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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九章漫长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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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0日周二，距布拉格十公里的鲁齐涅机场。夜幕降临后，一架苏联航空公司的重型运输机候在跑道尽头。二十三时许，苏联红军的伞兵从运输机上冲出来，迅速占领机场各地。这就是克里姆林宫两天前决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始，行动目的在于终结捷克的改革尝试。接下来的数小时中，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或民主德国的基地起飞，一千辆坦克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几天内，共计五十万来自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的士兵进入并控制了捷克，主要是苏联人，但也有波兰人、保加利亚人、东德人和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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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入侵的消息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通过广播发布的公告中，他们将军事干预称为“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的一次反国际法行动”。同时他们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要进行任何抵抗。整个夜晚，多架重型飞机从首都上空飞过。凌晨四点，士兵包围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杜布切克与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陌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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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上午，民众开始聚集在街头，围住坦克，并高喊“伊万，回家！”。某些人试图与侵略者对话，后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同时，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为军事干预辩解，称行动的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出了援助请求。次日，布拉格维索查尼区的一个工厂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前召开，这次秘密会议中，杜布切克的忠实拥护者把莫斯科的支持者排除出中央委员会。8月23日周五，斯沃博达将军主动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日后的国家要人古斯塔夫·胡萨克也在代表团中。开始，他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但与杜布切克见面的要求令他之后受到了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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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捕后，“布拉格之春”的领袖遭受了极大的身心压力。被释放时，他心力交瘁，不得不接受了苏联人提出的条件。这给捷克人造成了长时间的精神创伤，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叙述了这一幕：劫持，在乌克兰山区关押四天，威胁对他执行死刑，接着运往莫斯科，命令他面露喜色、刮胡子、穿衣、系领带，并坐在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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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上午，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该文件规定取消8月22日的“秘密”会议决议、恢复审查、消灭反对派团体、驱逐改良主义者、不得报复与苏联合作者。当天晚上，他返回布拉格并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收听了他令人心碎的简短演说，他们难以接受领导人的妥协，更对他的悲痛状态感到惊愕：“他受尽侮辱回到国内，向饱受耻辱的民众发表讲话。他羞愧万分，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忘不了他讲话中的停顿，令人痛心。他精疲力竭了吗？病了吗？被迫服用毒品了？或者，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什么也没留下，那至少还有那折磨人的长时间的沉默，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一次次地喘气。在这沉默中，是侵袭了整个国家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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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德拉的作品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关于“布拉格之春”的伟大小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小说的主题，却构成了它的主要背景，是阅读之后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尽管书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外。1968年，当《玩笑》在法国出版时，昆德拉不得不竭力争辩，试图让人承认他的小说不是政治小说。相反，1984年，谁也没想到《玩笑》的作者刚刚写了一部与“布拉格之春”有关的小说。两部作品相隔了十五年多。这是昆德拉给自己的时间，这样他可以把历史用于小说创作，而不必遭遇沦为历史囚犯的危险。正如他一贯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一种历史情境能促使小说家考察人的生存、对抗（大卫和歌利亚[2]的争战）与进退两难（顺从还是反抗？留下还是流亡？）时，它才会令小说家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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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镇压“布拉格之春”导致的牺牲者[3]少于1956年对布达佩斯起义的镇压，民众的态度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面对坦克，捷克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更接近围棋棋手而非武士的策略。数百万“好兵帅克”用计谋与嘲讽来对抗暴力。于是，在城市和乡村，他们把指示牌，把街道和各种场所的名牌都拿掉，以至外国军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只能原地打转。装甲车司机没有受到工人的攻击，却被一大群身穿迷你裙的年轻姑娘团团围住，姑娘嘲笑他们或对他们进行性挑逗。捷克被占领的最初几天，气氛几乎是欢快的。并非充满希望的欢快，像“布拉格之春”期间那样，而是一种饱含愤怒的迷醉。昆德拉写道：“对俄国人的仇恨像酒精一般，令人头晕目眩。这是仇恨的醉人节日。