他认为该镇偏僻的地理位置对他有利，他可以请求秋明的君主主义者帮忙。红色武装中也有同情皇室的人，马尔科夫认为可以组织他们对“自由之家”发动突袭。另一种方法是在托博尔斯克之外煽动一起虚假的农民起义，趁随后的紧张局势，带一支队伍进入该镇并接管沙皇一家。马尔科夫相信，他可以鼓动君主主义者离开红军，在托博尔斯克躲藏起来等待关键时刻。现在重要的是在“自由之家”附近集中建立一个坚定的武装中心。[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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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也在尽力保持乐观。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科贝林斯基其实对他是友善的，只是在分遣队警卫面前表现得严厉。[579]两人相处得很好，尼古拉在日记中对科贝林斯基充满谢意：“科贝林斯基是我最好的朋友。”[580]塔季扬娜·博特金娜猜测，托博尔斯克的人大胆地表现出对罗曼诺夫一家极大的支持。她告诉亲信，她相信，如果尼古拉真的想要逃脱监禁，就能找到很多士兵和渡船船工来帮助他。[581]甚至有传言说，马雷舍夫少尉麾下的一群步兵告诉科贝林斯基，如果在他们当值时有人组织救援行动，他们不会插手。[582]亚历山德拉听取了这些建议，并向家人和随从保证，“自由之家”分遣队中有一些暗地里同情尼古拉并为自己所作所为内疚的军士。她指出，他们一直暗中为他们一家留下无酵饼或鲜花作为礼物。[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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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痛恨罗曼诺夫一家，这种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但亚历山德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俄帝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有数百万公民仍然厌恶“血腥的尼古拉”，或者充其量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罗曼诺夫一家自然想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被大多数百姓所喜爱。但他们的想法与革命洪流中的俄国现实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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