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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十三章 太阳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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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的天主倾其全力也不足以解放秘鲁这受诅咒的国家，只有真正的强者玻利瓦尔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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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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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玻利瓦尔写道，“有两个元素，是每个公正和自由社会的祸根：黄金与奴隶。前者腐化它接触到的一切，后者本身就是腐化的体现。”[2]这段话是他8年前写下的，当时他正在牙买加备受煎熬，他的革命失败了。但此刻，这段话又浮现在他脑海；[3]他站在驶向利马的“钦博拉索号”的甲板上，望着远处荒凉萧索的秘鲁土地。那是1823年9月1日，[4]正值阴冷潮湿的冬季，早晨的空气仍带着刺骨的寒意。[5]到了中午，卡亚俄港灰色的狭长陆地出现在眼前，像一道致命的伤口划破了大海。黄金。奴隶。任何拜访繁华的利马市中心的人都看得出为什么秘鲁会忠于国王，为什么动员一支独立军队那么不容易：这完全是座西班牙城市，是全帝国最富有的总督辖区。[6]这儿有宫殿，有珠光宝气的贵族，有繁荣的商业，6000辆镀金马车嗒嗒地驶过大街。[7]连旧世界都鲜有哪个首都像利马这般富丽堂皇，更不用说新世界了。这片严酷的土地上流淌着金银；大量原住民被束缚于此，以满足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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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帆船1点下锚。[8]一声礼炮宣告了它的到来。利马仅存的爱国军——主要由阿根廷人、智利人和大哥伦比亚人组成——沿着通往卡亚俄的道路排成长队，迎接解放者。西班牙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坎特拉克将军占领利马的时间只够向人民勒索钱财、枪支和制服，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配合，就把首府夷为平地。一个月后，坎特拉克动身前往高地区与拉塞尔纳总督会合，丢下这座乱糟糟的城市。现在，利马谨慎地欢迎解放者的到来。街道上挂满了彩带和旗子，教堂钟声洪亮，空气中弥漫着庆典的嘈杂声。人们争相目睹这位即将取代圣马丁的人。托雷·塔格莱总统领着国会议员们来到港口接他进城。玻利瓦尔以胜利者的姿态被抬到古老的城市中心，住进为他准备好的一所宫殿式的房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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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玻利瓦尔并没有对秘鲁东道主公开说什么，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政治局势很脆弱，没有人真正知道谁在掌权，也没有人能具体说明玻利瓦尔将扮演什么角色。[10]几个月前，苏克雷曾写信给玻利瓦尔，警告他留心恶意竞争：“你可以让国会给你所有的权力，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但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国家应当由一位本地人治理，而你应当投身于战争。”[11]玻利瓦尔审慎地听从了这个建议。利马富裕的克里奥尔人曾忌惮玻利瓦尔的到来。谣传他是个穆拉托人，[12]他的军队是一群气势汹汹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一心只为战利品。[13]玻利瓦尔非常清楚这些担忧。但是，期待他不掌握最高权力就能拯救秘鲁革命只是一种幻想。那些求助于玻利瓦尔的人——先是里瓦·阿圭罗，再是托雷·塔格莱——只当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将军，一位为他们效力的解放者，而不是一位拥有自己的既定愿景、统治着广袤疆土的总统。圣马丁在瓜亚基尔试图争取玻利瓦尔的援助时，犯的就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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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完全明白这一点。9月2日，他坦然接受了授予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向秘鲁国会保证他会效劳和支持他们。但他预先提醒称，他将要求包括国会在内的各级行政部门彻底改组，以解决困扰政府的腐败问题。[14]这些都是不祥之语。他的听众点头应允，尽管这一要求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并不是好兆头。托雷·塔格莱总统动用国库财力收买了在场的每一位议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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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公众眼里，玻利瓦尔似乎和阴郁的圣马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开始的几天里，他一直在剧院看戏，对着丑角开怀大笑，在长期无人光顾的斗牛场里欣赏斗牛表演。