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629522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八章平静的革命
1705629523
1705629524
两百二十八天，自1968年1月5日至8月21日：这是“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在一种欢欣而充满希望，同时也夹杂着焦虑的氛围中度过了近八个月，没有动乱，没有暴力，没有内战。安东宁·J. 利姆认为，这八个月是数年前开始的一种进程的结果：“1968年之前，大约自斯大林去世起，‘布拉格之春’就缓慢地开始了，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1968年不是‘布拉格之春’的开始，那是它的结束。”[1]此观点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赞同，在他看来，“布拉格之春”远非自发的革命爆发，而是20世纪60年代初，甚至自1948年共产党人掌权起就产生的剧烈动荡突然显露出来。他认为，一种典型的捷克批判传统长期在暗中发挥了削弱政权的作用：“这种批判精神逐渐瓦解了捷克当局的所有教条，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反对意识形态的疯狂……它不断地嘲笑体制，使其为自身感到羞愧……在占压倒性的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它缓慢却不可逆转地令体制产生犯罪感，越来越无法信任自身，无法信任其真理。”[2]
1705629525
1705629526
“布拉格之春”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支持下的一种尝试，力图建立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就像它本该呈现的那样，以取代那个偏离其最初目标的伪共产主义。与反对它的新斯大林主义派所说的相反，它并非一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而是一个希望，想通过对历史的某种修正，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昆德拉把这个乌托邦总结为“一首为所有人谱写的正义牧歌”，对他而言，它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促使分歧和解的古老之梦：“一直以来，人类都向往牧歌般的生活，向往那个有夜莺歌唱的花园，那个和谐的王国，在那里，世界不会作为外来敌人反抗人类，人与人之间也不会相互对立，相反，世界和所有人都被糅合在唯一的、同样的物质里。”[3]
1705629527
1705629528
“布拉格之春”的大部分主角——杜布切克等政治家、斯沃博达将军等军人、安东宁·J. 利姆等知识分子，以及瓦楚里克和昆德拉等作家——有一个特点，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是曾参加过牧歌计划的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直到一天，他们“奇怪地感觉到，在广阔世界中展开的行动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与他们最初的行动想法背道而驰，也不理会那些赋予其生命的人”[4]。
1705629529
1705629530
看到自己的理想被专政制度背叛、被外界远距离操纵，这苦涩的事实使昆德拉摒弃了他的“抒情年代”，那个与斯大林时期最糟糕的时刻相连的“抒情时代”。然而，这丝毫没有令他放弃一种牧歌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充分代表着“布拉格之春”的一代。“依我看，在波希米亚，历史完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实验。在那里，并非依照古老的习俗，由一群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奋起反抗另一群人，而是某些人（同一代人）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他们竭力抓住并驯服自己的行动，差一点就成功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1968年初，他们的势力几乎无与伦比。”[5]
1705629531
1705629532
1968年春，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十五年之后，安东宁·诺沃提尼被迫辞职。他的一个邻居叙述道：“失去工作后，他搬回自家别墅，当时我在场。他用黑色的太脱拉（Tatra）卡车运回所有藏书，把书紧抱在胸口，一摞摞地亲自搬进去。在捷克人的记忆里，人们从没见他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或许，他试图弄明白那帮作家，那些他曾如此蔑视的、可怜的抄写员，是如何做到将他从宝座上赶走的。”[6]
1705629533
1705629534
与大多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诺沃提尼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当作必须清除的有害之人。因此，昆德拉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一种侮辱。它指的是不理解人生又脱离人民的人。那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种辱骂。与那些脚踏实地的人相反，知识分子据说是在空中的某个地方飘荡。因此，为了惩罚他们，大地彻底拒绝他们落脚，他们就始终被悬挂在离地面稍高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合情合理。”[7]
1705629535
1705629536
1967年，作家们在代表大会上表达了不满后，捷克当局没有足够的强权把他们送上绞架。尽管不能令他们缄默不语，诺沃提尼仍力图让他们遵守规矩。9月，在利姆、瓦楚里克和克里玛被开除出党及昆德拉受到纪律处分之后，国家开始对《文学报》实行管制并将其列入文化部职权范围内，而直到那时，该杂志一直由作家联盟管理。于是，作为抗议代言人的《文学报》遭到读者抵制，销量几周内从十三万份降至三万份。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财政角度来看，向作家联盟开战都十分关键。这个强大的行业联合会拥有出版商提供的数目可观的战争钱财，其所在的豪华大楼就位于布拉格歌剧院对面。它利用这笔财富，养活了无数身无分文的作家。
1705629537
1705629538
