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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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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贽出任河南共城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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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城有宋代著名学者邵雍求学隐居的安乐窝。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李贽在泉州称自己为温陵居士，因为泉州是温陵禅师的洞天福地；至共城，李贽向慕邵雍汲汲于道、苦志参学的精神，又自名为“百泉居士”。不同的是，温陵、邵雍都可以闭门修性，李贽却不能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而他又生性耿直，与县令、提学，均处不好。五年光阴，存心学问，竟“落落不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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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贽调留都南京任国子监博士。不到半年，父亲逝世。按照当时的规矩，李贽必须回家守丧三年。其时，倭寇在沿海骚乱，偌大的明帝国面对一小股海盗竟无可奈何。李贽昼隐夜行，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赶回泉州，来不及行孝子札，穿上丧服就率领族中男子日日夜夜守在城墙上，滚石头、放冷箭，防止海盗的袭击。城内斗米千金，李贽一家三十余口，几乎无以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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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熬过三年，李贽举家北上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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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十个月，没有谋到缺职，口袋里已经萧然，只好假馆教书。教了十个月书，得到“国子先生”任命，官做得像在南京一样大小，一样清闲，一样穷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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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李贽总免不了与上司发生龃龉。更不幸的是，祖父又在此时仙去，李贽只能第二次回家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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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李贽的一个儿子病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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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决定回泉州，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等他处理。因为家中无钱置买风水好的坟地，曾祖父母和父母的棺材都搁置在家中没有下葬，这一次他回去必须彻底办妥，以尽孝道，以免后顾之忧，这是李贽怎么也逃不掉的责任。北京的朋友赠了他一些银钱，但不够支付全家人的差旅花费，他想带走一半，一半留给妻子，让她去河南共城买点田土维持几个孩子的生计。可是妻子想和他一同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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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同妻子反复商议，妻子伤感地说：“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忆我，双目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话未完，已泪如雨下。李贽心如刀绞，却只能正色不顾。黄氏擦去眼泪，以作为妻子的本分礼节感谢李贽，说：“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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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忍心拒绝了妻子的孝思，替她在共城找到住处，买下田地，又遇上一件节外生枝的混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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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权的官吏，讹诈富人家的财产不遂，假借漕河运输的名目，要将灌田的水全部放入河中，不留半点剩余。李贽竭情请求不许，只能悬心不已，感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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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李贽并不是寡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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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等李贽安葬三代老人入土，了却一世业缘、返回共城时，他的两个小女儿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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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李贽离去不久，共城大旱，几亩薄田仅获稗子数斛。大女儿尝过艰苦，食稗如食粟；小女儿却不能下咽，以致夭亡。好在有一位朝廷派来赈灾的邓石阳眷顾旧谊，接济了他们后来的衣食。李贽回到家里，妻子本来一腔怨气，但在看到李贽在听说女儿之死，由欢喜而脸色陡变时，只好恭敬地向他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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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李贽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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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贽携眷回京，任礼部司务，“司务之穷，穷于国子”。有人问李贽，何处找不到贫贱，为什么要做司务？但李贽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穷，不只是世俗所谓的贫穷，最大的贫困是不闻道，他十几年南北奔走，只为家事，温陵禅师和百泉居士的安乐之想已全部忘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求学问道，而京师是人文荟萃之都，他正好访寻学问。这当然不是说，李贽在此时就可以放下“司务”不干，除了谋取一份俸禄，还有什么能养活一家大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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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礼部时，张居正正在礼部任右侍郎，不久，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参与朝廷事务，很快又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贽与张居正可能有僚属上的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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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死时，与首辅高拱同时受命佐主，随后又与大太监冯保联手挤走高拱，取得了首辅的显位，利用朝廷内部的矛盾和万历年幼（仅7岁）的机会而大权独揽。他想重振财政，加强文官集团的效率与功能，加强军备，在人事的任用安排与国家组织的协调上，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策略，他甚至提出“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口号，以私人手腕倚重名将戚继光等。这是圣典上不曾记载，或者已经超越圣典的教义而灵活采取的铁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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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张居正暴卒，朝廷以“纯用霸术”“专恣擅权”“私欲膨胀”等罪名，将曾经煊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张氏改良政治废弃，并抄了他的家，灭了他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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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张居正乃“吾师也”，“宰相之杰”“胆大如天”，是有功于国家的人。在张居正遭到清算时，他曾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但求保全自己，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李贽还表示“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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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价与做法，自然不能仅仅归于李贽与张居正曾经有过同袍之谊，而是有李贽思想上的深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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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得道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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