波希米亚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手绘的海报，海报上的挖苦文字、讽刺短诗及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军队的漫画十分醒目，大家都嘲笑勃列日涅夫的军队像无知的小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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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些原因，苏联人在劫持了杜布切克后，把他的职位继续保留了八个月。杜布切克本人也选择不辞职，为此他经常受到指责。在8月21日的四十周年之际，他的一个儿子在布拉格广播电台为父亲辩护道：“他没有辞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是因为他的存在可以保证某种程度上减弱苏联占领布拉格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果他离职的话，影响就会变得更沉重得多。”[5]自那时起，杜布切克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在卸任前，他成功地进行了一项改革，这是他忠诚于故土的证明。1968年10月27日，一项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联邦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国家，即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布拉格之春”提出的要求中少数得到满足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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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的军事干预十分粗暴，但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专制只能逐步进行。因此，1970年1月，昆德拉得以出版《好笑的爱》的捷克语最终版，这是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布拉格之春”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流亡，当时交通自由还没有受到限制。1968年末，安东宁·J. 利姆前往法国定居，如今他说道：“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感觉身处危险之中。一段时间里，昆德拉认为自己可以在体制改变后继续生存。多亏了他的作品，他略微受到保护。他没有受到直接威胁，只是，他的书被停止出版。不能指责他没有立即离开，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局势不会持续下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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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因《玩笑》法语版的推出，昆德拉前往法国，面对向他提问的记者，他表现出一种坦荡的乐观主义态度。10月22日，在法国文化电台，他说仍然相信“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将永存：“几天前，我在报纸上读到，大部分捷克作家已移居国外。并不是这样。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捷克作家想移居国外。我相信，杜布切克所说的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民主化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失败，或者说没有彻底失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留在自己的国家并努力工作。我也相信，在文化和文学领域，我们多年来拥有的这种自主及四五年来获得的这种自由，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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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评论延伸了阿拉贡的序言。昆德拉对序言中的政治性解读始终怀有一种复杂情感。尽管他对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在自己文学生涯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十分感激——他在1985年版的后记中写道：“没有他，《玩笑》永远不可能在法国出版，我的命运有一天也会完全改变……当我的名字在捷克文学中被抹去时”——但阅读这篇序言仍令他感到不舒服，于是他在后来的版本中把它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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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表示他把《玩笑》视为“一部重要作品”，可这是徒劳，昆德拉明显感到，过分的赞扬依据的是些错误理由。阿拉贡的文章中政治语调突出，而且他对小说的理解与作者在书中表明的想法相去甚远，这尤其使昆德拉感到尴尬。同样，抒情性的迸发也与他的普遍主义意图相悖：“是的，今天，以及更远的明天，正是在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这样的书中，我们能够通过小说在时代所开辟的这条深邃道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生活，理解那些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而他们推动着一个孕育中的世界的模糊变化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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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大多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阿拉贡作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很早就对苏联的军事干预表示了谴责。在序言中，他有力地确认了这一点，其用语中虚假的惊讶却令人失望：“一天清晨，我们通过收音机听到，我们永远的梦想被打破……我拒绝相信，在那里即将出现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7]……然而，在这条暴力之路的尽头，我看不见任何光明。”坦克在布拉格街头行进的景象时刻困扰着昆德拉，他只能对这种带有预见性语调的分析表示赞同。这带来的风险是，由于命运狡黠的伎俩，他可能被列入“介入作家”，甚至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一类，后来他最难以摆脱的正是这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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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误解：在巴黎，许多评论者把所有人仍记忆犹新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与“布拉格之春”相提并论，当他解释说这两个事件毫无共同之处时，却招来怀疑的目光，昆德拉对此感到吃惊。他非常惊讶，以至后来多次谈及这一主题，特别是在1969年完成的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对昆德拉而言，法国“五月风暴”是“抒情年代”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么联系不在于科恩—本迪[8]的春天和杜布切克的春天之间，而在于他年轻时曾是的那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盲目和盖—吕萨克街的年轻闹事者的盲目之间。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在《生活在别处》里，布拉格1948年5月1日的口号与二十年后暴动中索邦大学的口号是可以互换的。