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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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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月9日，经过两个星期的艰苦跋涉，带着三位“政治犯”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雪橇车队抵达了临时目的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要塞。就在不久前，先期出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已经抵达这里，但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被送到了监狱医院。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也都以两天至三天的间隔，陆续抵达这里。托博尔斯克（Tobolsk）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这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是西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后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黑暗王国的前哨。另外，同样具备上述双重功能的还有约9000公里长的“西伯利亚干线”，它从莫斯科经喀山、叶卡捷琳堡和托博尔斯克，一直通往尼布楚和北京。西伯利亚干线既是除丝绸之路之外的中俄之间最重要的通商线路（因此也被称为“茶叶之路”），同时，自16世纪末以来，它也将一些特殊人群从欧俄运送到西伯利亚腹地，按照官方说法，是为了“把他们从罪犯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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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接纳的第一个“政治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乌格里奇大钟。1591年，年仅8岁的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Dmitrij Iwanowitsch）神秘亡故后，伊凡四世遗孀玛丽亚·娜加娅（Maria Nagaya）被流放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小城乌格里奇（Uglitsch）。由于怀疑幼子是被摄政王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w）的同伙刺杀，玛丽亚·娜加娅让人敲响乌格里奇教堂的大钟示警。乌格里奇的百姓听到钟声后聚集起来，动用私刑处死了十几个被怀疑刺杀皇太子的人。莫斯科方面毫不手软，立刻展开报复，二百名乌格里奇市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在古代俄国，钟被视为有灵魂的物什，因此作为发出警报的“元凶”，教堂大钟第一个被判处流放。人们扯下它的“舌头”（钟锤）和“耳朵”（钟柄），当众施予鞭笞，然后“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直到三百年后，亚历山大三世才于1892年宣布“赦免令”，将钟运回了乌格里奇。在这三百年里，乌格里奇大钟在托博尔斯克目睹了数千名流放犯的来来去去，这些人身份各异，罪名也各不相同：有贩毒者、强盗、造反的农奴和哗变的士兵，有奸商、贪官和冥顽不化的异教徒，还有密谋叛乱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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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被判定为“政治犯”的，还有1825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俄国沙皇体制、成立宪政国家的十二月党人。政变失败后，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内的6位主犯被尼古拉一世下令处决，数百名起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被判处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刑满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仍然不允许返回俄国本土。于是，很多十二月党人便携同家眷在托博尔斯克定居下来，并且因为他们当年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备受尊敬。1850年1月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陆续到来后，得到了这些人的极大关注。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冯维辛（Natalja Fonwisina）的妻子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利用她和狱方的良好关系，带着另外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一位官员的住处见到了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其中包括斯佩什涅夫、格里戈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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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私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恶，这是他从《圣经》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学到的。他曾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专门就现代社会的自私问题做过一场很长的报告。如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便是无私和博爱的化身，不惧任何世俗的偏见和歧视。他后来作品中那些神圣的女性形象，便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她们有着多么高贵的心灵啊，整整二十五年，她们心甘情愿地忍受苦难和牺牲。因为受到严密监视，我们只能和她们仓促见上一面。可她们却给我们带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我们，给我们鼓劲。”（185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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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月18日，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Gortschakow）指示将犯人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送往鄂木斯克（Omsk）。这天，当两人被押解上路，就要离开托博尔斯克时，娜塔利娅·冯维辛娜已经先行赶到城边，给他们送行。她告诉二人，她和鄂木斯克某些官员有些私交，今后一定会想办法继续关照他们。三天后，两人抵达了这次行程的最终目的地鄂木斯克。今天，这是一座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有一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大学。可是在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万，大部分都是军人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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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木斯克是一个可怕的巢穴，四周见不到一棵树，”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夏季是难耐的酷暑和沙暴，到了冬天，风雪整日肆虐。这里没有一处能称得上自然的风景，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兵营，其污秽破败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1854年1月30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未来度过四年苦役生活的地方，却还要肮脏和破败百倍。这处被木栅和土墙围起的西伯利亚木结构要塞，被称为鄂木斯克“堡寨”（Ostróg）。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度过的苦役生活，是其生平记录中史料最残缺的一部分。目前人们掌握的有限资料，只有作家从监狱释放后寄出的几封信件，以及1861年创作的《死屋手记》。