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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第25章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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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在葬礼结束后马上就回到白宫开始工作，整理自己的家具以及12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的个人物品。她答应过杜鲁门夫妇星期五晚上之前就搬出去，而且她要守信。星期一上午，亨利埃塔·内斯比特来到罗斯福夫人的卧室。“她从衣橱里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放在椅子上，正在整理，”内斯比特回忆道，“我在想她从来没整理过，把一切都留待以后去整理，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她会去整理。”第二天上午，吉米·贝尔纳斯发现她在总统的卧室，把书籍和个人物品打包。她把总统的书房留到最后一刻再整理，里面摆满了照片、轮船模型、柯里尔和艾夫斯的石版组画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纪念品。“我的丈夫是一个对历史极感兴趣的收藏家，”她对她的读者解释道，“所以有许多东西要去仔细察看。”最后，有1000个箱子要贴上封条，装满了20辆军用卡车。她“有点神经紧张”，她对乔·拉什坦言道，“因为有这么多的事要去做，要去考虑。”她的眼睛很疲倦，一个记者注意到，而且她脸色苍白，但是她不停地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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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包的过程中，埃莉诺带贝斯和玛格丽特游览了一下白宫。“在我住在这里的这些年中，我带很多人进来过，”埃莉诺在那天的专栏中写道，“对这些房间的美丽，它们的协调，里面的木制品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室内陈设我总是感到很自豪，无论谁住在这里都将保持不变。我发现杜鲁门夫人也很欣赏我曾喜欢的东西，这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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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底下，贝斯和玛格丽特·杜鲁门对她们看到的景象大为惊讶：墙上残留着灰尘，在刚被取下的画的画框四周，墙的颜色已经褪去，破烂不堪的家具迫切需要大修，绒毛已磨光的地毯多年未洗，厚厚的布帘实际上都已破烂。埃莉诺一直很忙以至于她不会去注意大厦的物质条件，国会5万美元的保养与维修拨款分文未动。“罗斯福夫人更加关心的是那些由于不公正而蒙尘的人，她不会关心有人会在白宫的小地毯下面找到灰尘，”白宫的司膳总管阿朗索·菲尔兹说道。“白宫的楼上是乱七八糟，”玛格丽特·杜鲁门写道，“我非常沮丧。”白宫的礼宾官J．B．威斯特证实了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印象。“它简直像一个鬼屋，”他回忆道，“留在白宫的那一点点东西让人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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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与杜鲁门夫人交谈时，她建议杜鲁门夫人在那个星期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埃莉诺答应留在她身边，把她介绍给女记者们。“你认为我应该那样做吗？”非常担心的贝斯·杜鲁门问弗朗西斯·帕金斯。“这样的事情我很害怕，我甚至想都没想过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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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杜鲁门夫人，”帕金斯回答道，“我认为你应该觉得你丝毫没有这样做的义务。罗斯福夫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喜欢这样。当然也没什么东西让记者们有权可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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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不仅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是独一无二的。她抓住了与第一夫人这个位置生来就有的权力，用一个当代记者的话来说，结果成了“一个没有部长职位的内阁部长”，一个有影响的社会改革倡导者。在她尽力与大量观众接触的过程中，她成了第一个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撰写辛迪加每日专栏、发表有赞助的电台讲话、进行巡回演说的总统夫人。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先例——在1940年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到海外旅行看望在英国和南太平洋的美国军队，并且两次到国会山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移民工人们的困难处境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生活条件作证。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第一夫人成了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她的活动涉及各个方面，让人们对她的继任者们产生新的期待，总是拿她们与她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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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在白宫度过了充实的最后一天，她邀请了妇女联合报道组的所有成员参加在国宴厅举办的一个告别茶会。当57名女记者鱼贯而入时，她站在门边热情地与她们一一握手。“悲伤的痕迹”刻在她苍白的脸上，一个记者注意到，“她黑色的丧服由于配上了一根珍珠项链和一朵小小的鸢尾花而不显得那么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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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们都带来了她们的记事本，她抬起手，手却在不停地颤抖而无法控制。“这是一个社交场合，”她说，“不是新闻发布会。如果你想说罗斯福夫人在谈话中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那么，那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不希望直接引用我的话。”