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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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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与封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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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作家来说，再没有比事业如日中天时的陨落更能让人不朽了。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年，在同时代人眼里，他的光芒早在他离世前便已渐渐黯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活了五十九年，但是在世人眼中，他的事业堪称圆满。在经历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风光和荣耀后，还有什么遗憾可言？《作家日记》为他戴上了俄罗斯大师的桂冠，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让他成为俄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这场公开对决中，他终于击败了自己一生的对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似乎已才思枯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反。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其地位在当世作家中再无人能够企及。至少在1881年1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或许就连陀氏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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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虽然以往最让他担心害怕、每一次发作都有可能致命的癫痫病，在过去一段时间略有减轻，但新添的肺气肿毛病却越来越严重。尽管知道来日无多，可他却没有因此对身体更加爱惜。59岁生日时，弟弟安德烈在信中向他道贺并祝他健康长寿。陀氏在回信中写道，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自从害上了肺气肿，圣彼得堡的冬天变得十分难熬”（1880年11月28日），如果能活到明年春天，对他已是万幸。到时候，他就能再去巴特埃姆斯泡温泉，那里的温泉总能让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活力。但是，在他于1879年夏天最后一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时，他其实也一直在工作，而不是休息。当时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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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一切代价，即意味着牺牲健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中，当他提起写作时，经常会把这项工作称作“苦役”。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高。驱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已不再是对声名的渴求，而是让家人得到更多的物质保障。1879年8月，他在从埃姆斯写给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的信中说起自己对疗养的反感。不仅是因为他在时隔三年再次来到德国后发现这个国家变得“过分犹太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里足足花掉了七百卢布。这笔钱如果留给家人，远比花在自己的健康上更有意义。“我坐在这里不停地想，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或两年，在那以后，我的三位亲人该如何过活。”（187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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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陀氏夫妇来说，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面包去把衣物当掉，但是他们手头却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在旧鲁萨的房子，也是以安娜兄长伊万·斯尼特金的名义买下的，后来才转给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依然还在为家人未来的生活操心。这一点通过一件小事便可得到证明：他在病榻上还亲笔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写信，催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剩余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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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也和一场因钱引发的争执有关。在文学生涯之始，促使他拼命写作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荣誉和名望，而是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根据安娜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881年1月26日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钢笔杆，引发了轻微的鼻出血。因为血量不大，他怕惊扰安娜，就没有叫醒她。第二天早上安娜听说后吓坏了，赶紧派仆人去叫医生，可不巧的是，家庭医生冯·布列采尔当时正好出诊，直到傍晚才赶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位“和气的先生”来家做客，“此人对我丈夫很友好，但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55] 两人在谈话中间一度争论得热火朝天，安娜几次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将近5点钟，客人才离开。许多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客人并不是什么“和气的先生”，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拉。她特意从莫斯科赶来，为库马宁遗产的事和哥哥理论。这天，当一家人正准备坐下吃晚餐时，安娜看到丈夫突然跌坐沙发上，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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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傍晚时，冯·布列采尔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胸部时，又出现了第二次吐血，这次是从口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以致失去了意识。在他恢复知觉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妮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父来，我要忏悔，领圣餐！’”忏悔结束后，安娜又叫人请来了两位医生。由于病人出血不多，医生认为破裂的肺泡有可能形成“栓子”，那样就会有复原的希望。这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睡得很平静，呼吸和脉搏都没有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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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病人的气色明显好转。他可以正常交谈，吃些简单的东西，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有精力接待访客。傍晚，肺病专家科什拉科夫医生来家里探视，对病人的状况表示满意，但嘱咐病人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多讲话。安娜头一天夜里和冯·布列采尔医生一起守护病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未曾入眠。于是，这天晚上她让家人在丈夫床边放了张床垫，因为太过疲惫，她躺下后不久便睡着了。“我早上7点左右醒来，看到我丈夫正朝我这边望。‘嗳，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你知道，安妮娅，我已经醒着躺了三四个钟头，我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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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听到后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他，但对方却坚持说：“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妮娅，把《福音书》拿给我！”这本《福音书》是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在四年苦役和后来旅居欧洲期间，包括在国内无数次搬家，他始终都把它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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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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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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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星期三，病人最初感觉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不顾医生的嘱咐，坚持要自己穿衣。当他弯下腰准备穿鞋时，突然又开始大口吐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努力打起精神，叮嘱安娜，如果他死了，要想办法把《作家日记》杂志订阅款退还给读者。