他出席为他举办的各种聚会，欣赏那些女人优雅的身姿和流转的眼波。他在海上漂泊了整整25天后，又找回了大都市的乐趣。[16]“男人们似乎很崇拜我……女人们都很可爱，”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很美好。”[17]但在这个宴乐之城里没待几天，他就开始努力工作，向秘鲁统治者发表讲话。要应对的有两位总统、四支爱国军队、数量庞大却意志消沉的原住民，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似乎无法弥合的鸿沟。私下里，他称秘鲁是“恐怖屋”。[18]他最亲近的副官丹尼尔·奥利里称它为“尸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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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特鲁希略的里瓦·阿圭罗写了一封信，敦促他放弃无谓的努力，不要再觊觎总统之位；首都这边有一位总统和一个国会在正常运转。里瓦·阿圭罗解散国会的行为实属闹剧，玻利瓦尔这样告诉他：机构要大过任何个人，是它赋予了里瓦·阿圭罗权力。[20]“停止对你的国家机构宣战。”他斥责道。[21]为达成和解，玻利瓦尔给了他一个挽回颜面的办法：在军队里谋个职位，或者出任外交职务。但与此同时，里瓦·阿圭罗去接触了总督。他向拉塞尔纳献策，打算把玻利瓦尔和苏克雷一起从秘鲁驱逐出去——甚至也不给圣马丁任何可乘之机，如果这位阿根廷将军重新现身的话。里瓦·阿圭罗向西班牙人提出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停战协定，在此期间，西班牙和秘鲁将协商达成永久和平。[22]这是公然的叛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强行逮捕这位前总统。里瓦·阿圭罗被自己的将军逮捕，关进监狱，流放到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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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目之所及尽是不信任和表里不一的迹象。秘鲁将军圣克鲁斯带领麾下军队向南推进，损失惨重。[23]他对苏克雷的忠诚曾在基多的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他却拒绝了来自大哥伦比亚军团的所有援助。事实上，自从大哥伦比亚人抵达秘鲁之后，圣克鲁斯对苏克雷态度大变。他妒忌自己从前的将军，对他的6000名士兵心存芥蒂，怀疑大哥伦比亚人的援助背后藏着更大的邪恶企图。但在这场不信任的旋涡中，就连圣克鲁斯自己也难逃图谋不轨的指责——他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的伟大程度不止于此。他的部下担心他是变节的前总统里瓦·阿圭罗的傀儡。一些人甚至声称，圣克鲁斯只想在秘鲁南部的拉巴斯老家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控制那里令人垂涎的波托西银矿。[24]在秘鲁的独立大业里，似乎没人值得信任。政治势力和忠诚似乎都离玻利瓦尔十分遥远。关于社会等级和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更难厘清。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之间萌芽的嫌隙似乎像传染病一样在利马蔓延开来。在秘鲁上任的头6个月里，解放者和他的前任一样举步维艰。“对这些人来说，我永远是个外国人，”他沮丧地写道，明显感知到秘鲁的仇外氛围，“我已经后悔来这里了。”[25]但在更乐观的时候，他拒绝扮演另一个圣马丁。“如果我们丢了秘鲁，”他私下里透露，“我们不如也告别［大哥伦比亚］吧……我一定要挺过这场风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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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第一时间注意到，利马官邸里并没有挂圣马丁的肖像，[27]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被告知，里瓦·阿圭罗在一年前圣马丁离开时就把他的画像取下来了。解放者坚持要再挂起来。他一来便表现出对圣马丁的尊崇不无道理，[28]但他很快抛弃了那位将军的战略：他坚称，美洲绝不会容忍王位或国王。面对强敌，秘鲁同样不能坐以待毙。他明确表示要对殖民者发动全面战争。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存亡之战：要想解放加拉加斯和波哥大，只有解放秘鲁；要想解放秘鲁，只有解放拉巴斯，以此类推，牵动着整个大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共和国之链，因为任何一个薄弱环节都可能毁掉整体。这是他革命理论的精髓，可以用“攻”和“合”两个字来概括。[29]他对国会表示：“来自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士兵将不会回到祖国，除非他们是载誉而归的。他们要么取得胜利，离开一个自由的秘鲁，要么死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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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本着这种决心，玻利瓦尔出发去勘察秘鲁的心脏地带——卡哈马卡（Cajamarca）、瓦拉斯（Huaraz），以及东西两条科迪勒拉山脉之间肥沃的谷地。他想挽回任何里瓦·阿圭罗造成的损失，传播他自己的解放理念，并了解潜在的战场。但是，他的链条上已经有一些环节开始松动了。阿根廷悄悄撤出了对秘鲁的投入，不想再消耗更多的部队和资金。一支沿海岸北上来协助解放者的智利船队决定掉头，完全放弃这次行动。