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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170571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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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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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先生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复返日本。先生自记其出发时情形和此行目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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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去国以来，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岛，第二次游澳大利亚洲，第三次游亚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二十三日发程横滨，先至英属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乙巳本《文集》游记类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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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生日度于太平洋舟中。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记当时为诗纪念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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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过三十一初度，欲为四律不能成，亦仅成四语云：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鳞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纪念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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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二月六日抵加拿大湾高华，此行同来者有侨商同志黄慧之、鲍炽两君。该埠保皇会员叶惠伯给横滨同志谭伯笙、冯紫珊、梁兆南的信里，讲先生和黄、鲍等初到该埠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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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昨初七印度皇后船到，梁任公、慧之、鲍炽、鲍松诸君，亦均平安，随步一到。适逢敝属投阄公举本属保皇会职员事，又大叙集事，各埠联会，其踊跃之盛，以此次为最。任公等之忠爱，人皆供仰，但所来为招商股计，敝埠亦认以二万金左右。至域埠二埠亦上下，统以本属计之，量可得十万款。其余美国会务日盛，量招商股，借任公等光临，必能大集款项。弟亦愿与他偕行入美，以效前驱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叶惠伯《与伯笙紫珊兆南列位义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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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埠会员李福基的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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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王后火船月昨之初六日平安抵浦，卓如先生、黄慧之、鲍炽同志到来，增光一切，人心大为踊跃。先生为同志留宴，连绵不已，未暇他行。先生与慧之兄是船有平安信付上，详明无容弟赘及矣。”（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宝号司事同志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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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先生到加拿大后，居留约两月，至四月初始行。在这个期间里，先生曾经参加湾高华保皇总会二月间的选举会，和三月间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而最努力进行的，便是上述各事。二月二十五日，先生给蒋观云一书里面，讲到请蒋氏维持《新民丛报》和爱国学社的事。现在把它节录下来，借见先生当时忙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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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望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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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学社事无日不来往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勖同志以坚持而已。”（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夕《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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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月十六日一书里，除再以《新民丛报》事恳托蒋氏外，并言及此行的感想和进行各事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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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几两月矣。在外无寸晷暇，一字之文不能作，《丛报》指日立毙。他无足惜，惟此报现在颇有势力于社会，听其若此，深可悲耳。弟决须闰五月杪乃能遄返，若能支此三月，则弟归来可无虑矣。先生为大局计，想见怜耶。若承不弃，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望代哀衮甫诸公）诸君熟商，（即麦孺博、罗孝高、周伯勋、蒋百里、汪衮甫——原初稿批注。）勉筹济此三个月之法，其应若何乞稿之处，一惟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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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今后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但今年一年之空言，尚不可少也。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知念，略以奉闻。”（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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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里，港、澳当局和横滨方面同志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很大的龃龉，就是先生和南海间也有许多不能谅解的事实，这次的误会和龃龉，虽然后来都消除了，但是全部的事业在进行发展上已经受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择录几节材料在下面，借见这次龃龉的大概情形，和保皇会内部组织的缺陷。以下是三月一日徐君勉给冯紫珊的信，里面所讲的璪云，便是办理香港党务的同志罗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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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璪云等大攻卓如、为之二兄，可恶已极。且云译局（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办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为一拍两散之举。此人立心之险，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气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谗言而败大局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徐君勉《致子山我兄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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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日，黄慧之给横滨麦孺博、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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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寿，邝寿民——原初稿批注。）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乞公等即行信返港，嘱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日黄慧之《致孺博紫珊伯笙孝高诸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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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先生从湾高华给徐君勉的信，里面讲这次误会的原因，经营译书局、《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的大概情形，和对于以后事业的计划，颇为详尽。最后仍然不忘革命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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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梁铁君乃南海之友，康幼博遇难，铁潜送其柩南归，后以谋刺西太后被戮北京，亦奇士也——原初稿批注。）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来往流水账，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彼等闻译局欠《新民丛报》账万余，则大惊讶，谓必无钱故欠账，岂知其中处？因弟自澳洲归后，已用去万七千余金也，（大率为公用耳，若自用者不及三千，即如汇印款亦已有数千，其余派人北行，及助智若助东中学生等，皆公用也。）此款弟皆从译局借支，非向《丛报》取者；然《丛报》之款，弟名下应支取者，约六七千金，此款一划便了。（弟书在译局出版，应分回利息与弟者亦数千金，故弟去年所用虽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强敷衍过去，未尝亏空局中款项也。）故弟所用者报款，非局款。报欠弟款，弟欠局款，故局欠报款耳。而所谓译局欠报款者，实连《清议报》全编计算之。《清议汇编》未出版，局未能收回全款，故局欠报款之实数，亦不过六七千耳。局之获利明白共见，今年本当即出年结，惟出年结必须将弟交涉之款划清。而开春以来，弟与为之即预备行程无一刻暇，（必年底乃能结，过年后二十日，弟等即来，港中人设身处地，此二十日内有暇否耶。）故未出耳。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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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彼费用颇大，去年支用三千余金。然除彼应得薪水外，尚有花红应分彼者，《丛报》亦应有花红与之，总计亦可得三千余之数，彼即有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耳。总办借支三五百亦寻常事，何足妒耶？然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然护照又阻，真不如人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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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至疑我辈，造邵公[9]抄家寿民倒盘之谣，真可骇异！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和昌隆倒盘之说，（记兄函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语。）弟去年接兄信来问，方相与共笑，谓相隔万里，捕风捉影，乃至如是，当时已有函与兄辨其妄，使兄放心，并诘此语从何而来，想兄或犹存此信，若存则请寄港以解之。弟虽极愚，犹知同志互相引重之义，虽有破绽，犹必极力掩饰，使和昌隆倒盘，其于我声名为有益乎，为有害乎，不问而知矣。我果何恶于港，即为公事相争，又岂有妄造谣言之理。彼等乃至以此疑人，真不可思议也。去年年尾接寿民来两信，信末皆有美洲传和昌隆倒盘之说，不知从何来，奇绝怪绝云云，当时弟亦以为奇绝怪绝耳。及今思之，乃知其言外有意也。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邵公家变，则是实事。当时横滨甚传，街巷沸腾，弟有电往澳慰问，随即函兄处商量，如何布告各埠，以安人心之法，此函兄当亦能记忆。其后能得小安，固属差强人意。然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至弟所发外埠信，何尝不弥缝耶，想兄亦见之也。惟在此间对惠伯一二人，则略言实情，惠伯等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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