另外，他还向安娜口述了一封给伯爵夫人叶丽萨维塔·海登的信，他在信中以医生诊断书的口吻向伯爵夫人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病人目前意识清醒，但如果“血管再次破裂”，他多半就会死掉（1881年1月28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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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床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万·克拉姆斯柯伊绘，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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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点钟左右，他把孩子们叫到了跟前。他又让安娜打开了《福音书》，这次，安娜给他念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奄奄一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孩子们祈福，然后将《圣经》送给了儿子费佳。又一次吐血后，病人失去了意识。晚上8点钟左右，神父为他做了临终祷告。8点30分，死神降临了。《莫斯科新闻报》在报道中写道，随着临终祷告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篇报道的作者名叫波利斯拉夫·马尔克耶维奇（Boleslaw Markjewitsch），他的文风矫情做作，总爱用一些夸张的表述来博人眼球，比如说“伯爵夫人脸上顿失血色”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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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没过多久，第一批亲友便陆续赶来和死者告别，并向陀氏家人表示哀悼。作家遗体被安放在书房中央的灵床上，伊万·克拉姆斯柯伊于1月30日为死者绘制了一幅铅笔素描，这幅素描成为与瓦西里·彼罗夫的油画齐名、流传最广、最富感染力的作家肖像之一。在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御用”摄影师康斯坦丁·沙皮诺赶来，拍摄了逝者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在整整三天时间里，登门吊唁的亲戚和朋友络绎不绝。“密集的人流从正门进来，另一股人流则从后门拥进各个房间，然后在书房驻足，有时候，那里的空气是如此混浊，氧气是那么稀少，以致灵柩周围的长明灯和大蜡烛都熄灭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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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消息转告了皇太子亚历山大。后者对死者对祖国的贡献表示崇敬，同时还不忘提及陀氏和家人物质生活的贫寒：“他一生穷困，留给后世的唯有他的作品。”[59] 就在同一天，皇太子还告知神圣宗教会议主教长，沙皇向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Loris-Melikow）下达指令，每年向“穷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发放固定数额的抚恤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在回忆录中证实，在1月29日这天，内务大臣派来的一位官员来到她家，受托转交给她一笔丧葬费，同时还向她宣布，陀氏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将由政府承担。安娜谢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在她看来，“用丈夫挣来的钱来安葬他，是我的道德责任”。[60] 孩子们受教育的费用也是一样。不过，这位官员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对作家遗孀拒绝资助一事却并未提及。[61] 安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维护丈夫远离体制、自由独立的作家形象。陀氏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曾立下这样的志向，然而随着与宫廷关系的不断拉近，其自由作家的形象难免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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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选择墓地的具体经过。最初，她希望按照丈夫生前的愿望，将他葬在新圣母修道院旁的公墓里，但是由于墓地租金过高，计划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恰好在这时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主动提出，愿为陀氏免费提供墓地，并且表示，“如果这位热诚地捍卫东正教的作家能在该修道院内长眠，将是它的光荣”。[62] 但是，主管这项事务的圣彼得堡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最初却不肯同意将“一位没写过什么严肃作品的浪漫派平庸作家”葬在古老尊贵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享受与莱蒙托夫、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大师同等的荣光。[63] 后来，当神通广大的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捷夫出面说和后，大主教才终于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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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一个阳光和煦的周六，送殡队伍于11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在的铁匠巷出发，向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行进。当天一大早，就有几千名群众聚集在巷口，等着为送殡队伍送行。“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人的海洋；到处人头攒动，如潮水般起伏。学生们高举着系着绸带的花圈，宛若海洋中耸立的岛屿。”[64] 到铁匠巷送行的人群沿街排成长龙，有将近半公里长，一直排到弗拉基米尔大街和涅夫斯基大街的交叉口。在前往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途中，还有成千上万人站在街头等候。“如此壮观感人的场面，在圣彼得堡和任何一座俄罗斯城市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Neuen Zeit ）主编阿列克谢·苏沃仁（Alexej Suworin）感慨地回忆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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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柩由八到十个男性轮流扛在肩上，缓缓行进，走向四公里外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空空的灵车跟在后面，与灵柩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就像国王葬礼上的御马。最初共有六十七家机构敬献了花圈，这些机构有研究所、大学、报刊编辑部和协会等，在送殡途中，花圈数量不断增多。每家机构的代表用竿子高高地撑起花圈，除了花圈，还有用松枝编成的花环和彩链。十几个合唱团一路唱着圣歌，走在送殡的队伍里，其中最大的一支合唱团的人数多达百余人。涅夫斯基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交通陷入了瘫痪。由数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像一股洪峰，缓缓漫过街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下午2时，才终于抵达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和一群神父还有神学院的学生，早已在那里翘首迎候。灵柩被抬入修道院内的圣灵教堂，并由主教为逝者主持了小规模的安灵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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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星期日是葬礼的日子。按照东正教习俗，棺木在下葬前是敞开的，亲友可以行吻礼与逝者诀别。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柩始终没有打开。因为当天一早，波贝多诺捷夫来到圣灵教堂，让人打开棺木察看时，发现尸体由于在炎热的房间中停放长达两天之久，其腐烂程度超过了预想。为了避免家人看到后伤心，这位主教长指示修道院在葬礼期间不要打开棺木。他显然不希望人们像陀氏笔下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一样，看到像佐西马长老这样的圣人也不得不因腐臭而蒙羞，从而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因为没有能和丈夫见上最后一面，对波贝多诺捷夫一直耿耿于怀。“就算看到他的容颜变了样，对我又有何妨？他毕竟是我亲爱的丈夫！他就这样进了坟墓，没有我的吻，也没有我的祝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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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殡仪式，1881年1月31日，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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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亏了波贝多诺捷夫的热心张罗，才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每年能拿到两千卢布的国家津贴。另外，他还亲自担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子女的监护人。这位细心的主教长对任何事情都安排周到，不肯出现任何纰漏。他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办得尽善尽美，让世人见证这位俄罗斯圣人的不朽和国家对逝者的尊敬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