玻利瓦尔在秘鲁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最近几个星期，从大哥伦比亚传来的清一色都是好消息，派斯和他的平原大军终于把西班牙人轰出了最后的堡垒卡贝略港；但在这里，这个最重要的革命舞台，却是一片混乱。[31]外国援助无望。他的乐观变成了绝望。他写信给桑坦德，严重怀疑秘鲁人的可靠性：他们缺乏勇气、奉献精神和爱国精神。[32]他原本请求副总统派遣一个精锐骑兵营，即派斯手下的500人小分队；[33]不出一个星期，他的诉求就变成了一支12000人的大军。[34]这位“胜利的宠儿”[35]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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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鲁希略返航利马的途中，他病倒了。1824年1月1日，他的船停靠在首都以北48公里处的一个叫帕蒂维尔卡（Pativilca）的小村庄。玻利瓦尔被带上岸，浑身战栗，高烧不退。在医疗条件匮乏的荒村里，他不时陷入昏迷，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被认为患了斑疹伤寒，[36]但也可能是肺结核的早期症状，落下了终生的病根。持续7天的高烧后，脱了相的他终于逃离了病魔。他虚弱不堪，骨瘦如柴，刚能坐起身子就开始口授信件。军官们被带进他的房间开会，但他要求他们隔着巨大的幕帘说话；[37]好几个星期后，他才让他们看见他的脸。“你不可能认出我的，”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我完全废了，老了……有时候我甚至会痴呆发作。”[38]几天后，大哥伦比亚派往秘鲁的特使华金·莫斯克拉（Joaquín Mosquera）中途拜访了解放者，并报告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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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么憔悴枯槁，我差点哭出来。他坐在一把旧藤椅上，靠在一座小花园的墙边，头上裹着一块白头巾。他的裤子薄到我能看见那戳出来的膝盖和瘦骨嶙峋的双腿。他的声音空洞微弱，脸色惨白。你不由想到圣克鲁斯率领的秘鲁军队刚刚瓦解，从西班牙人手下败逃……这一连串的不幸似乎有意要了结这位半死不活的英雄。我心情沉重，担心我们会全军覆没，就问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凹陷的双眼亮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说：“胜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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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帕蒂维尔卡逗留了两个月，无法上路，而在这段历尽磨难的日子里，有迹象表明，全世界同样确信他会取得胜利。在法国，可敬的主教兼外交官多米尼克·德·普拉特（Dominique de Pradt）敦促北美人支持玻利瓦尔的革命：他坚持认为，南美洲的独立对美国来说与它自己的独立一样重要。[40]关于解放者，他是这样说的：“只要想想他是如何开始的，他已克服了多少障碍，他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人们便无法不承认他扮演了史上最光辉的角色……后世必尊他的名。”[41]如果普拉特担心詹姆斯·门罗总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多虑了。门罗刚刚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再容忍任何对西班牙语美洲的干涉。任何向西半球强加外部意志的企图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美国会立即予以干预。门罗主义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构想，但它最先是由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提出的，坎宁曾公开表示，他的政府不看好西班牙帝国的未来。[42]在这两个世界大国看来，西班牙正在离美洲而去。自由正在到来。这正是玻利瓦尔需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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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利马的路上，病倒之前的玻利瓦尔曾急切地期待着与曼努埃拉·萨恩斯重聚。几个月前，她从基多回来，他们得以重修旧好。毫无疑问，解放者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但他们之间的爱是深厚而持久的，因几个月的分离变得更加炽烈。曼努埃拉向来不是个在社会责难面前退缩的人，现在，她的生活更加令世人侧目。她的圈子里大多是艺术家、自由派，甚至有浪荡子——有人看到她陪总督的一位高级妓女去剧院。[43]还有人私下里说，曼努埃拉的闺蜜、女演员罗莎·德·坎普萨诺曾与圣马丁共度春宵。出于礼节的考虑，曼努埃拉继续住在丈夫的房子里，但到了晚上，她就迫不及待地去往情人家，度过漫长而快乐的私密时光。那时，玻利瓦尔已经住进了圣马丁在马格达莱纳河畔的别墅，位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安静郊区。这是一幢用灰泥粉刷的房子，有宽敞舒适的房间，敞亮的窗户，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在一棵无花果树、一棵大番荔枝树和一簇簇马鞭草的环绕下，空气中似乎永远香气弥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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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曼努埃拉已经说服玻利瓦尔允许她随行。