她轻声说道，不停地转动手中的玳瑁眼镜，告诉记者们说她这么多年来多么喜欢这些新闻发布会。她认为，20年前开始的尝试成了一件好事情。她坚持只让女记者出席她的新闻发布会使得报社雇用女性，从而促进了许多女记者们的事业。她现在告诉她们，在纽约的公寓和海德公园的小屋是她想好好照顾的一切。她希望：如果孩子们同意，大房子将转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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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那天晚些时候埃莉诺在给希克的信中写道，“楼上看上去一片凄凉，我很高兴明天就搬出去。这里空荡荡的，而且现在也没有理由再住这里了。”营造一个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去了，她写信对拉什说道，她迫不急待地要搬家，“我从来就不喜欢留在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很累，然而我却不能休息。你说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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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白宫入睡之前，埃莉诺透过卧室窗户朝外看了最后一眼。“每晚的最后一件事我总是朝外看看华盛顿纪念碑，”她向她的读者吐露道，“而纪念碑顶端的小红灯总是很友好地朝我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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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埃莉诺在阳光走廊用完早餐，然后与办公室人员和仆人告别。“我们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内斯比特夫人回忆道。“任何事情到了最后时刻总会使你产生一种感情，”埃莉诺在她的专栏中写道，“当你在一幢房子里住了12年，即使你始终明白它是属于国家的，但你还是会喜欢上这幢房子的，而且会更加喜欢与你在那幢房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人们。”那天早上，她乘坐老式笼式电梯下楼来，她承认，“下来时有一丝伤感，而且我认为是某种令人难以预料的东西，因为我就要向一个难忘的时代说再见了，”而且，从那天起，“我就要全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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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走出大门时，埃莉诺向站在一旁观看的新闻记者们挥手致意，然后用《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话说，“头也不回”地径直前往联合车站，一列火车正在那里等着把她送往纽约。“她的离去，”《波士顿美国人晚报》说道，“意味着有一代人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总统、除了罗斯福夫人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任何第一夫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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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莉诺到达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时，她已是精疲力竭。一大群记者正等候在门口，她对他们什么也没说，只简单地说道：“故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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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没结束。确实，埃莉诺的意志力和1945年春天时一样坚强，对她来说，一个新的篇章正在开始。她已度过了困难的日子——不仅经受住了丈夫去世的打击，而且经受住了发现丈夫去世时露西·拉瑟福德与他在一起带来的打击。然而，随着她坚持不懈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她的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开始回复总统去世后寄往白宫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她逐渐地对她丈夫的回忆感到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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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她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他争辩，以至于她看不到她的丈夫对国家所蕴含的全部意义，而她却给他施加压力，哪怕她的压力既多余又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但是现在，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车站的搬运工、出租车司机、门卫、电梯工人、巴士上的乘客、地铁的乘客——都告诉她，他们觉得都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他们多么的爱他，他们多么怀念他。“我一天天地意识到，”她在专栏中写道，“我丈夫对华盛顿的年轻人、军队医院中的退伍老兵、男人和女人们都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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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她的读者们说道：“发现有这么多的人会停下来与我说话，我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他们下巴士时，经常只轻声说一句：我们爱你的丈夫。”在纽约的地铁上，一个男士很明显地控制住了他的情绪，朝她走来说道：“‘他就像一个不时来与我们聊天的朋友。’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普通人都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对我丈夫的真切情感，说的话是如此真诚以致我经常希望，要是我的丈夫能亲耳听到这些话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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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信对姨妈莫德·格雷说道，当联合国大会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开幕时，这么多的人对他表达“奔涌而出的爱”，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他，对这一切她震惊不已。