尽管《死屋手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料”，而且作家在创作它时已经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作为对那些内容偏于潦草的信件的补充，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部作品获得对犯人的日常生活、苦役营的环境、俄国的监控和刑罚体制、强制劳动以及罪犯的心理活动的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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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漫长单调的生活对人的生理和道德都是一种摧残，它把我整个人都压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从监狱释放后不久给恩人冯维辛娜的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读者对“卡托加”（Kátorga，苦役营）地狱般的环境并不陌生，因为以苦役犯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以“流放文学”之名，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已经被写入20世纪俄国文学史。早在18世纪末，古堡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不少作家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有拜伦勋爵的长诗《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 ），约瑟夫·索恩莱特纳（Joseph Sonnleithner）的歌剧剧本《费德里奥》（Fiolelio ），还有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高加索的囚徒》（Der Gefangene im Kaukasus ）等。这些作品中歌颂的浪漫主义英雄为了追求自由理想，甘愿被套上锁链，成为不见天日的囚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堪称“流放文学”的鼻祖，它不仅是一份苦役犯生活的心理素描，同时也是对监禁以及现代司法实践中“教化”机制的一份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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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派作品中，一些作家出于对审丑的兴趣以及对俄国社会黑暗面的关注，也对监狱生活的种种丑恶不堪有过生动描述。在《死屋手记》中，这类描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其细腻的笔法，让这些令人作呕的场景如画卷般在读者面前展开：拥挤狭窄的光板床，裹着满是破洞的羊皮袄、冻得缩成一团的囚犯；汗臭味夹杂着屋门口简易便桶散发出的粪便臭味，在不通风的营房里永远挥散不去；跳蚤、虱子和臭虫，让人整夜睡不安生；稀汤寡水的白菜汤，里面漂着蟑螂；犯人间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斗殴，惨无人道的笞刑；等等。所有能够想象的令人唾弃的社会和道德上的恶行：奸淫、酗酒、贿赂、偷盗、殴斗和谋杀，在这里一样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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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这些更可怕的事是，他再没有一分钟时间能够独处。在工程兵学校读书时，他对处处受管教的寄宿生活早有领教，可是直到来到苦役营之后，他才深刻地懂得，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环境下，要保护自己的人格不受损害是多么困难。“独处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吃饭和喝水。在这种强制群居的环境下，与人为敌变成了常态。”偷窥、公开或秘密监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这与作者那段没有隐私的漫长苦役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再加上犯人对新人的猜忌和歧视，特别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并非因刑事犯罪而是因为政治被判处苦役的人。“他们对贵族绅士恨之入骨，所以对我们这些绅士总是充满敌意，对我们的遭遇幸灾乐祸。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恨不能把我们生生吞掉……”（1854年1月30日）在这段话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流露出罕见的贵族优越感，尽管从他的家世来看，他并不属于贵族阶层，顶多算是小官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总是刻意与其他犯人保持着距离，从不尝试去巴结和讨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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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们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作为《死屋手记》中贵族出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对那“一百五十个总是想尽法子折磨我们的敌人”（1854年1月30日）的反感，并不比他想与之为伍的愿望更强烈。其他犯人总是在被送到苦役营后不久，就很快适应了环境，“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但是贵族出身的政治犯却不同，无论他怎样努力放弃社会偏见，友好待人，可在平民犯人眼中，他却永远被看作异类。哪怕他换上农夫的长袍，和农夫们站在一道，也能让人一眼识破。只有当一位贵族被剥夺了所有阶层特权，“变成平常百姓中的一员”时，[1] 他才能真正体会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到底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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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直到他成为“根基主义”重要思想家，并提出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解的核心主张后，他向“平民”的转变才真正成为可能。不过，1860年代身为作家和出版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在苦役营里忍饥挨饿、备受凌辱长达四年的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同一个人。然而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两个人往往被看作一个，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及其推崇的“俄罗斯理念”，是西伯利亚流放经历带来的结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断为这种神话式观点提供素材，例如，他在向读者荐书时，将《死屋手记》称为“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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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说法难免有美化的嫌疑。在刚刚从监狱释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劳役生活的记忆远不是他后来描述的样子。那时候，他对苦役营的印象几乎全部是负面的。1854年11月6日，在被释放将近一年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今，我离开苦役营，开始新的生活已经十个多月了，可是那四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段被活埋的日子。……那种苦难无法言说，永无尽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石头一般压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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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苦役营，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疾病第一次发作，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作一次。这便是癫痫。很多迹象显示，其实早在1840年代，他便有过癫痫发作的经历，只是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3] 直到来到西伯利亚后，他才认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直到他从监狱释放三年后，才被正式确诊为癫痫病。从1861年起，他开始对自己的癫痫发作病史定期进行记录，并按发作程度划分为轻、中、重三种。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里，按照这份记录，他一共发作过一百零二次。根据其他资料计算，数量比这个还要多二十多次。[4] 每次发作的间隔短则半天，长则半年，平均算下来大约是每月一次。每次癫痫发作都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疲劳和抑郁状态之后，并且通常都有固定的先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无法描述的狂喜”，[5] 不过，持续时间仅有短短几秒钟。这种伴有眩晕的狂喜状态后，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病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面部和四肢不停抽搐，呼吸声变粗，脉搏微弱而不规律，小便失禁。