这两种情况中，人们看到抒情姿态所固有的同一种狂热的激进性：“1968年，成千上万的兰波设置了自己的路障，他们站在路障后面，拒绝与世界的旧主人进行任何妥协。人类的解放要么是彻底的，要么根本谈不上解放。”[9]对绝对的渴望及其必然导致的对现实的否认，这在两个时代是共同的：“距离一公里远的地方，在塞纳河的另一边，这个世界的旧主人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拉丁区的喧闹对他们来说就像某个遥远的东西。梦想就是现实，大学生们在墙上写道，但似乎事实正相反：这样的现实（路障、砍倒的树、红旗），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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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为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的《波希米亚的奇迹》撰写的序言中，昆德拉详细阐述了法国“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之间的深刻差异。差异，首先在于不是同一代人。“布拉格之春”的发起者不是刚刚脱离童年期的年轻人，而是有经验的成年人：“年轻人确实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是主要角色。硬说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一种事后制造出的谎言，目的是把‘布拉格之春’变为世界大学生反抗的杰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并非一群不成熟之人的行为，这使它能够抵抗革命抒情主义的缺陷；而同一时刻，年轻的法国抗议者要求的正是这种革命抒情主义。因此，昆德拉强调，出于某些历史原因，“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温和主义者的民众起义”。“我谈到温和，但我所想的并非某种确切的政治观念，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反应：无论什么样的激进主义，都会激起一种变态反应，因为在大部分捷克人的潜意识里，它与最糟糕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最后，“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比法国的“五月风暴”长四倍。因此，捷克领导人有时间构想一个新的社会，就此而言，具体和组织的观念比诗歌与抒情更有用。接着，昆德拉指出这一悖论：“那种成功实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仍旧很短暂——并非在革命的热情，而是在清晰的怀疑主义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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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昆德拉返回布拉格，在《文学录》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捷克的命运》，文章里他从过去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吸取教训。他由两个月前在巴黎的个人经历谈起：“回顾彼时，我惊奇地发觉，在各种辩论和采访中，我都采用了一种明显的爱国语言。为什么会突然如此？是公民纪律促使我在外国赞颂我的祖国吗？不，我没有这么守纪律。我的态度变化归因于今年8月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在无数次国内和国外的谈话中，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个经得起如此考验并能表现得这样坚定、理智和团结的民族，是一个杰出的民族。”昆德拉提及的8月是他的国家遭到入侵的那个月，但更是入侵后的那个星期，那时捷克人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发明了无数抵抗占领者的和平方法。“我看见巴黎一座小宫殿的顶层套房，我听见阿拉贡充满愤怒和粗暴咒骂的声音，我看见他的脸因想到我们国家的命运而焦虑，我听见自己兴奋的话语，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一周。’在那里，我很害怕这个声明显得既荒诞又奇怪。无论如何，就在那个星期，捷克民族忽然瞥见了自己的伟大，一种它已不再相信的伟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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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昆德拉提到，那几个月里捷克人已经开始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观念付诸实践，他同时谈到“小国”的主题，认为那些国家往往被降至次要地位，某些形势下却能在人类历史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评论道：“我相信，倘若在一个世界中，危地马拉人、爱沙尼亚人、越南人和丹麦人的声音同美国人、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声音一样，能常常被听见，那么这世界就会是一个更加美好而幸福的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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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同样的思路，他毫不犹豫地断言，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例证，“布拉格之春”期间，它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位置：“试图最终创建一种社会主义，那时，秘密警察的绝对权力不复存在，人们拥有写作与言论自由，国家听取公共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现代文化自由发展，人们不再心怀恐惧。通过这一尝试，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中世纪末以来首次居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向世界发出他们的消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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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略显夸张的论断之外，昆德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表达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希望，这番话颇引人关注：“当然，冲突比我们料想的更为严重，新精神所经受的考验也比我们料想的更为严峻。但我拒绝像无数唉声叹气的人当时所倾向的那样，将它称为一场民族灾难。甚至，尽管普遍的意见不这么认为，我仍要冒险地说，‘布拉格之秋’的影响将超越‘布拉格之春’。因为，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新政策的精神在冲突之后继续存在。当然，它衰退了，但它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崩塌。它没有恢复国家警察，没有同意给精神生活戴上教训人的镣铐，没有放弃自身，也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而这对未来而言，就是一种绝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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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促使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论战。1969年2月，该文发表几周后，一向与昆德拉关系不太亲密的剧作家在《面孔》杂志（Tvár 2）发表文章，力图按规定推翻前者的论断。