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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苦痛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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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的繁华，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有很生动的叙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他还写到斗鸡走狗者的风流，富贵人家的阔绰，贫儿的无助等。美丽的风物、淳厚的民情、世外桃源的理想，自然也时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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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到潍县上任，继续他介于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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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的琐事似乎要比范县多，板桥用富有戏剧性的手段调解了不少纠葛。曾有盐店商人扭一私贩上堂，板桥见私贩衣衫褴褛，料不是歹徒，便对盐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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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求责扑，吾为尔枷示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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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首肯。板桥就命一衙役用芦席做成一枷，高八尺，宽一丈，上首穿一孔戴在小贩头上，又用纸笔，画竹兰图十余张，贴在芦席上，然后将小贩押送盐店。小贩带“枷”站在盐店门前，铺面全部被芦席遮住，观者如堵，终日不绝。盐商大窘，苦求板桥。板桥笑而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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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画舫录》载，有穷书生控某富商赖婚，板桥将书生留在衙中，然后升堂理事。富翁赴诉，板桥从容说：“贵千金若不肯出嫁，请拿一千两改变婚约。”富翁欣然出银千两。板桥又说：“本堂为您择婿，一千银子作嫁资，如何？”富翁谢板桥。板桥便命叫出秀才，公堂成亲，富翁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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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对穷苦读书人的体谅其实是与他的教化策略相表里的。传说潍县的贫寒书生韩梦周夜半读书，琅琅有声。板桥闻悉，解囊相助，着意栽培，后来韩生果然成了进士，任安徽来安县令，爱民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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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潍县有钱，板桥主持修文昌阁城隍庙，以弘扬教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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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精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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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潍县发生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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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又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板桥拟开仓赈灾，按规定，这不是板桥所能自作主张的。有人委婉地劝他不要仓促行事，以免获罪于上司，这却大大地伤害了板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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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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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以百姓所写借条批出谷子，活万人。百姓秋后无收成，板桥将借条大多烧毁，像当年他处理家中的契约一样。这极可能误构借公肥私之罪。板桥刻印章一方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一种道义所激发的情感上的冲动，使他不愿再替自己着想。他限制粮食囤积，平抑粮价，利用县令的身份，劝说富户轮流开设粥厂，煮粥以食老弱贫残，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亲自规划出修城凿池的工程，由政府集资招远近饥民做工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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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板桥已尽了心力，潍县依然不乏流离失所的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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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伤心地写下了著名的《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所述生民苦痛，惨不忍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令人赞不绝口的七绝也作于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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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多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印跋》中讲“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劳人”未必指的全是“劳动人民”，但是，他对诗歌等是否反映了“民间痛痒”却刻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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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板桥的正规表述，艺术的原则应该是“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穷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灵之风猷”“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归于日用”“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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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认为文章诗歌有大乘法如《史记》杜诗，“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兴亡得失之故”；有小乘法如“六朝”“王孟”，“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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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板桥在潍县的诗文是基本按照他的这种主张而写作的，还有前后写的《悍吏》《私刑恶》《抚孤行》《孤儿行》《故恶》《田家四时苦乐歌》《海陵刘烈妇歌》等等。一种对于弱者的悲悯同情，对于善良和道德的珍惜与旌扬之意浸透了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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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县，板桥重订诗词抄，手写印行。在《后刻诗集》中写道：“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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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谦虚地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屡欲烧去，平生吟弄，不忍弃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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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于堂皇的标准下，潜藏着艺术取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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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堂弟的信中，他除了告诫家人如何为人爱物，如何长忠厚悱恻之情，驱残忍刻急之性，还教导读书的选择。为了子弟的富贵寿考（他直言不讳这种“私情”，与他论文时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淡远的“公道”情形截然不同），他不愿子弟学韩非、商鞅、晁错之文，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学郊寒岛瘦、长吉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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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近于道学家的口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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