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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5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9]
1705673426 去世与封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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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8 对一个作家来说,再没有比事业如日中天时的陨落更能让人不朽了。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年,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光芒早在他离世前便已渐渐黯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活了五十九年,但是在世人眼中,他的事业堪称圆满。在经历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风光和荣耀后,还有什么遗憾可言?《作家日记》为他戴上了俄罗斯大师的桂冠,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让他成为俄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这场公开对决中,他终于击败了自己一生的对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似乎已才思枯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反。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其地位在当世作家中再无人能够企及。至少在1881年1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或许就连陀氏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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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0 很长时间以来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虽然以往最让他担心害怕、每一次发作都有可能致命的癫痫病,在过去一段时间略有减轻,但新添的肺气肿毛病却越来越严重。尽管知道来日无多,可他却没有因此对身体更加爱惜。59岁生日时,弟弟安德烈在信中向他道贺并祝他健康长寿。陀氏在回信中写道,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自从害上了肺气肿,圣彼得堡的冬天变得十分难熬”(1880年11月28日),如果能活到明年春天,对他已是万幸。到时候,他就能再去巴特埃姆斯泡温泉,那里的温泉总能让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活力。但是,在他于1879年夏天最后一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时,他其实也一直在工作,而不是休息。当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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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2 不惜一切代价,即意味着牺牲健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中,当他提起写作时,经常会把这项工作称作“苦役”。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高。驱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已不再是对声名的渴求,而是让家人得到更多的物质保障。1879年8月,他在从埃姆斯写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的信中说起自己对疗养的反感。不仅是因为他在时隔三年再次来到德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变得“过分犹太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足足花掉了七百卢布。这笔钱如果留给家人,远比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更有意义。“我坐在这里不停地想,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或两年,在那以后,我的三位亲人该如何过活。”(187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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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4 虽然对陀氏夫妇来说,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面包去把衣物当掉,但是他们手头却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在旧鲁萨的房子,也是以安娜兄长伊万·斯尼特金的名义买下的,后来才转给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依然还在为家人未来的生活操心。这一点通过一件小事便可得到证明:他在病榻上还亲笔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写信,催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剩余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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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6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也和一场因钱引发的争执有关。在文学生涯之始,促使他拼命写作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荣誉和名望,而是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根据安娜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881年1月26日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钢笔杆,引发了轻微的鼻出血。因为血量不大,他怕惊扰安娜,就没有叫醒她。第二天早上安娜听说后吓坏了,赶紧派仆人去叫医生,可不巧的是,家庭医生冯·布列采尔当时正好出诊,直到傍晚才赶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位“和气的先生”来家做客,“此人对我丈夫很友好,但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55] 两人在谈话中间一度争论得热火朝天,安娜几次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将近5点钟,客人才离开。许多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客人并不是什么“和气的先生”,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拉。她特意从莫斯科赶来,为库马宁遗产的事和哥哥理论。这天,当一家人正准备坐下吃晚餐时,安娜看到丈夫突然跌坐沙发上,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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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38 临近傍晚时,冯·布列采尔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胸部时,又出现了第二次吐血,这次是从口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以致失去了意识。在他恢复知觉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妮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父来,我要忏悔,领圣餐!’”忏悔结束后,安娜又叫人请来了两位医生。由于病人出血不多,医生认为破裂的肺泡有可能形成“栓子”,那样就会有复原的希望。这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睡得很平静,呼吸和脉搏都没有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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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0 第二天早上,病人的气色明显好转。他可以正常交谈,吃些简单的东西,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有精力接待访客。傍晚,肺病专家科什拉科夫医生来家里探视,对病人的状况表示满意,但嘱咐病人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多讲话。安娜头一天夜里和冯·布列采尔医生一起守护病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未曾入眠。于是,这天晚上她让家人在丈夫床边放了张床垫,因为太过疲惫,她躺下后不久便睡着了。“我早上7点左右醒来,看到我丈夫正朝我这边望。‘嗳,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你知道,安妮娅,我已经醒着躺了三四个钟头,我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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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2 安娜听到后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他,但对方却坚持说:“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妮娅,把《福音书》拿给我!”这本《福音书》是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在四年苦役和后来旅居欧洲期间,包括在国内无数次搬家,他始终都把它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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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4 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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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6 “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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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48 1月28日星期三,病人最初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不顾医生的嘱咐,坚持要自己穿衣。