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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三章 异乡奇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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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人不是为爱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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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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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特蕾莎因疾病而消瘦发黄的遗体被安放在敞开的棺材里供加拉加斯所有人瞻仰。[2]她身穿一件装饰华贵的白色锦缎长袍，倚靠的枕头里装着她丈夫的洗礼服；不会再有孩子穿了。她的脸上遮着一块布。葬礼结束后，送葬的人们都离去了，她的棺木被钉上并推入家族墓室，与玻利瓦尔家的先人们一起永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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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蒙的哥哥胡安·比森特说，极度悲伤令西蒙进入某种癫狂状态，摇摆于愤怒和绝望之间。[4]要不是胡安·比森特把醒着的每一分钟都用来照顾他，他可能会失去活下去的意志。“我曾认为我妻子是神的化身，”玻利瓦尔后来对他的一位将军说，“是上天把她从我身边偷走的，因为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5]精疲力竭的他试图打理名下的可可和靛蓝种植园，但工作并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目之所及尽是梦想生活的碎片。“愿上帝赐予我一个儿子。”他给佩德罗舅舅的信里曾这样写道。[6]那年他17岁，正沐浴在爱河中。但现在他的梦想被剥夺了，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的每一个抱负。他再也无法继续独自住在大教堂旁边那座巨大的宅邸里了，空荡荡的房间让他想起一去不返的幸福。他在加拉加斯社交界的会客厅里得不到任何安慰。他再不能指望过上大庄园里的宁静生活，有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和一群生气勃勃的孩子。他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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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没有成为鳏夫，我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玻利瓦尔将军，也成不了解放者，不过我得承认，以我的性格也很难成为圣马特奥市长……当我和妻子在一起时，我满脑子只有最热烈的爱，而不是政治理念。那些思想彼时还不在我的想象范围内……我妻子的死使我早早踏上了政治道路，去追随玛尔斯的战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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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玻利瓦尔日后养成了从接二连三的挫折中复原的超凡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始于他生命中的第20年。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变得咄咄逼人、争强好斗、直言不讳。不久，他便与安东尼奥·尼古拉斯·布里塞尼奥（Antonio Nicolás Briceño）发生了法律纠纷。[8]他声称这位邻居非法侵入了他在图伊山谷的一处庄园，跑到他的土地上建房种田。这之后没多久，他又写信指责舅舅卡洛斯·帕拉西奥斯没有及时向他通报财务状况。[9]最后，他将自己的财产管理权完全移交给另一个人——何塞·曼努埃尔·哈恩（José Manuel Jaén）。但这些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也算不上真正的年轻人该过的生活。迎来20岁生日时，他计划了一趟回欧洲的旅行。简直无法想象他对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厌倦，多么渴望离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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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年10月，他委托一艘船将他的可可、咖啡和靛蓝从拉瓜伊拉运往西班牙，他本人也随船同行。他带着一摞普鲁塔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书，[11]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艰辛旅行。颠簸了两个月后，他到达了加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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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个港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卖掉了庄园出产的作物，并向代理人哈恩做了详细指示。[12]但是1月的加的斯多雨多风，他急于离开。2月，他前往北方的马德里安抚岳父唐·贝尔纳多·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交给他一些玛丽亚·特蕾莎的遗物以寄托愁情哀思。玻利瓦尔在马德里度过了寒冷的两个月，这座城市充满了无数关于亡妻的回忆和帝国衰落的迹象，徒增他的压抑。他还穿着丧服，根据礼仪和习俗至少要穿一年。[13]他和唐·贝尔纳多相拥而泣，[14]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但会见老朋友、尝试重建旧日人脉，这些活动和在加拉加斯时一样让人不堪忍受。3月，由于面包严重短缺，国王颁布法令要求所有临时居民撤离首都，[15]这几乎令玻利瓦尔感到解脱。到了4月，紫罗兰遍地盛放，芳香弥漫在比利牛斯山温暖的空气中，他和儿时伙伴、特蕾莎的堂兄费尔南多·德尔·托罗一起翻越群山进入了法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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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他们到达了巴黎，那时法国参议院尚未宣布拿破仑为皇帝。