与知识分子决裂后，捷克当局远远没有料到，相比知识分子，更大的危险来自自己的阵营。事实上，1967年末，一场残酷的斗争正在执政党内部酝酿。10月30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诺沃提尼讲话结束后，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用温和却坚定的声音质问他：“我不赞成你的看法，总统同志。我认为你的分析不正确……”两人之间的敌意十分明显。杜布切克特别指责了最高领导人忽视斯洛伐克。这种民族主义感情让诺沃提尼非常生气，前往斯洛伐克时，他公然拒绝杜布切克出现在自己身边。两人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那天，在一场二十多分钟的发言中，杜布切克不仅谈及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而且提到——哦，多么敏感——捷克共产党行动的落后。他肯定地说：“我们处在一个阶级更新，而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时期……与反革命势力同样威胁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政党内部的保守势力，是教条主义者……”最后，尽管没有点名，他却严厉谴责诺沃提尼，对其进行了最终审判：“他再也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促使它进步，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抑制，因为他的领导毫无效果……”这一攻击在与会者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导致了进步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分裂。1968年1月初，在中央委员会又一次召开会议之际，诺沃提尼的支持者和杜布切克的拥护者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1月5日，三天喧闹的辩论、疯狂的打击与“突然改变主张”之后，改良主义者阵营占了上风。诺沃提尼遭到排斥，不得不让位给杜布切克，由后者担任捷共最高领导人。
1705629539
1705629540
诺沃提尼离开后的几周里，尤其是审查解除后，通常对捷共内部斗争漠不关心的民众毫不迟疑地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欢欣，当时为法国《快报》杂志（L’Express）做事件报道的著名记者米歇尔·萨洛蒙证实了这一点：“那时，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我沉浸在一种特别的节日气氛中。瓦茨拉夫广场日夜都挤满了人，无论什么时刻……陌生人互相攀谈，人们随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讨论。报纸一出版，人群就一窝蜂地冲向报亭。他们贪婪地阅读着那些可怜的报纸，只有小开本的四页纸，粗制滥造地印在灰兮兮的纸上，不过，报纸上的新闻被写得富有激情，那些记者重新找到了无拘无束写作的幸福。就连《红色权利报》也变得具有可读性，所用语言是优美的捷克语，而不是‘阵营’中其他国家仍在使用的那种毫无生气的混合语。”[8]
1705629541
1705629542
为了与个人崇拜的做法分道扬镳，杜布切克一开始表现得十分谨慎。1968年2月20日，他才首次公开露面，就在二十年前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向工人卫队发表讲话的那个阳台上。立刻，人们被语调的改变震惊了。杜布切克没有使用通常那种充斥着空洞口号的捷共政治宣传套语，而是通过简单的词，用他的心对民众讲话，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仿佛想让民众重新对领导自己的人产生好感。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捷克共产党组织的官员、正统共产主义的纯粹产物——他1955年至1958年曾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学校学习，且从未去过铁幕之外的地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强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民应重新获得自由，重新发挥主动性。这表现于社会民主化及审查的终止，但也表现在经济体制的彻底重建上。因沉重的规划而完全瘫痪的捷克斯洛伐克企业，必须尽可能从国家监督中解放出来，才能重新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这种自由化并非返回资本主义，而恰恰是拯救社会主义，使“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
1705629543
1705629544
另一方面的革命：对于政治和经济关键岗位的任职人选，杜布切克希望根据才能，而非意识形态归属来遴选。于是，为制定改革计划，他身边围绕着一批专家，其中包括奥塔·希克（提出“第三条道路”概念的人之一）和拉多斯拉夫·塞鲁茨基。与他的前任相反，这位工人的儿子、有教养的人毫不蔑视知识分子，并且希望把他们变为盟友。捷克人，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非常喜爱他们的文化，对国家重新由智者来领导感到高兴。几个月里，他们彻头彻尾构想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模式，1978年，昆德拉对其特征进行了说明：“一种相对的平等，没有社会等级，没有富人和穷人，也没有唯利是图的愚蠢，同时，表达的自由、观点的多样，以及作为整个运动原动力的一种极富活力的文化生活……”对这短暂的恩赐状态，作家保留着一种带有怀念印记的回忆：“我不知道这种体制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行的，也不知道它的前景如何，但它存在的那个瞬间，无比美妙。”[9]
1705629545
1705629546