当他弯下腰准备穿鞋时,突然又开始大口吐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努力打起精神,叮嘱安娜,如果他死了,要想办法把《作家日记》杂志订阅款退还给读者。另外,他还向安娜口述了一封给伯爵夫人叶丽萨维塔·海登的信,他在信中以医生诊断书的口吻向伯爵夫人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病人目前意识清醒,但如果“血管再次破裂”,他多半就会死掉(1881年1月28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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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53 灵床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万·克拉姆斯柯伊绘,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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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55 晚上6点钟左右,他把孩子们叫到了跟前。他又让安娜打开了《福音书》,这次,安娜给他念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奄奄一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孩子们祈福,然后将《圣经》送给了儿子费佳。又一次吐血后,病人失去了意识。晚上8点钟左右,神父为他做了临终祷告。8点30分,死神降临了。《莫斯科新闻报》在报道中写道,随着临终祷告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篇报道的作者名叫波利斯拉夫·马尔克耶维奇(Boleslaw Markjewitsch),他的文风矫情做作,总爱用一些夸张的表述来博人眼球,比如说“伯爵夫人脸上顿失血色”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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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57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没过多久,第一批亲友便陆续赶来和死者告别,并向陀氏家人表示哀悼。作家遗体被安放在书房中央的灵床上,伊万·克拉姆斯柯伊于1月30日为死者绘制了一幅铅笔素描,这幅素描成为与瓦西里·彼罗夫的油画齐名、流传最广、最富感染力的作家肖像之一。在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御用”摄影师康斯坦丁·沙皮诺赶来,拍摄了逝者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在整整三天时间里,登门吊唁的亲戚和朋友络绎不绝。“密集的人流从正门进来,另一股人流则从后门拥进各个房间,然后在书房驻足,有时候,那里的空气是如此混浊,氧气是那么稀少,以致灵柩周围的长明灯和大蜡烛都熄灭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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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59 1月29日,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转告了皇太子亚历山大。后者对死者对祖国的贡献表示崇敬,同时还不忘提及陀氏和家人物质生活的贫寒:“他一生穷困,留给后世的唯有他的作品。”[59] 就在同一天,皇太子还告知神圣宗教会议主教长,沙皇向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Loris-Melikow)下达指令,每年向“穷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发放固定数额的抚恤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在回忆录中证实,在1月29日这天,内务大臣派来的一位官员来到她家,受托转交给她一笔丧葬费,同时还向她宣布,陀氏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承担。安娜谢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在她看来,“用丈夫挣来的钱来安葬他,是我的道德责任”。[60] 孩子们受教育的费用也是一样。不过,这位官员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对作家遗孀拒绝资助一事却并未提及。[61] 安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维护丈夫远离体制、自由独立的作家形象。陀氏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曾立下这样的志向,然而随着与宫廷关系的不断拉近,其自由作家的形象难免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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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61 安娜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选择墓地的具体经过。最初,她希望按照丈夫生前的愿望,将他葬在新圣母修道院旁的公墓里,但是由于墓地租金过高,计划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恰好在这时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主动提出,愿为陀氏免费提供墓地,并且表示,“如果这位热诚地捍卫东正教的作家能在该修道院内长眠,将是它的光荣”。[62] 但是,主管这项事务的圣彼得堡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最初却不肯同意将“一位没写过什么严肃作品的浪漫派平庸作家”葬在古老尊贵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享受与莱蒙托夫、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大师同等的荣光。[63] 后来,当神通广大的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出面说和后,大主教才终于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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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63 1月31日,一个阳光和煦的周六,送殡队伍于11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在的铁匠巷出发,向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行进。当天一大早,就有几千名群众聚集在巷口,等着为送殡队伍送行。“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人的海洋;到处人头攒动,如潮水般起伏。学生们高举着系着绸带的花圈,宛若海洋中耸立的岛屿。”[64] 到铁匠巷送行的人群沿街排成长龙,有将近半公里长,一直排到弗拉基米尔大街和涅夫斯基大街的交叉口。在前往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途中,还有成千上万人站在街头等候。“如此壮观感人的场面,在圣彼得堡和任何一座俄罗斯城市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Neuen Zeit )主编阿列克谢·苏沃仁(Alexej Suworin)感慨地回忆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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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65 灵柩由八到十个男性轮流扛在肩上,缓缓行进,走向四公里外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空空的灵车跟在后面,与灵柩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就像国王葬礼上的御马。最初共有六十七家机构敬献了花圈,这些机构有研究所、大学、报刊编辑部和协会等,在送殡途中,花圈数量不断增多。每家机构的代表用竿子高高地撑起花圈,除了花圈,还有用松枝编成的花环和彩链。十几个合唱团一路唱着圣歌,走在送殡的队伍里,其中最大的一支合唱团的人数多达百余人。涅夫斯基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交通陷入了瘫痪。由数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像一股洪峰,缓缓漫过街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下午2时,才终于抵达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和一群神父还有神学院的学生,早已在那里翘首迎候。灵柩被抬入修道院内的圣灵教堂,并由主教为逝者主持了小规模的安灵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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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67 2月1日星期日是葬礼的日子。按照东正教习俗,棺木在下葬前是敞开的,亲友可以行吻礼与逝者诀别。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柩始终没有打开。因为当天一早,波贝多诺捷夫来到圣灵教堂,让人打开棺木察看时,发现尸体由于在炎热的房间中停放长达两天之久,其腐烂程度超过了预想。为了避免家人看到后伤心,这位主教长指示修道院在葬礼期间不要打开棺木。他显然不希望人们像陀氏笔下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一样,看到像佐西马长老这样的圣人也不得不因腐臭而蒙羞,从而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因为没有能和丈夫见上最后一面,对波贝多诺捷夫一直耿耿于怀。“就算看到他的容颜变了样,对我又有何妨?他毕竟是我亲爱的丈夫!他就这样进了坟墓,没有我的吻,也没有我的祝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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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72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殡仪式,1881年1月31日,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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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74 不过,多亏了波贝多诺捷夫的热心张罗,才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每年能拿到两千卢布的国家津贴。另外,他还亲自担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子女的监护人。这位细心的主教长对任何事情都安排周到,不肯出现任何纰漏。他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办得尽善尽美,让世人见证这位俄罗斯圣人的不朽和国家对逝者的尊敬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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