[17]首都处处群情高涨，为无穷的可能性激动不已。法国所能取得的成就似乎不可限量。启蒙哲学家们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大革命纵有种种暴行，却使一个民族焕然一新；拿破仑在欧洲和中东取得的惊人军事胜利表明，法国可能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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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无比着迷地看着拿破仑这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升起。此番踏上巴黎街头，他根本没法无视这个人的成就：这里一派欣欣向荣，与西班牙的腐朽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拿破仑正在对所有公共机构——教育、银行、民法，甚至是交通和下水道——进行重新整顿，其改进大胆而显著。一个更大的全球战略似乎也在推进。那时，拿破仑已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托马斯·杰斐逊；而几个月前，他在席卷海地的血腥起义中承认落败，海地共和国就此诞生。但是，尽管法国的新大陆势力似乎正在萎缩，但在旧大陆，它正崛起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加冕的那一刻，世上没有哪个统治者能比这位新皇帝更令人钦佩。看着拿破仑穿戴朴素的外套和便帽，在杜伊勒里宫检阅他整齐严明的军队阵列时，玻利瓦尔满心敬畏。[18]“我崇拜他，视他为共和国的英雄，”玻利瓦尔后来说，“视他为荣耀之星，自由的天才”[19]——也许最重要的是，视他为人民的谦卑仆人。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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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和费尔南多·德尔·托罗在维维恩大街的外宾酒店找了一套公寓，离卢浮宫只有几个街区。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舒适场所供朋友聚会，其中包括基多的卡洛斯·蒙图法尔（Carlos Montúfar）和瓜亚基尔（Guayaquil）的比森特·罗卡富埃特（Vicente Rocafuerte），这些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多年后将再次出现在玻利瓦尔的生活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行列中加入了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此时30岁出头，仍在流亡中。有一群精神饱满的友人做伴，这位鳏夫终于脱下丧服，拥抱巴黎所能提供的一切修复精神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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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逸乐之城，自由奔放，各类娱乐设施应有尽有，从金碧辉煌的歌剧院到烟雾缭绕的赌场。大革命期间空无一人的剧院，如今夜夜笙歌，全巴黎都聚在这里聆听弗雷德里克·迪韦努瓦（Frédéric Duvernoy）精妙的圆号，或是库西诺（Cousineau）的竖琴或克莱采尔（Kreutzer）的小提琴。芭蕾舞风行一时，《关不住的女儿》（La Fille mal gardée）和《舞蹈癖》（Dansomanie）这样的演出让观众眼花缭乱。[20]王家宫殿（Palais-Royal）是一处由拱廊和公共花园组成的宏伟建筑群，也是玻利瓦尔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21]他经常光顾坐落其间的法兰西剧院，以及数不清的餐馆、商店、书店、珍奇屋，还有赌场和出了名的风月场所。他和西蒙·罗德里格斯一起阅读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休谟的作品，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一连几小时为斯宾诺莎争论不休。[22]白天，巴黎街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大的小的，两轮的四轮的，封闭的敞篷的，轧轧作响碾过路上的泥泞和辙痕。糕点摊贩、卖鱼小贩和修鞋匠的吆喝声在空气中回荡。到了晚上，新奇的煤气灯闪着奇迹般的微光点亮整座城市，让狂欢一直持续到黎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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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如北极星般辉煌的现代都市里，玻利瓦尔深入结交了范妮·德尼·德·特罗布里昂（Fanny Denis de Trobriand）。她是德尔维厄·杜·维拉尔（Dervieu du Villars）伯爵夫人，是玻利瓦尔访问毕尔巴鄂期间遇到的巴黎人之一。这位漂亮的社交名媛几乎没认出三年前打过交道的那个严肃青年，但她对他现在的形象很是满意。“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作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后来回忆道，“玻利瓦尔至少长高了4英寸（约10厘米）；他已经有了一定的风度和魅力，富有光泽的黑髭衬着明亮的皓齿，赋予他一种惊人的男子气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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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比玻利瓦尔年长近10岁。她16岁嫁给里昂的总司令、大她25岁的德尔维厄·杜·维拉尔伯爵。相传伯爵在大革命中被特务逮捕并判处死刑，英勇的范妮在一天深夜突然闯入革命检察官住处，用手枪抵住他的头，逼他签署了她丈夫的赦免令。[25]德尔维厄·杜·维拉尔伯爵后来成为拿破仑军队的上校，大革命一结束就当上了拿破仑政府的参议员。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圣皮埃尔下街购置了一座豪宅，范妮就在那里确立了自己上流社会贵妇的地位。老伯爵更偏爱里昂的乡间别墅，常常一离开巴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任凭他年轻的妻子随性活跃在社交圈内。