杜布切克知道，要想顺利推进自己的计划，必须得到“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的赞同。于是，1月29日，他前往莫斯科，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介绍他的新政策；一个月前，正是勃列日涅夫让诺沃提尼遭遇了悲惨命运。同样，4月10日，在其“行动纲领”中，他特意重申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和合作。5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新近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斯沃博达（该姓氏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自由”）将军身边，杜布切克受到了数千名热情的布拉格人整整几个小时的欢呼。5月4日，在新任政府总理欧德里希·切尔尼克的陪同下，他再次前往莫斯科。6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罢工权原则。6月5日，新任国民议会议长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宣布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共和国。
1705629547
1705629548
6月18日，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抵达布拉格，指挥即将开始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的演习。他在捷克领土上的出现，令许多人回忆起1956年苏联在布达佩斯的干预行动及随之而来的屠杀。杜布切克也想到了，但他自认为有能力——某些人说，出于天真——说服华沙条约组织相信他的计划是合理的。他对此深信不疑，以致他和身边的人对入侵毫无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有民众的支持，但杜布切克仍必须与政府机构中最保守的小集团做斗争，诺沃提尼过去的支持者们还不愿意放弃权力。对这种内部争斗及两种对立的共产主义观念之间的较量，昆德拉后来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通过犯罪的棱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是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执掌政权，他身边围绕着自认为有罪的共产党人，他们被敦促以实际行动弥补过错。可其他共产党人则叫喊着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害怕被愤怒的人民送上审判席。他们每天都向俄国大使申诉，祈求得到他的支持。”
1705629549
1705629550
知识分子大部分对杜布切克抱有好感，他们利用捷克当局新近通过取消审查而给予的言论自由，也参与到辩论中。3月23日，《红色权利报》刊登了共产党监督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报告，该委员会提议恢复利姆、瓦楚里克和克里玛的党员身份并取消对昆德拉的纪律处分。此外，它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把因支持作家而被开除出党的扬·普罗哈兹卡重新纳入党内。不久，批判思想俱乐部成立，其成员特别有昆德拉、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和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诚然，在捷克作家联盟主席爱德华·戈德斯图克看来，文化界当时行动一致地支持国家，西方对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却有所夸大：“我们，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我们曾是催化剂。但必须补充一点，寻求更大的表达自由，这始终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斗争。不过自1963年起，斗争取得了新进展，由于捷克人传统上对知识分子怀有崇敬之情，我们的请愿在领导层中越来越被重视，甚至在纯粹的积极分子中也同样如此。斯大林主义的反知识分子意图终究没能战胜民族的传统……”[10]
1705629551
1705629552
捷克作家联盟副主席、昆德拉的密友扬·普罗哈兹卡，也倾向于弱化知识分子在发动“布拉格之春”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点燃火药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反抗，而是捷克政权自身的愚蠢行为：“整个事件从平静的讨论开始，非常理论化，也很抽象，目的在于纠正社会的错误、重振糟糕的经济等。诺沃提尼及其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反对知识分子的歇斯底里的运动，正是这场运动让整个事件产生了起初没有的影响……”
1705629553
1705629554
由于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熊熊烈火蔓延到他们国家，把自己赶下台，欧洲中东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对杜布切克宣扬的新路线表示强烈反对。东德最高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十分担忧，于是6月1日在莫斯科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会面，希望苏联宣布“自由活动”结束。勃列日涅夫含糊其词。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开始了。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不断有谣言说可能发生军事干预。正是在此背景下，6月27日，《文学录》杂志（Literární Listy）刊登了路德维克·瓦楚里克撰写的《两千字宣言》（«Manifeste des deux mille mots»）。诚然，这篇文章与一年前他在捷克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样充满激情，但开头较为温和，指出正在进行的自由化进程由捷共当局的部分成员所发动：“我们反对这样的观点——如果它显示出来——即认为民主复兴只有在没有共产党人或反对他们的情况下才得以进行；这不仅不正确，而且不理智。共产党人具有稳固的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支持一切进步倾向。”提出这一原则后，他回顾了过去，谴责某些人歪曲了共产主义的最初理想，摧毁了国家中的社会关系：“领导人的错误路线把党派变为一种权力机构，它吸引了有统治欲望的自私自利者、狡猾的懦夫和居心不良之人……正直行不通，能力无处施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质，工作中再也没有快乐。”
1705629555
1705629556