严重时，病人持续几天都会感觉疲倦无力，心理感觉极端压抑（“阵发性抑郁”），[6] 这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连几天都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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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癫痫发作前那短暂的狂喜，就像是发作结束后各种痛苦和煎熬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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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短暂的瞬间里，我体验到一种平日从不曾体验过的幸福，这是其他人绝对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感觉和自己，和整个世界都达成了和谐。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和甜蜜，为这短短几秒钟的极乐，我甘愿付出十年甚至整个生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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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白痴》中，主人公梅诗金公爵更是将这种感受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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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像闪电般短促的瞬间，他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了十倍。他的头脑和心灵都被不寻常的光辉所照亮；他的一切焦虑、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仿佛一下子都消释了，化为一种高度的宁静，宁静中还充满明朗和谐的欢乐与希望，充满理性和确定不移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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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假死刑的记忆不断唤醒的噩梦便以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得到了平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每一次癫痫发作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随后是一次小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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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出发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是弑父情结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反应。如今，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医学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先天性疾病。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回到圣彼得堡后，很少再为此去找医生进行治疗。[8] 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对现代西方医学手段的普遍怀疑，而是因为医生每每都会劝导他放弃写作，因为创作时大脑过于活跃的状态很容易成为癫痫发作的诱因。可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让他放弃文学上的挑战，整日无所事事地静养，简直是生不如死。[9] 监禁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除了癫痫，还有监狱恶劣的伙食导致的胃病，营房寒冷潮湿的环境造成的风湿病，以及由于抽烟太凶而加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人只能不停地抽烟，不然肯定会憋死。”（185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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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屋手记》中，犯人们日常劳动的场面被描写成苦役营生活的阳光一面。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大家一起铲雪和之后打雪仗的情景。其描写手法，甚至会让读者联想起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起他们的热情，每个人都变得兴致高昂。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10] 但是，在一位狱友的笔下，劳役的场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他的记忆里，用镐头和铲子清理冻得像冰球一样坚硬的雪团，绝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那样，仿佛是一场明媚阳光下的集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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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苦不堪言的活计，更不要说工头还在一刻不停地催促，在我们头顶挥舞着皮鞭。……直到天黑，我们才结束这份让人体力透支的辛苦工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牢房。在连续二十四小时挨饿受冻后，我们恳求厨子做点儿热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一句，他两眼发黑，撑不住了，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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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犯人档案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劳动技能的评价是：“非熟练工人，有读写能力。”其他囚犯大多都有一两项技能，比如缝纫、修鞋、编织、刻石、剪发、做饭等，可以凭借这些技能赚些外快，让自己在苦役营里的生活稍稍有些改善。可是和这些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能帮人打打下手，干些简单的体力活。除了铲雪，还有到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砖窑搬砖，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帮助车工转动砂轮，等等。虽然他对有些活计蛮有兴趣，特别是捣碎石膏之类，可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因为体力单薄、笨手笨脚，处处受人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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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我都是多余的，我只会挡道，到哪里都碍事，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一个毫不起眼的可怜的家伙，自己也是干活极差的笨手……也自以为有权呵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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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苦役营里，比疾病、生活的艰苦和各种侮辱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不得写作。文学曾经是他的生命，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续命的灵丹。就连谢苗诺夫校场上的假处决事件，他也透过文学这面棱镜——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把它变成了可以接受的现实。他在1849年12月22日给米哈伊尔的告别信中写道：“若不准许我写作，我必将死去。还不如手拿一支笔，在监狱里坐上十五年！”笔是他的武器，然而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里，就连书籍都被怀疑是武器，所以这两样都不允许他接触。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被活埋。[13] “我根本无法向你描述，在苦役营里不能写作对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在后来写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不过尽管如此，我的内心一直在高强度地工作。”（185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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