可以确定，到12月他北上的时候，她已经是他班子里的一员了，负责保管他的私密档案。这样的安排显然不同寻常。女人常常陪同丈夫和情人上战场，她们甚至可能拿起武器，扮成男人，在军事法庭上伸张正义，[45]但她们很少获准进入官僚系统，也很少有薪水。[46]但是，曼努埃拉·萨恩斯成了解放军的正式成员——一名骑兵或轻骑兵。[47]这一官方角色将方便她与情人保持联络，与他的秘书和助手交流，最重要的是，可以追踪他的行踪。她就是这样得知他正在帕蒂维尔卡疗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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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份例行报告中得知此事后，[48]她真想马上飞到他身边，照顾他恢复健康，全然不顾自己丈夫的名誉。机缘巧合下，战争把她送向了北方的玻利瓦尔。事情发生得出人意料。玻利瓦尔一边与疾病做斗争，一边争取时间重建军队，他要求总统托雷·塔格莱与西班牙总督协商停战。[49]但是托雷·塔格莱彻底厌倦了玻利瓦尔。尽管他同意接触总督，但他决定利用这次对话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告诉西班牙人，他准备完全改变效忠对象，为他们工作。这是故技重施，就像他的许多亲信那样，在西班牙和秘鲁之间摇摆不定；政客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倒戈，只要另一方看起来占据了上风。托雷·塔格莱的战略开始于2月5日，当时守卫卡亚俄的阿根廷人士气低落，决定叛变，将要塞移交给了西班牙。在一片恐慌中，国会宣布玻利瓦尔为秘鲁的独裁官——玻利瓦尔觉得这个头衔令人作呕，[50]尽管这个词在当时仍披着共和的光环。[51]托雷·塔格莱被共和国领导层完全抛弃，于是着手落实他的叛逃计划。2月27日，他和手下高级幕僚，连同近350名秘鲁军队的军官，宣布站在国王一边。西班牙人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他们将夺回利马。[52]首都已经习惯了反复无常，准备好再次迎接他们。经过一场生死战，包括曼努埃拉·萨恩斯在内[53]的共和人士撤离了这座城市，沿着沙丘向北逃往帕蒂维尔卡和特鲁希略。两天后，保王分子重新入主利马，“众王之城”又回到了西班牙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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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一听说阿根廷人在卡亚俄的兵变，便毫不怀疑保王派会夺回首都。他心灰意冷至极，写信给他在利马的副手，让他们把所有财物都送去特鲁希略。他写信给基多的将军们和波哥大的副总统，警告他们准备好迎接一场恶战：秘鲁无可挽回地陷落了；西班牙势力会顺着海岸复辟，通过陆路扩张，并威胁到大哥伦比亚本身的安全。他写信给托雷·塔格莱总统，警告他有些秘鲁人窃取了政府资金，其他人则在无耻地追逐权力；他不知道总统就是公款盗用者，很可能还参与了兵变。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了解到托雷·塔格莱的背叛以及许多秘鲁精英的变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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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历史学家为本国辩护，称圣马丁和他的外国民兵为期4年的统治让利马的贵族们深感忧虑；他们从这段经历中认识到，他们与西班牙的纽带比与南美的更强大。[55]比起智利和阿根廷军队的混血暴徒，[56]他们自然会认为自己与殖民地主子有更多的共同点。但总的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利马的克里奥尔人中，大多数希望不经过斗争就获得独立。他们从未想过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联系，只是想要更多的经济自由。他们当然不打算在此过程中丧失原有的特权。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每当西班牙似乎要输掉的时候，他们就学着成为爱国者；而当爱国者败退的时候，他们就学着成为保王派。[57]但秘鲁不只是利马。在帕蒂维尔卡休养并康复后，玻利瓦尔开始意识到，要想赢得秘鲁，唯一的方法就是牢牢控制边远地区，然后再稳步重返首都。这就是他在加拉加斯用过的战略，在基多也行之有效。还有一件事。玻利瓦尔的战斗口号不再是“解放！”而是“胜利！”。从帕斯托一路奋斗而来，他的革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屠杀使他变得冷酷无情。这与其说是一场独立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十字军运动；战斗口号从呼吁自由到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性的巨变。在痛失卡亚俄的消沉期，他写信给桑坦德：“我再不做承诺了……我没办法强迫他们自救。”[58]但没过两天，他又告诉桑坦德，他将在特鲁希略建立一个“流动政府”。[59]不出三天，他就为苏克雷将军起草了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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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与疾病相伴的严重抑郁症状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也许是因为有情人的陪伴。也许是因为世界对他斗争的认可使他重拾信心。渐渐地，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精力也恢复了。