由于觉察到叛徒始终在那里，并准备好回避航向的改变，他随即为领导干部的彻底更新进行辩护：“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的人、那些毁坏集体遗产的人，以及那些以虚伪或粗暴方式行事的人离开……”最后，瓦楚里克明确提到捷克斯洛伐克遭受的威胁和应对它的方式：“国外势力有可能干预我们的内部发展，这是近期引发忧虑的一个重要根源。面对那些上层势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且不要采取主动……这个春天刚刚结束。它永远不再回来。冬天，我们会明了一切。”
1705629557
1705629558
包括昆德拉在内的一百多位各界要人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随后数千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也加入签名者行列，尽管作者措辞谨慎，但文章的激进性仍然令捷共新的领导层感到不安，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它促使苏联人的立场变得强硬。文章一经发表，国内三份日报便进行转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最保守的成员大发雷霆，打算“号召发动内战”。十五天后，苏联共产党机关刊物《真理报》（Pravda）把这篇文章称为“反革命纲领”。
1705629559
1705629560
7月14日，华沙条约组织的五个成员国（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在波兰首都会面，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此后，五国向布拉格的领导发出一封警告信，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在你们的国家，近几个月里事态的发展表明，由帝国主义反革命中心支持的势力已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进攻……你们看不到危险吗？保持不动，仅仅就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就同盟的职责发表声明，这样可以吗？”18日，杜布切克将五国的警告抛在一边，面带微笑、自信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重申自己对实施计划的决心，并顺便提到已经取得的进展：“多年的沉寂之后，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又能表达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整个人民的事……”
1705629561
1705629562
人们试图相信，实力较量将带来好的结果，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布达佩斯”。相反，知识分子敦促最乐观的人不要用幻想欺骗自己。于是，7月26日，《文学录》发表了由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撰写的《向公民呼吁》（«Appel aux citoyens»）：“我们因莫须有的罪行被指控。我们被怀疑有所图谋，可我们不仅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不曾有过。不公正惩罚的威胁悬在我们头上，但无论形式如何，它会侵袭我们的审判者，就像一种害人反害己的行为，它令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尤其是，它将长期悲剧性地玷污全世界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所形成的看法。”
1705629563
1705629564
除了观点清晰，这份热情洋溢的呼吁还邀请所有民众支持捷克共产党的领导，后者准备与其苏联同僚会面并进行谈判，人们希望谈判能结束危机。一场令人震惊的签名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布拉格的街上，为了对那些捍卫他们愿望的人表示鼓励，人们排队在印有这篇呼吁的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职业。随后，数千张签满名字的纸被送往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1705629565
1705629566
7月29日至8月1日，谈判在斯洛伐克进行，地点就在距苏联仅几公里的蒂萨河畔切尔纳的边境火车站。气氛冰冷。大家互相握手却没有彼此拥抱，就好像这是“同志”会面时的传统。这次会议是最后的机会，在此期间，两个阵营之间的交流完全像聋子和聋子的对话。苏联代表团由苏共中央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及阿列克谢·柯西金、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率领，后两人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他们一上来就重提几个月来不知疲倦、反复谈论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各种事件使整个社会主义集团陷于危险境地。因此，他们明确要求捷克领导人扼制“反革命”。
1705629567
1705629568
捷克斯洛伐克人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总理）和斯沃博达（共和国总统）为代表，反驳说他们掌控着局势。面对表示怀疑的对话者，杜布切克像老师那样，阐述自己对于共产党与公民关系及信任关系的看法，认为在信任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强加，而是说服。苏联人听他说话，没有表示反对。这四天中，捷克斯洛伐克人始终坚持他们的改革计划，丝毫没有让步。8月1日，两个代表团分手，此前双方达成了一项模糊而脆弱的协定，该协定还需要得到其他兄弟政党的认可。
1705629569
1705629570
杜布切克精疲力竭，却充满信心，他觉得即便没有谈妥，至少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次日，他通过国家广播电台的电波，向同胞们转达了自己的乐观：“我们可以对在蒂萨河畔切尔纳进行的谈判感到满意。我们坚守了自己的诺言。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而言，除了1968年1月展现出的道路之外，别无其他道路。苏联同志已经相信，我们准备好以行动表明，我们不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
上一页 ]
[ :1.7056295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