哈维尔一上来就对《玩笑》作者陈述的“布拉格之春”的成果提出质疑。他承认：“确实，任何人都（还）没有被禁止发表自己的观点，联邦制正在实行，童子军运动没有被摧毁[13]，但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基础——表达与集会自由、多元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仍然缺失。”昆德拉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令捷克斯洛伐克居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一次重要事件，对此，哈维尔进行了更为严厉的评判。他讽刺说，这种对事实的夸张及赋予“小国”的作用不仅可笑，而且会产生相反效果，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必须根据昆德拉描述的观念——即那个极小、处于不利位置、可爱、睿智、痛苦并注定要遭受苦难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自身优点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点，正因为如此，它恶毒的邻居惩罚它，以致它剩下的唯一东西就是精神上的优势——如果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与‘我们的历史’相关、有些媚俗的观念来行动，那么，我们不仅将失去一切（捷克的或其他的）批判精神的传统，还将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盲目状态，使我们在数十年中停滞不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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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昆德拉在《家有访客》杂志发表对哈维尔的讽刺的回应，语气同样尖刻。这篇题为《激进主义与暴露癖》的新文章逐一拆解了剧作家的论据，指出其欺诈之处。似乎这还不够，为了反复论述以加深理解，昆德拉还撇开政治领域，通过对哈维尔的动机的心理分析，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抨击。昆德拉肯定地说：“之所以哈维尔把希望驱逐出去，并非由于他已经绝望；相反，而是因为他渴望行动，一种使他能突出自己的‘冒险’行动。”随后，他对哈维尔的伪激进主义所遮掩的那种卑劣的暴露癖进行了长篇论证：“绝望的局势在某个值得尊敬的人心中，激起了表明自己无懈可击的愿望。在最阴暗的专政下，任何可敬之人都希望至少有一次机会表达他的反对，哪怕这种反对无益于任何人，哪怕除了损害自己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对他而言，这种方法可以捍卫他唯一剩下的东西：面子。然而，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一个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倾向于认为某个既定的境况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只有令人绝望的境况才能将其从战术性考量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为其个人表达，为其自我炫耀的需要清理出道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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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表明，“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不确定的氛围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据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势必看到昆德拉判断的错误和哈维尔的洞察力。两人判断的差异后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1975年，昆德拉被迫移居国外，七年前他几乎想象不到必须这么做；哈维尔则拒绝流亡，并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的象征性领袖。时任《文学录》杂志主编的米兰·荣格曼认为，昆德拉深受与哈维尔的对立论战的影响，在发表了那篇辛辣的文章后便决定不再参与政治。[16]1969年春，在这场无比激烈的交锋之后，他重新开始“正常”的作家生活，完成了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的手稿，并在小型的栏杆剧院推出一部喜剧（《愚蠢》），该剧本的法语版当时还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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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昆德拉并不知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生涯即将结束。他还未意识到，从某种政治观点来看，他直到1967年所采取的“温和”的行为准则，即从不直接对抗，而用“建设性”的方式批评捷克当局，从此以后再也行不通了。与他的分析相反，“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将成为一场“民族灾难”。捷克知识分子饱受伤害，分裂为“合作者”与“持不同政见者”。民众陷入巨大的失望中。从那以后，绝望行为频频出现在悲痛的现实中。1969年4月17日，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者几个月后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和杜布切克一样，胡萨克也是斯洛伐克人，他自称“中间派”，处于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成为苏联的亲信，对“布拉格之春”的进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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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胡萨克的团队加强其“正常化”——该词具有特殊意义，在官僚主义用语中指返回先前的形势——政策，在捷共内部进行政治清洗。三万多名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米兰·昆德拉，他同时也被作家联盟开除。同年12月12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份题为《一场危机运动的教训》（«Leçons d’un mouvement de crise»）的文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实际上，那是对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之间发生的事件的重新书写，当时的事件被描述为一种反革命意图：“那些反共产主义团体竭力想重新唤起资产阶级思想，创造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发展民族主义和反苏联倾向，质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及工人阶级的领导，质疑革命斗争的阶级观。”在这一长篇控诉的中间，有句话引人注目：“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期间，由安东宁·J. 利姆、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卡雷尔·科西克、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和扬·普罗哈兹卡领导的右派作家小组，力图制定一种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获取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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