她成了巴黎社交活动的常客，在皇帝的宫廷里受男人们追捧，还成了知名美人雷卡米耶夫人（Mme de Récamier）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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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叛逆的年代，范妮和许多法国妇女一样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即不加掩饰地滥交。[26]她的风骚和活泼引出无数风流韵事，据说她至少跟三个情人生过孩子，其中包括约瑟芬皇后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王子（Prince Eugène de Beauharnais），他后来被拿破仑任命为意大利总督。她有一头金发和深蓝色的迷人眼眸，活泼爽朗。[27]她皮肤白皙，面容清秀，声音悦耳，一副猫儿般的慵懒模样，是个毋庸置疑的美人，因机敏和智慧而更添了几分姿色。她主持的沙龙吸引了当时的不少大人物，包括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植物学家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警察部长皮埃尔·德尼—拉加德（Pierre Denis-Lagarde）、作家兼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以及才华横溢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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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欢迎玻利瓦尔进入这个熙熙攘攘的社交圈；这个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吸引了她，如今的他与毕尔巴鄂的那个阴郁少年判若两人，这种变化也令她吃惊。正如一位同侪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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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精神、心性、品味、性格都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在外宾酒店以500法郎租着一套公寓。他有穿着漂亮制服的仆人，一辆四轮马车，几匹骏马，还在歌剧院有包厢。大家都知道他包养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最后，他那极其奢华的行头鲜明衬出其他人的装扮是多么可怜和过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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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高雅聚会上，他与范妮共舞，得知她祖上有一位阿里斯蒂杰塔。[29]在他自己的家系中也有人姓这个，事实上，就是那位遗赠给他巨额财富的神父。尽管二人家系之间的关联从未得到证实，但他们开始以“表姐”“表弟”相称。[30]这般称谓自有其便利之处。从那天起，玻利瓦尔成了杜·维拉尔伯爵夫人最频繁的拜访者之一。老伯爵相信这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是他妻子的亲戚，热情地接待了他。[31]玻利瓦尔和范妮很快发展成情人，他们在圣皮埃尔下街的房子里共度漫长而愉快的下午，或者骑马去附近的乡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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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玻利瓦尔借以摆脱不幸过往的法国女人绝不只有范妮和那位姓名不详的芭蕾舞女演员。他在毕尔巴鄂遇到的另一位年轻主妇也再度现身，助他忘却自己的鳏居生活。她就是特蕾丝·莱内（Therèse Laisney），秘鲁裔退役上校马里亚诺·德·特里斯坦—莫斯科索（Mariano de Tristan y Moscoso）的结发妻子。[33]他们的女儿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后来成为声名显赫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以及画家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她的一些记述反映了父母与玻利瓦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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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离开毕尔巴鄂8个月后，在巴黎的报纸上看到一则通知，说有人尝试联系他。我父亲马上前往那个刊出的地址……他爬上三楼，看见玻利瓦尔正躺在床上。他憔悴不堪，脸色苍白，病入膏肓。他的初恋，他可爱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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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日后会成为伟大战士和政治天才，但他当时几乎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需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作为救命稻草。在巴黎，有6个星期他只拜访我们家。他只和我母亲说话。[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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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得到慰藉之后，玻利瓦尔再次出现在弗洛拉·特里斯坦的叙述中。据她说（她的时间线不太可靠），玻利瓦尔短暂离开了这座城市一段时间。回来后，他依旧住进外宾酒店，她母亲迫不及待地赶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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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拐进黎塞留街时，差一点被一辆华丽的马车撞倒，几匹马拉着车从街角冲了出来。她被逼到墙根，但出人意料的是马车突然停了下来，上面的乘客猛地打开门，扑到她身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几乎使她窒息。“是我！是我！你不认识我了吗？哦，认不出最好！那说明我已经改头换面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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