那是夏天，阳光普照的日子和温和的海风使他振奋。他把指挥部设在城市的主广场，组织工作班子，费心建立一个司法系统，并为一所大学打下地基。但他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军队，他知道保王派一天不进攻，他就多一天用来加强战备。他命令苏克雷暂时不要与敌交战，后者已经将他的部队从利马北部转移到山城瓦拉斯。他没完没了地敲打桑坦德：“派兵来吧，我们会赢的。”[61]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特鲁希略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军工厂。每个公民都成了工人，每一件金属物品都成了潜在的武器。特鲁希略的男人们被分配到临时的锻造厂和工厂；而女人们则负责做针线活。出身名门的夫人小姐和她们的仆人一起收集织物，组成缝纫小组，制作制服、旗子和帐篷；谁也不能例外，不管她的手多么娇嫩。附近村庄的印第安人奉命生产厚重的斗篷和毯子。所有能搜罗到的金属都被充公，熔化之后做成水壶、马镫、马蹄铁。[62]他们从教堂的祭坛上缴获了银器，用来熔化、铸币，以便支付军需和军饷。[63]为了筹措粮草，官方还征税。通过武力、劝说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直接占用，玻利瓦尔让北边的公民也为战争掏了腰包。仅皮乌拉（Piura）一地的教会就提供了超过10万比索的银子。特鲁希略为国库贡献了30万比索税款，然后继续每月向玻利瓦尔上缴10万比索，支持他的解放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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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中，巨细靡遗。他命令女裁缝用节省布料的方法裁剪，操心山地地形需要的特殊马蹄铁，还监督铁匠锻造武器。[65]有一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被钉子勾破了裤子，受此启发，他从特鲁希略的家具上收集所有的钉子用于焊接。他发布过关于制作火药、肥皂、食用油、绳子的指令，甚至亲自过问供养军队需要多少头牛，饲养牛需要多少玉米。[66]兰巴耶克（Lambayeque）和皮乌拉生产靴子，瓦马丘科（Huamachuco）生产皮带和马鞍。特鲁希略做制衬衫用的亚麻布，卡哈马卡织做裤子用的绒面呢。[67]他派士兵每天行军近50公里：跟着苏克雷沿山路攀登，跟着拉腊（Lara）将军在沙滩跋涉。几个星期过去，越来越多受桑坦德和派斯派遣的士兵从大哥伦比亚来到这里。不出多久，他又迎来了巴拿马、大危地马拉[68]和墨西哥的增兵。[69]到4月中旬，他的战争机器焕然一新。正如一位副官所言，这就像朱庇特长出了玛尔斯的头，[70]不过全副武装的战神不是一位，而是一整支8000人的军队。[71]行伍上下绝大多数是大哥伦比亚人，辅以秘鲁农村地区征募的新兵；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支由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或瓜亚纳远道而来的骑手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以及高昂的士气，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军饷的发放。这是玻利瓦尔再三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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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他们显然迎来了第三个优势。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的一位将军佩德罗·奥拉涅塔（Pedro Olañeta）的叛逃而陷入混乱，这位顽固的保守派在秘鲁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奥拉涅塔指责拉塞尔纳总督过于信奉自由主义；他拒不从命，率部队南下，并宣称自己是“唯一真正捍卫王权的人”。总部设在库斯科的拉塞尔纳别无选择，只好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封他的口。奥拉涅塔的叛逃发生在1月15日，当时玻利瓦尔刚刚从高烧中苏醒过来，但这个消息过了3个月才传到他的耳朵里。那时，拉塞尔纳与奥拉涅塔之间的麻烦有增无减。总督手下最有能耐的将军赫罗尼莫·巴尔德斯（Jerónimo Valdés）深陷与叛变者的一系列血腥战斗中。[72]国王的军队本应剑指北方，讨伐玻利瓦尔，如今却锁定了南方的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王军队在玻利瓦尔最虚弱的时候没有发动进攻。奥拉涅塔的叛乱正是玻利瓦尔需要的对保王军的牵制。混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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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最终尝试写信劝说奥拉涅塔加入共和国阵营，[73]但眼下速度是关键，他需要迅速行动以赢得战略优势。他指示苏克雷在特鲁希略正东、坐落在安第斯山脉边缘的古镇瓦马丘科与他会合。离开特鲁希略时，他要求这座城市给他送去更多的锻工、更多的铁匠和更多的钉子。人们必须交出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军需品：针、线、纸、每一块碎铅，包括从城市雕像上能获得的任何东西，以及每一件家庭首饰。“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一切，一切，一切！”[74]他恳求他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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