“在旧金山的会议上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她继续说道，“我很难过他没能看到他长期以来进行得如此辉煌的事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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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对她的朋友们坦言道，直到他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他。“我发现我在精神上是如此的离不开富兰克林，”她写信对乔·拉什说道，“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亲人。”她说没有别的人位于她生活的中心，要重新调整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对正在进行心脏病康复治疗的伊莉诺·摩根索说道，直到现在她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需要“富兰克林伟大的智慧”，而结果却让她“有一种无所依托的感觉”。此外，她还说：“我想我们一直都认为他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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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发自温泉镇的送葬火车到达华盛顿之前，埃莉诺就决定如果孩子们同意——他们最终同意了——她就把大房子交给政府，而让瓦尔基尔作为她永远的家。到秋天时，必须把家人需要的所有东西都从大房子中搬出去——这项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整理和打包。在她忙碌的过程中，埃莉诺感到意想不到的宽慰，因为法拉回到了罗斯福的家人身边。葬礼结束后不久，吉米·罗斯福曾写信给玛格丽特·萨克雷，请求她把法拉送回来。“在与我的兄弟姐妹的交谈中，对法拉没有留在母亲的身边，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吉米写信说道。法拉是“家庭的一员”，而且这会让母亲“很高兴，法拉又回来了”。萨克雷表示同意，这样法拉又回来住在瓦尔基尔。不久它就与埃莉诺形影不离。法拉陪她在林中散步，在起居室则坐在她椅子旁边，当她回来时在门口迎接她。“没有谁会像法拉一样见到我时高兴得大叫，”她去纽约的旅行结束后自豪地说道。然而，法拉仍然怀念总统。当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海德公园在罗斯福墓前敬献花圈时，法拉听到了车队的警报器声，还以为是它的主人回来了。埃莉诺注意到，“它的腿伸直”，而且“耳朵也竖了起来”，它希望看到它的主人从车行道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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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的战争逐渐接近尾声，埃莉诺又一次感到很难过，富兰克林没有活着看到他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胜利的结果。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进驻柏林时，阿道夫·希特勒仓促地与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然后在他的地堡与她一起自杀。一星期后，一个新组建的德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埃莉诺听到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于5月8日通过收音机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时，她几乎听到了她丈夫宣布消息的声音。“欧洲胜利日是一个很奇怪的日子，”她对莫德·格雷坦言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富兰克林不能宣布这个消息，我没有一点想庆祝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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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想起罗斯福长眠的那个位于海德公园的小花园，”哈里·霍普金斯在同一天对记者们说道，“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胜利和自由做出了比他更大的贡献，我想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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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胜利日的那天，当钟声响彻全英国，当所有的伦敦人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又唱又跳地涌向街头时，丘吉尔也想起了他的这位朋友。“毫无疑问，这一天是丘吉尔的日子，”《纽约客》记者摩利·潘特道恩斯说道，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受到狂热的欢迎，这种热情比任何人记忆当中的事物都要“超出两倍”。但即使当丘吉尔庆祝他认为是英国悠久历史长河中最为伟大的日子的时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罗斯福身上，想到了在罗斯福杰出的领导下“美国人民英勇而又崇高的行为”。丘吉尔预测，这些非凡的行为，“将永远激荡着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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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星期后，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丘吉尔被粗鲁无礼地扫地出门，在大选的晚上他上床休息时还以为自己赢了，结果在第二天清晨之前醒来时，“身上像被狠狠捅了一刀，痛极了”。他潜意识中知道自己被打败了，这个想法“一旦爆发出来就一直占据”他的头脑，他说道，直至那天晚些时候得到了证实。失败的消息让丘吉尔很难接受。“假装我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对莫兰勋爵说道，“我宁愿自己在飞机上丧生或是像罗斯福那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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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埃莉诺回想起丘吉尔对她的丈夫、对英国人民以及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意义了。“他在英国人民心中的位置一直是很稳固的，”她写道，“在英帝国——在美国也一样——任何人听到过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发表的勇敢讲话之后，都只会对丘吉尔这位伟大人物和战争领袖充满最深深的敬意、感激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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